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这块文学界碑不容忽视——三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正> 中国近代文学史,学术界一般指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八十年文学发展的历史。近年来,有些同志鉴于中国近代史起迄年代说的变化,也主张将近代、现代文学史合起来,统称之为中国近代文学史,即把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下限定为1949年。我以为并不十分妥当。史学界有部分同志主张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定为1840——1949年,主要是认为历史分期应以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为标志。而中国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经济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中国近代史科学研究的历程

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认识和编纂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工作就逐步展开了。一方面是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另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来研究这段历史,几乎是在同一个过程中所进行的。在旧中国的几十年中,近代史著作影响较大的有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3年),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5年)、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1947年),李剑农的《中国近代政治史》。这些著作在史料的蒐罗编次以及历史事件的解释上不无可取之处,有些史家的激越的爱国热情也自然地倾泻在他们的史笔之下。但总的看来,缺乏大规模收集资料的坚实基础,而贯穿于其中的又是唯心史观,不能形成真正的科学。其中如蒋廷黻的著作,充斥着对历史的曲解。     

一个新领域:近代中国“前史”研究

在中国通史的大体系中，所谓“近代”一般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余年间的历史。通过近年来的研究实践，这一分期已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接受，形成共识。但值得注意的一种研究倾向是，在认同上述分期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却从此躲进这百余年的时间范围内，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局限于这一短时段，对古代中国步入近代的历史过渡时期缺乏深入的逆纵向考察。翻开现行的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我们会发现，虽然各种教科书均设“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一节，但观其内容，都是作为近代史的背景加以介绍的，字数…     

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

“概念史”是伴随“语言学转向”而在德国兴起的一种史学类型和跨学科研究领域.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概念史手法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方法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逐渐形成了东亚近代知识考古、数据库研究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近代新名词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总体而言,概念史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身份未明、时代未定、平台未建的起步阶段,有志者当从系统译介德国概念史成果、组建概念史合作研究团队、出版概念史研究集刊和丛书等方面继续努力.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争议问题指正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程之一,是进行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课程.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的改进问题日益突出.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应以1949年为界,1840-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1949年以后为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840-1911年为第一阶段,1912-1949年为第二阶段;中国现代史的下限应当定在2006年.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争议问题,广泛运用多媒体、互联网等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内容和手段进行改革.     

毛泽东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在毛泽东的许多理论著作,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著作中,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历史作了完整的回顾和总结,并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对中国近代历史作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总结。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析和总结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些进步的历史学家和建国后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理论依据,使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科学的历史学研究。同时,由于时代的发展,理论方法和思想认识的发展,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某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不尽科学,这就要求我们“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回顾和总结毛泽东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关系,对于我们更好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深化和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无意义。 一、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论概述与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发展线索及分期问题的讨论 旧史家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或沿用传统的治史方法,或袭用西方的一些治史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开展有关史料收集、考订或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工作,并从30年代开始,相继出版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中,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蒋廷(?)的《中国近代史》     

当代学术史研究刍议

目前学术界关于1840年至今的这一百六十余年历史的分期,通行的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三段法:即近代、现代和当代,“近代史”指1840年至1919年这一段,“现代史”指1919年至1949年这一段,“当代史”则指1949年直到今天。一种是两段法:1840年至1919年为“近代史”,1919年至今为“现代史”,在“现代史”内又区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段。另外,也有学者按照朝代更替的办法,将这段历史分为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无论按照那一种处理办法,1949年至今的历史构成一个独立单元。就我个人已往的研究兴趣而言,主要是…     

社会思潮与历史足迹──读戚其章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

社会思潮与历史足迹──读戚其章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李侃近十余年来，由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有关近代中国各种专题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可以说成果丰硕，迭出新说。就中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成绩尤为显著。在诸多近代思想史论著先后问世之后...     

19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撮要

由《社会科学战线》及全国25个学术单位联合发起的19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9月20日～23日在安徽省绩溪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史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这是继1985年成都会议之后,中国教案史研究工作者的又一次盛会。教案史研究涉及近代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和中外关系史等诸多方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近年来,随着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教案史的研究工     

中国近代道教史研究展望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之一,但是,在一方面由人类学,另一方面由基于藏经文本的古代历史研究所主导的道教研究中,近代道教史直至今日仍旧处在边缘的境地当中。“近代道教史”这一提法,所指的是这样一些研究,即在社会、政治近代化进程这一背景下,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道教制度、实践和思想的变革,并且除了利用田野调查、口述历史和道教资料进行研究外,尽可能广泛地使用历史性的资料。除了其固有的旨趣外,近代道教史也应当表明,道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社会的本质性因素之一,在近当代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与道教共同演进,并对道教的变革与力甚巨。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道教史这一研究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将会与日俱增。目前这一研究领域正在全面铺开,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介绍这些著作和计划中的一些显著特征,并为其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尤为具有研究空间的线索。     

