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群发展背景下较大的市立法权之扩展

城市群的发展对于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扩展较大的市立法权则是回应这种挑战并满足城市群发展法制需求的必然要求。它具体包括较大的市数量的增加和立法权限的扩大两个方面。然而,较大的市立法权的扩展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关于较大的市立法权的认识、较大的市的认定标准,以及现行立法体制与立法批准制度等。就较大的市立法权扩展的具体方案而言,增加较大的市数量可供选择的方案有"回归宪法型"、"市场准入型"和"市场+控制型"等三种,而较大的市立法权限的扩大则涉及完整的地方立法权的赋予、辅助性原则的确立和允许地方立法协作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在此次《立法法》修改中予以积极反映。然而,在已公布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城市群发展背景下较大的市立法权扩展的规定仍存在问题,应当改进。     

设区的市立法权限限制研究

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设区的市立法权限涉及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立法法》对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规定,未能顾及“较大的市”和部分新赋权的设区的市立法的实际需求。在立法实践中,某些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越过了立法权限的边界,存在越权立法的现象。因此,需要调整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限制模式,建立纵向合理的立法“分权”体制,赋予设区的市相对完整的地方立法权,并通过立法批准等控权机制加强对设区的市立法的监督和指导。     

新法背景下市级立法主体的权力运行路向及其制度辅佑——以河南省为例

以河南省为例分析,认为新《立法法》颁布前,市级地方立法权主体所制定的多为城市建设和管理、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没有出现扩张自身权力的倾向,但突出了更多城市对地方立法权的迫切需求。提出新《立法法》给地方扩权留下了空间,并且没有明确"较大的市"之含义;《立法法》的修改使我国地方立法权面临的问题,从对立法主体资格的限制转为如何对地方立法权进行规制;未来市级立法主体的权力放开,需要把握尺度,并且配套相应的制度架构。     

汕头市与其他较大市立法权比较研究

我国特区级市及较大市的立法权是一个全新的法域，值得研究。本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汕头市应遵循的立法模式，提出了汕头市立法的基本构想。     

较大的市立法的制度变迁及其改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较大的市立法制度经过了数次变迁,主要表现在较大的市的涵义及其立法权的配置两个方面。造成我国较大的市立法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可以提供分析参考。但是,当前我国较大的市立法制度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如立法效率低下等。为此,调整和统一较大的市的涵义或范畴,以及扩大较大的市立法在区域立法中的参与范围和作用,是两项可行的改进方案。     

《立法法》视野下的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兼议《行政诉讼法》第52、53条之存废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问题是行政审判的核心和关键,涉及到司法权与立法权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带有司法审查的性质。《立法法》对法律适用规则的明确规定,为人民法院正确处理各种法律法规冲突提供了统一的法定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在修改时完全可以取消现行第52条和53条的规定,而改为直接依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毋庸再行区分是法律法规还是规章从而决定是＂依据＂还是＂参照＂,而可以直接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选择合宪合法的法律规范来进行裁判。     

“设区的市”立法赋权的理论定位与行权的对策建议

赋予全部"设区的市"立法权,既是渐进式的纵向分权的体现,也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优路径。"设区的市"拥有立法权并非"违宪",而是宪法规范对社会的滞后性反应,从规范与事实的龃龉角度可以作出解释。《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的"等"字规定,应从立法实践与草案三稿变化得出"等外"之义,而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的内涵应从短期与长期两个方面作出理解。此外,新修订的《立法法》通过备案审查制度在制度框架内化解了"较大的市"立法事项收缩与法定事项以外的法规效力之间的张力。在"设区的市"行权问题上,未来的对策应从设置立法机构、强化人大对立法的主导地位等角度考虑,通过多层次的审慎举措推动地方立法实践的良性发展,使之契合国家治理的导向和良法善治的要求。     

试论法律解释必要性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法律解释是对于法律文本的意思的理解和说明.其作为法律实践的重要一环,紧密维系着立法权和司法权二者的关系.法律解释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与改革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将围绕法律解释的必要性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浅析“摩西十诫”与西方传统法律文化

＂摩西十诫＂对欧美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它不仅是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源头,而且还决定着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与特征,从＂摩西十诫＂中衍化出的＂尊重契约和社会秩序＂以及＂关注私法和个人权利＂等理念成为了西方法律文化最鲜明特点之一,同时这也是＂摩西十诫＂留给法律世界的宝贵遗产。     

