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顾乃忠在《浙江社会科学》2 0 0 2年第 5期撰文《论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兼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指出 ,文化的普遍性不是指各民族的文化中永恒存在着的共同性 ,而是指各民族的文化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而决定的按照共同的规律发展并经历着共同的基本形态。文化的特殊性不是指一个民族永恒地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 ,而是指每一个经历着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在其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区别于共他阶段的特殊本质 ,或者两个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各自所具有的区别于他者的特殊本质。文化…     

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文化研究中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

文化思想中普遍性因素的存在是探讨传统思想的批判继承和不同民族文化思想交流的先决条件。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可以从同一民族文化发展的纵向联系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吸收融合的横向联系两个方面来观察。文化讨论中,人们往往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就是因为没有弄清两者的辩证关系。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的时候,要正确认识与处理价值判断与科学判断、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关系,提出文化研究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正是要为此提供一个科学的基础。     

矛盾普遍性双重含义质疑

学术界许多同志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具有双重含义,即既指矛盾存在的绝对性,又指矛盾的共性。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赋予矛盾普遍性双重含义造成不可避免的逻辑矛盾。矛盾的普遍性和共性应该各自单独成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也不同于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正确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作出科学的概括。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     

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论争及其根源

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论争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权观论争的一个焦点 ,也是当代国际人权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发达国家只承认人权的普遍性 ,不承认人权的特殊性 ,认为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人权的内容和标准是绝对的、永恒的、普遍的。发展中国家认为 ,人权有普遍性 ,也有特殊性 ,在处理人权问题时 ,必须考虑到这个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多样性。论争产生的根源在于其不同的理论基础。     

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

个别与一般概念底一般意义个别与一般(特殊性与普遍性)是反映客观世界规律底个性与一般性,即客观规律底特殊性与普遍性以及二者之间底联系和不断互相转化原理底哲学范畴。这里讲的一般性普遍性或共性是同一概念,指的是各种门类事物内部底统一性乃至世界终极的统一性。这里讲的特殊性,不是仅指某个种类所属事物共同具有的特殊性,主要的是指各个单一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关于“超越”和不能“超越”的探讨

中国为什么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又为什么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为什么不能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问题。 (一) 为什么我国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范围内去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是: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普遍性的表现。实际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历史进程是相当曲折、相当纷繁复杂的,这又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表现。无论是普遍性的表现还是特殊性的表现,它们都是一定的     

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关系的诸特性

民族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它存在于民族产生至消亡的全过程。但是,民族关系的内涵和性质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有些社会的民族关系,其内涵和性质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有些社会的民族关系,其内涵和性质在本质上又是不同的;有些社会的民族关系,在内涵上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在性质上却是不同的;有些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或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有的有层次之分,有的则有内涵、性质之别。这表明各种社会制度、甚至同一社会制度不同时期的民族关系,各具其特殊性。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关系,认真探讨并进而弄清它的特殊性,对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一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坚持民族团结 维护祖国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不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存在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而逐步形成的;它也不会在历史上永远存在下去,而是会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而自行消亡。民族的发展是受社会发展制约的,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规律向前发展的。因此,任何一个民族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之中,不是这一个社会的民族,就是另一个社会的民族,不属于任何社会的民族是不存在的。 世界上存在着民族,就必然会存在民族问题。概括地说来,民族问题就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光辉著作《矛盾论》中,反复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他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     

“矛盾问题的精髓”说探源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论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时,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就是共性、绝对性,而矛盾的各各特殊便造成个性、相对性。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在哲学史上,象这样把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辩证关系提到“矛盾问题的精髓”的高度,还是第一次。究竟能否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认识史(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创立以来)关于一般与个别问题的探索过程中,去探寻“矛盾问题的精髓”说形成的理论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