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嵩焘与太平天国起义

郭嵩焘力促曾国藩、左宗棠出山 ,并用“创业垂统”观构建不同绿营制的湘军体系 ;又最早倡议建立水师 ,成为太平军的克星。郭奔忙于高级战将之间 ,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被湘军集团公认为“高参” ;最初想出开厘筹饷之计并付诸实施 ,郭嵩焘实为始作俑者之一 ,厘金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 ;他又因时度势征盐税和关税 ,再开两道财源。郭调兵遣将剿灭农民武装 ,将其残部镇压在血泊之中。心忧时局的郭嵩焘及时反省这种血的教训 ,企盼为延缓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作“资治”的“通鉴”。     

开眼看世界与郭嵩焘的教育思想

郭嵩焘是晚清首任驻外公使、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走向世界的先驱者。本文以西学东渐与郭嵩煮开眼看世界为线索,系统论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郭嵩焘在对近代中西文化教育的比较借鉴中,洞察到了教育在提高民族素质以及一个国家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他不畏清议,极力主张经世致用,“用夷变夏”,全方位效法泰西,用“实学”取代“虚学”。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先驱者地位是无法抹煞的。     

试论郭嵩焘政治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异同

郭嵩焘和其他洋务派人士一样,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思想,但与其他洋务派人士不同,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这使他超越了洋务思想的理论框架,彻底颠覆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理论根基,为变革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思想启蒙和理论探索。     

论郭嵩焘思想的前瞻性

郭嵩焘是近代思想史上前瞻性人物。他赋予古老的富强观以近代涵义;他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源性,从一侧面对“西学东源”提出了批评;他是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批评者,他的本末观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是一大突破。     

丁日昌与郭嵩焘的友谊

丁日昌,广东丰顺人,郭嵩焘,湖南湘阴人。他们与李鸿章均为洋务派的佼佼者。他们的政治主张相同,又一同受到顽固派的排挤、攻击;他们同病相怜、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支持,贯彻始终。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非同一般。     

试论新加坡国民意识的形成

在长达14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下,新加坡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殖民当局采取的自由放任和自由移民的政策,形成了独特的多元社会。1959年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后,人民行动党面对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的矛盾与冲突,采取谨慎的态度,通过形成共同价值观的方法,促进新加坡国民意识的产生。新加坡国民意识的形成对新加坡各种族的和谐以及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经济现代化都起重要的作用。     

郭嵩焘的晚年思想

作为支持洋务运动最早的一批人士之一,郭嵩焘一直思索着中国的根本出路。晚年的他看到洋务运动的开展,并没有使中国有多少起色,开始严厉指责洋务运动的弊端。他提出富强之本应是“人心风俗、纪纲法度”,企图从人心入手,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郭嵩焘是程朱理学的坚定信仰者,他赞美西方,绝非想把中国变成西方,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内部弊端。在他看来,西方的制度所包含着的实质精神(如求实、便民等)与中国的圣人之教有相通之处。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赞美和对中国现状的抨击,力图重建秦汉以来失落几千年的真正的儒家圣人之治。     

论湘军集团及其与郭嵩焘的关系——关于郭嵩焘研究的一个先决方面

郭嵩焘,湘军地主阶级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创业者群体的核心成员,该集团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湘军集团意识形态的特点是自由化。它的创业者们战胜太平军后,跃居当权派主流地位,并形成一个抗礼清廷的政治实体,同时推动了地主阶级全面自由化的进程,也启动了与现代化接轨的一个文化新时代的闸门。洋务运动,实际是这一政治实体的政策性行为,也是中西文化交融与较量的开端。它受到地主阶级政治权力结构中固守“夷夏大防”前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非主流派别的抵制与反对,郭嵩焘遂成为众矢之的。离开湘军集团的思想与政治背景,郭嵩焘研究容易片面化     

简论郭嵩焘的护侨思想与活动

郭嵩焘出使西欧期间,认识到华侨在通商国防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保护华侨的积极主张,并身体力行,爱侨护侨,其思想与活动有利于打破清政府的海禁政策,是开启侨务近代化的先驱。     