设区的市开展地方立法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修改后的《立法法》全面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是深化地方改革、扩大地方自治权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但由于此次大规模赋权中,立法机关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前瞻性等方面考虑得不够充分,加之立法解释的滞后性和相关配套制度的欠缺,使得地方立法权主体扩容面临着诸多风险与挑战.这些风险与挑战主要体现在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范围、立法能力、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法制化三个方面.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需要充分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厘定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加强设区的市的立法能力建设,加强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指导、监督,建立健全对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的定期评估制度.     

法律保留原则对地方行政立法权的规制——以兰州市路桥费开征为例

以《兰州市贷款建设路桥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是否与法律保留原则冲突为例进行分析论证,探讨了该原则对地方行政立法权规制的重要性,并对如何有效防止行政立法权的滥用做了探讨。     

司法与立法的分工与合作——行政诉讼法和其司法解释的关系探讨

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侵犯了立法权。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法院制定抽象性规则也是国际社会的通例。用德国法学家拉伦茨的“漏洞”理论考察,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性的司法解释是对行政诉讼法的不可缺少的“解释”,“漏洞”的填补,以及“具体化”;它没有侵犯立法权,也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而不应该由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然而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许多不足仍然是司法机关所无能为力的,而需要立法机关承担起“创造法秩序”的责任。研究行政诉讼法和其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于促进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各自所负的职责。     

论埃塞俄比亚侵权行为法对中国侵权行为法的借鉴意义

埃塞俄比亚侵权行为法别具一格,具有鲜明的特色。研究其立法体例和具体规定,对我国侵权行为法应采用何种立法模式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论地方先行立法权

地方先行立法权是我国《立法法》第64条第2款赋予地方立法机关的一项权力,具有创新性、从属性、试验性和效率性等特征。地方先行立法权的行使必须满足主体适格、范围特定和条件成熟三项要件。针对地方先行立法权行使可能造成的危害,我国应从时间、内容、程序三个方面对其予以规制。     

论电费回收的法律适用

面对日益严重的电费拖欠,电力企业在依法回收电费的实践中,遇到了法律适用的困境。采用《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虽然有利却因用户的抵制而难以推行,而作为具有经济法法律规范性质的《电力法》,不但没有发挥保障电费债权的作用,反而做出了过多限制,造成了利益失衡。因此,必须直面电费拖欠现状,重新审视电费回收的立法取向,在《电力法》的修改完善中,充分保护电力企业回收电费债权的法律权利。     

新获立法权设区的市立法语言的检讨及改进——基于安徽省51部地方性法规的实证分析

2015年3月15日《立法法》修订后，全国200多个设区的市首次获得了地方立法权。但通过对安徽省的实证考察发现，这些“晋级者”们由于立法经验匮乏，缺乏专业人才等因素，出台的地方性法规还存在立法名称使用缺乏统一性、立法根据表述缺乏科学性、立法语言表达上存在模糊性、立法修辞逻辑缺乏严谨性等问题，这有悖地方立法权扩容初衷，有损地方法治化进程和地方人大公信力。对新获立法权设区的市而言，目前亟待加大对相关人员立法用词用语知识技能培训，引入语言修辞学专家进入“智库”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立法用语“护航”等路径措施，提升立法语言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论立法意志及其保障——兼及《立法法》的“人民意志”条款

立法法,因其特定的立法宗旨和目的而成为我国基本法中的基本法。其意义如此重大,自然引来人们诸多挑剔的目光,即将施行的立法法真的已尽完美了吗?本文认为,立法法对其立法意志的关注尚嫌不足,一方面,功利性的立法动因冲淡了立法的人民意志性,另一方面,立法中立的良性机制又难以真正确立。而立法的人民意志性无疑是一切法的精神支柱和生命之源,它将成为立法法所追寻的根本价值目标,并最终归结于委托立法体制的选择。     

转租制度若干问题研讨

转租是市场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它有放任主义、限制主义和区别主义三种立法模式,我国《合同法》采限制主义立法模式。无论是同意转租,还是自行转租,其法律效力问题均值予以明确。房屋转租中的优先购买权有顺位性,在其受到侵害时,应予以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