论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下)——兼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

四、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国际上一个“走向普遍伦理”和促成“世界伦理宣言”的风潮日渐高涨。早在１９９１年 ,当代普遍伦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德国著名神学家孔汉思 ,在他的新作《全球责任———寻求新世界伦理》中提出“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的问题。孔汉思认为 ,当今世界面临着种种危机 ,只有靠“全球伦理”才能拯救人类 ,“科学技术和哲学都无济于事”①。１９９３年８月 ,为纪念“世界宗教议会”召开一百周年 ,来自世界各地的１２０多个宗教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在大会上讨论、…     

试论“阶梯式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一种发展哲学的研究新视域

阶梯式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等发展形式的重要补充;它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它能够反映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必然性、等级性、线性等特征而不能反映其个体性、偶然性、随机性、非线性等特征,难以反映事物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等发展向度;它为发展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域,为生态文明发展提供了理论判据。     

共谋的颠倒——考辩柄谷行人的“日本文学”与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

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以借助西方后现代思想进行文学批评与理论实践而著称,思想史家沟口雄三闻名于中国明清思想史研究界,由于他将“中国”作为方法而在我国学界声誉鹊起。柄谷与沟口都是极具批判精神的学者,他们拥有强烈的社会现实关切,并深谙历史乃复数之物,因为浸染在现代思想关注“语言”的大环境里,他们的写作实践均试图突破“文史哲”各自为战的局面。1980年,柄谷与沟口同时出版了各自的代表著作《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与《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此一极为巧合的现象为我们理解曾经日本知识分子在权力规训与个体抗争的张力之下,如何回应“漫长战后”提供了与当下萎缩之态可资比较的视角,它同时揭示了20世纪西方思想在日本的投射与在亚洲地域的实践。     

论初现端倪的文化经济时代——兼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论

文化工业的勃起是现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法兰克福学派片面地夸大其消极方面,将其看成是资本力量与机械化生产对人类价值的全面剥夺、扭曲与压制的工具。实际上,文化工业通过生产与消费的“文化化”过程,发挥着对社会、经济和人性发展的积极作用,使当代社会不仅趋于“知识经济时代”,也正趋于“文化经济时代”。     

迈向“中国特色”的文化建构——论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习近平从文化的维度和高度系统展开对"中国特色"的深刻论述,创造性地阐发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坚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牢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等重大问题与要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建构,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研究和阐释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是21世纪中国牢牢掌握自身文化命运的重大战略需要,也必将为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重要的文化思想资源。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理性成长——兼论“两个维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何要明确“两个维护”？“两个维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中外现代化的历史和文化的发生发展规律具有怎样的自然逻辑渊源关系？与世界现代化规律一样,近现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在苦苦寻找其第一政治前提或曰第一政治推动力：国家理性成长。国家理性成长的核心要素是国家理性、权威政府和权威领袖的建构和维护。从“康乾盛世”后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共有五次实现国家理性成长的历史机遇,也有两次关于要不要国家理性的政治文化大争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现代国家理性没有真正确立,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能量非常有限。建设国家理性的历史任务落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他们在根据地进行了初步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过了几次曲折的探索和讨论。党的十八大之后确认了“两个维护”并开展了配套改革,国家理性更加坚定地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为近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     

蒋介石“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部署和结果(上)——兼论蒋介石对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判断和防堵

蒋介石1934年就决策部署从新疆打通苏联,以获取军事援助抵抗日军全面侵华.他先后派蒋廷黻、邓文仪、杨杰等赴苏斡旋和谈判,获取了巨大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他对中共和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意图有所判断,并全力防堵,力图消灭,给红军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和被动.这也是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     

高校校园文化的特质与构建

高校校园文化是由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共同构成的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呈现出学术性、前沿性、辐射性、创新性等特质。优秀的校园文化在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挖掘民族文化之根等方面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针对目前校园建设的诸多不良倾向,高校应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美育功能,将校园文化建设纳入到学校长远发展规划的大坐标中。     

为什么说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宗教又如何作用于各种文化形式?--关于宗教与文化之关系的若干思考(之三)

十年“文革”浩劫之后,我国宗教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这种繁荣景象来源于社会的改革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解放。在宗教学术领域,则出现了学者对于宗教的认识有了观念上的更新。从50年代以至“文革”年代,社会的普遍看法是把宗教视为在历史上为社会统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宗教因此而完全被政治化为消极、反动的东西。这种宗教即政治意识形态的宗教观念对于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斗争不断冲击     

论企业文化的文化特质和经济特性

企业文化是一种经济文化。它一头抓住了提高生产力这个基础而注重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发展;另一头又抓住了发展社会文化这个枢纽,以人为本,统一员工思想,凝聚员工力量,激发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经济与文化相互交融的共同体。其文化特质鲜明的体现在企业有正确指导思想、共同价值观、自成体系的理念系统、讲诚信道德和对企业发展战略与制度的认同上;其经济特性又凸显在文化行为对企业经济活动的主导性、理念一致可降低成本、势差文化可激活企业人力资源、品牌文化可创造超额利润、企业形象可影响市场而创造效益等。     

回顾与反思：中国百年探索宗教-文化问题的思路历程——关于宗教与文化之关系的若干思考(之一)

关于宗教与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历来是人文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对传统文化之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更关系到未来文化的建设。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个问题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穷理的研究。全文由五个专题研究组成(一)回顾与展望中国百年探索宗教—文化关系的思路历程；(二)“文化”真义之我见人类精神(人性)陶铸过的自然；(三)为何与如何为什么说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宗教又如何作用于各种文化形式?(四)比较研究后的质疑宗教果真是一切文化的本体与核心么?(五)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儒家伦理而不是以宗教为准则。从本期起，本刊将分期刊出这五个方面的专题论文。     

先进文化建设与党风建设

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我党党风建设的影响,指出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构筑党风建设的精神防线。     

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普遍性

从中国古代哲学的“理-势”观念出发,对全球化应采取“理势兼顾”的态度,在参与中发挥东方的力量,促使其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在文化关系方面,必须一改西方中心的文化理解,发扬中国的“和而不同”思想,确立“多元普遍性”的观念,以作为处理文化关系与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     

文化的民族秉性和世界品格——异质性和普遍性统一中的当代文化生成之路

每一种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文化既具有民族秉性又具有世界品格。文化是实践的,文化的民族秉性和世界品格根源于人类实践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品格。探究当代文化的生成,必须注意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异质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使不同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实现文化共生与文化互融。     

中西方狂欢文化比较

狂欢是人类一种普遍性的精神文化和民俗文化现象,中西方狂欢都是被压抑心理的释放和宣泄,都具民间性、自发性、广场性、娱乐性、戏谑性、物欲的放肆、对既定秩序和权威的颠倒等特性,但是中国狂欢与主流意识形态没有截然分开,狂欢的戏谑性远不及西方狂欢活动。     

法、礼、刑的属性(上)——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从古代典籍中相关术语的语义学考释入手 ,对“法”、“礼”、“刑”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20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或儒家伦理维系的礼治社会 ,而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law)来治理的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一元性和整合性结构特征 ,决定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模糊性 ,这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分化式文化结构 ,也是迥异其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法律史学者们不顾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法文化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的法律模式来衡量、评估或裁剪中国的古“法” ,建构起一套行政法、刑法、民法、习惯法等诸法齐备且跨越5000年的所谓《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法律史研究 ,不仅无助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礼法刑之属性的认识 ,而且造成了对传统和国情特别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环境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