郭嵩焘新化行吟考——道光、咸丰间郭嵩焘的两次新化之行

郭嵩焘有两次新化之行: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二月初一日至次年三月之季,郭嵩焘就馆新化,计时近4个月,是为郭氏第一次新化之行。又咸丰四年(1854)七月下旬,一直到十二月下旬,几乎整个下半年,郭嵩焘有一次完整的宝庆筹饷之行,宝庆府属邵阳、新化、武冈、城步、新宁等五州县均都走遍,其中第二站就是新化,是为郭氏第二次新化之行,计时约2个月有余。郭嵩焘两次新化之行有其原委,考察其行程可发掘个中缘由。在此基础上,又对其沿途吟咏之诗作一考证、分析、介绍,间或亦评之耳。     

试论传统儒家意识产生的机制

意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活动或思维活动的结果,类似于意识。在今人看来,意识是抽象精神思维活动的结果。中国古人却不是这么看。在古代儒家看来,意产生于心、产生于志。意是心意、志意。而古代的心指气质之心,志也是气质活动。因此,由心、志所产生的意也是一种气质活动。也就是说,思维是气质活动。意识是气质活动的结果。这便是古代儒家意识产生的机制。     

浅析郭嵩焘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超越

士大夫作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担负了传统文化承载和传播的使命.生存于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他们逐渐形成趋于一致的价值取向:充当帝师王佐的功名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文化优越感和"夷夏之辨"观念.作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郭嵩焘本属于这一群体,但却以独立的人格精神、独特的思想逐渐突破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局限和柬缚.他是最早亲历西方世界并极力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他的思想和实践在当时实现了一次新的进步和超越     

从郭嵩焘出使看中国的近代化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派郭嵩焘作为首位常驻大使出使英法.郭嵩焘出使的凄凉结局预示着中国近代化的挫败.通过郭嵩焘出使的始末可以理解中国近代化为什么必须经过痛苦的、长期的、曲折的历程.     

郭嵩焘的治河思想及其当代借鉴意义

郭嵩焘不仅是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更是一位以精通洋务而著称的洋务思想家。其洋务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外交层面,而是把办理洋务提升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郭嵩焘的治河思想就是其洋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治河方略、治河技术、治河保障措施体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观。郭嵩焘的治河思想对我们当今的河道治理,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河道的综合治理和开发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略论郭嵩焘的先知先觉

在中国近代史上,郭嵩焘是和“曾左彭胡”一道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虽然他的官运间阅远不及“曾文正”、“左文襄”之显赫,也跟与他一同被诏出山、　生出身的曾国荃相差悬殊;但他的先知先觉,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却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人,更是“曾左彭胡”儒家正统思想派所不能同日而语的。郭嵩焘的先知先觉,集中到十点,就是他通知夷情、明辨本末,第一个提出学习西方应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些见解不仅超越了成、同时期大多数洋务派人物的水平,而且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路…     

论郭嵩焘对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重要贡献

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大使,在西方国度上亲身感受铁路的便利迅捷,火车带来的国强民富,积极接受西方人士的游说与建议,竭力要求朝廷开拓中国运输新事业,坚决反对沈葆桢拆毁吴淞铁路.他依据中国国贫民穷的现状,主张循序渐进兴修铁路,抨击清流派欲借洋款大兴铁路,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铁路观.郭嵩焘顺应世界潮流,热情宣传和鼓动中国兴办铁路,履行了一个先驱者的职责.     

论郭嵩焘的“人心风俗“思想

郭嵩焘在办理洋务、出使西洋的过程中,初步分析、引介了“开放”、“求实”、“重商求利”等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并以此为参照标准,批判了“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粉饰作伪”、“虚文”、“浮躁”等中国传统的落后社会心理,为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湘军人物对传统友道之践履——以刘蓉与曾国藩、郭嵩焘的友谊为例

儒家传统友道是维系湘军集团的一个重要纽带。湘军元老刘蓉与曾国藩、郭嵩焘三人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将这一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湘军集团能够在错综复杂的近代史上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郭嵩焘出使期间与上野景范的交往

因“马嘉理案”,郭嵩焘被清廷作为首任驻外大使派往英国;在出使期间郭嵩焘与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范等人进行了大量的交流,通过交往他对当时日本国内改革情况有了一定的认识。     

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超前思考--论郭嵩焘学习西方的"本末"观

郭嵩焘是清代封建士大夫阶层中首先转向西方寻找真理并开始探索近代化道路的先行者之一.他的独具特色的向西方学习的"本末"观,不仅超越了前人,而且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其他洋务派人物的思想水平,成为中国近代化的思想先导.他的思想表达了他深层的爱国情怀与追求真理的巨大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