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工商团体创建新式学堂的价值及意义

将所办学堂与所处环境的生产与生活密切联系，使工商团体的兴学活动与教育界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同时，工商团体兴学对官方教育出现的弊端进行适当修正，并积极实践；借助各种机会工商团体将自己的经验及愿望反馈于教育决策部门，积极影响政府对教育的决策。近代工商团体参与新式学堂的创建，不仅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而且对近代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早期现代化作出积极探索。     

清末民初商会设立的商业学堂

清末民初各地商会在中外商业贸易的激烈竞争下，认识到了新式商业知识的重要性，创设商业学堂以培养专业人才。商会创设的商业学堂有着教育目的明确、教育对象逐渐开放、教育教学设置实际和教育力量谋求互动的鲜明特点。新式商业学堂的建立，培养了大量商业人才，冲击了千百年来“重农抑商”的陈旧观念，初步改变了一些地区的教育面貌，对近代教育理念的更新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论清末新政对法政学堂骤兴的推动

清末新政与清末民初法政学堂的骤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究其原因,可以发现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新式学堂的兴起扫清了障碍,而选官制度的变化、晚清修律及司法改革的开展,加剧了社会对法律人才的供求矛盾,从而导致清末法政学堂异军突起,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清末新政时期山东的植树造林

山东的植树造林在清末新政时期备受重视，各级官吏和新式社会团体农会大力倡导，林业公司、林业会、树艺局、林业试验场、农林学堂纷纷设立，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植树造林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清末政府的农林政策，山东地方当局对发展林业的重视，德国在青岛造林的刺激以及经济效益的驱动，为当时山东植树造林获得成效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清末徽州毁学原因探究

清末,清政府为了维持王朝的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众多改革措施中,兴办新式学堂是各项改革的基础。改革需要人才,而人才必由学校培养,因此各地兴起了开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徽州地区也紧跟浪潮开办学堂,但随之而来却是毁学现象的频发。     

学堂乐歌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中的作用及意义

所谓学堂乐歌,通常是指我国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学校歌曲,也常常用于指代清末民初新式学堂中开设的乐歌课。它是随着新式学堂的诞生而诞生的,在维新变法中起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展壮大。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提出在新式学堂中开设乐歌科:1901年建立的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第一次真正将“乐歌”课列入课程设置;1907年(光绪33年),清政府学部颁布的《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三次转型与自觉探索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经历了清末传统书院向近代新式学堂的教育组织转型、近代新式学堂向近代大学的教育制度转型,以及近代大学由人才培养向社会服务的教育职能转型。其自觉探索之路在于:高等教育的转型加速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促使了高等教育的全面革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外国势力与清末新政时期口岸地区教育现代化——以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是教育改革。作为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口岸地区的教育现代化开始加速推进,大量的新式学堂在这一时期成立。口岸地区的新式学堂在课程设置、师资情况及办学经费来源方面,都表现出了与内地不同的特点,外国势力的影响得到充分体现。外国政府及教会势力的介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口岸地区新式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武汉大学起源新议

民国最早的部属师范学校之一、也是武汉大学前身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以清末两湖师范学堂等为先驱;而1916年开办、成为武汉大学另一重要源头的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则是由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等为树立武汉大学基础而成立。武汉大学实为清末张之洞在湖北所办新式学堂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发展而结出的一大硕果。     

略论清末部编教科书及对教科书的审定

清末颁布学堂章程,实施新学制,规定了各学堂的学习科目和课程标准。统一的课程标准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编写适用的教科书,以适应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课堂教学的需要,从此开始了部编教科书及国家审定教科书的新阶段.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地传统工商业城市商会——以景德镇商会为中心的考察

景德镇商会在成立、人员构成、运作中与传统社会关系紧密,商会与传统社会联系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商会在发展地方工商业、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商会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景德镇商会体现了传统工商业城市中商会的特征及其命运。     

唐宋以来移民与江右商帮兴衰的重要关系

江右商帮的形成、发展以及衰落都与移民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移民促进了江右商帮的形成,并使之走向全国,发展壮大。同时,随着江西的商人流向全国,江右商帮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征。但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逐渐走向封闭,移民运动也随之衰落,近乎停止。于是经历了500余年的江右商帮,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逐渐没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抗战胜利前后李先良与青岛市商会关系的演变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国民政府重建了青岛市政府，并任命李先良为代理市长。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李先良通过武力威胁迫使部分商会成员对其进行暗中援助。抗战胜利前夕，商会会员为自己前途计，选举出以李先良指定的人员为主的新一届商会委员会。抗战胜利后，按照国民政府的接收计划，青岛市商会被纳入以市长李先良为首的青岛市政府的管理体系之中。为了达到“把握商会，控制商人”的目的，李先良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将商会控制在自己手中，为其长期盘踞青岛积蓄力量。但是面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压力，以及商会因内部矛盾陷入瓦解的窘况，李先良不得不委派专人组成整理委员会，对商会进行整理。抗战胜利前后李先良与青岛市商会关系的演变，反映出这段时期四股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更体现了李先良对商会的强大作用。     

晋商文化及精神对现代工商管理的影响

晋商在明清发展到鼎盛时期,曾是在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商邦。他们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的晋商文化以及节俭勤奋、明礼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商业精神是其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成为我国"儒商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典范,是我国商业文化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晋商文化及精神,挖掘其内涵,坚持古为今用,将对新晋商的崛起和现代工商企业管理改革与创新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清末商会与城市粮食管理--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

天津商会作为清末时期总揽天津商务的总枢纽,主动配合官方机构,对天津粮食行业实施多层面的监督管理,保证了京津地区粮食供应的安全。     

清末商会商事纠纷调处的规范化

调处商事纠纷是中国近代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与以往的民间调解不同,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职责明确,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并制订了专门的理案规则,理案程序规范。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规范化发展,使商会理案成为优质的民间司法资源,并在民国时期改组为商事公断处,纳入了国家司法改革的法制化轨道。     

“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商会存废纷争

在革命浪潮激荡的1920年代,许多政党与阶级竞相标榜自身的革命性,而将政治对手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以此打压竞争对手并争夺政治资源与社会地位。由于受到流行一时的革命政治文化影响,即使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甚至也出现了类似你死我活的激烈纷争。例如,新成立的商民协会与清末即已诞生的商会,虽然都是商人团体,过去通常称之为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团体,但两者之间同样也围绕着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话语,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相互争斗,使商界内部一度陷于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是颇有影响力的商会被扣上了"反革命"的黑帽,直接涉及商会存亡绝续的重大历史命运,因而在当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     

浙江商人与上海总商会探析

文章依据各年上海总商会名录,对浙江商人（以宁波帮为主干）在上海总商会中的地位、作用作了详尽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文章认为,浙江商人是上海总商会的实际创办者,并且长期掌握着总商会的最高领导权,在总商会会董、会员中,他们也始终占据着半壁以上"江山",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是在浙江商人的领导下运作的．     

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研究

1927年11月,一群在上海总商会商业夜校求学的职业青年,仿照学校童子军组织形式,自发成立"商夜童子军",随后易名为"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该团成立以后,参加了孙中山奉安大典、募捐赈灾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尤其是在"一.二八"战役和全面抗战时期,团员们冒烽火,忍饥寒,抢救伤兵难民,护运各类人员物资,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