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下限问题说开去

长期以来 ,我国史学界一直把 184 0年至 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与 1919年至 194 9年的“中国现代史”分为两个学科。这种划分 ,只是为了某种政治效果 ,在学术上没有多少道理 ,专家们很早就提议把这堵墙拆了 ,并已达成共识。 1997年 ,在《近代史研究》杂志出满 10 0期的时候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作者、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胡绳先生重提“拆墙”的建议 ,他说 :“把 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 ,视为一个整体 ,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 ,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 ,有头有尾…     

近代甘肃警政研究初探

警察制度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产物。研究近代中国警政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就清末民初的西部诸落后地区而言,近代甘肃的警政建设在许多方面具有典型性。研究近代甘肃警政史,可为近代中国警察制度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有助于完善近现代中国警政史乃至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的总体结构研究;同时,这也是认识近代甘肃历史社会的一条有效途径,对深入研究近代甘肃史、西北史均不无补益。目前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研究成果相当薄弱。本文试从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深入研究的史料等方面对近代甘肃警政研究做一初步探讨。     

批判华岗关于中国现代革命若干问题上的谬论

前言冒牌“学者”华岗不僅是个剽窃、篡改的能手,而且是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当人们还不可能广泛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还来不及著有很多科学的历史著作时,华岗便在革命队伍中,利用种种有利条件,抄凑成几本近代史、现代史方面的“著作”,乘机窃取了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称号。但这种剽窃成文,据为己有的丑恶行为,并没有引起华岗内心的惭愧。在全国解放后,著名华岗的有关近代、现代的历史“著作”更不断地出版了: 1949年11月,出版了11万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     

“地方政治史”研究杂想

这里所记只是思维的碎片。王毓铨先生认为：“不论搞经济史或其它什么史,政治史总是研究历史的主干和基础,研究其它史不能没有政治史的基础知识。”深有同感。何况研究中国历史,政治史有特殊的重要性。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框架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框架问题,直接的涉及中国近代史的主轴,线索以及联结点。中国近代史主轴是什么?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考察一下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演变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一种总趋势。但这种趋势,在中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了变化,它发展的趋势已不是旧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但按其性质来讲,“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     

60余年来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第一次改革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为了更好地推动国内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文章主要对百余年来,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回顾与检视,勾勒出晚清政治史视域内的洋务运动史研究脉络。纵观其研究历程,大致经历了学术＂冷宫＂、洋务研究＂热＂潮、冷却后的再出发这样一个发展轨迹,学界对洋务运动评价的否定肯定之起伏转变,亦成为洋务运动史研究自身迂回曲折命运之缩影。     

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初探

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末为解决学堂教科书剧缺矛盾 ,翻译了大量西洋史教科书 ,这些教科书不仅对当时学堂的历史教育 ,对改造普通中国人的“世界”观 ,而且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 ,都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语境中 ,汉译西洋史教科书还具有“救亡”的资鉴意义 ,表现出了强烈的功利色彩。     

关于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若干认识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人对于现代化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由“四个现代化”转变为现代化是“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一个包罗宏富的转变过程”。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革命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现代化范式”可以将革命史的内容包含其中,与“革命史范式”相比,“现代化范式”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实际情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     

怎样选择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口

建国4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辛亥革命史、太平天国史、戊戌变法史以及洋务运动史等尤为突出。在此基础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如何突破?尤其是怎样选择突破口?这是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必须回答并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1981年,刘大年首先撰文进行探讨,提出“从经济史突破说”。他指出:关于突破口“可以有各种回答。例如说,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钻研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高理论水平;或者说,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加强专题研究。无疑地,这些都是正确的回答。”但他认为:目前应该划定“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为突破口。(《光明日报》1981.2.17) 刘大年的看法抓住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突破这个关键性问题,并且提出了突     

近代戏曲史的跨度及其分期问题

关于近代戏曲史的跨度目前有两种意见:一是仿照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体例,将1840-1919年的戏曲视为近代戏曲史,1920-1949年的戏曲则划归现代戏曲史;二是将1840-1949年的戏曲都作为近代戏曲的研究对象.“五四”运动对近代戏曲的影响不是太大,不必分为近、现代两个段落.在汉语中,近代、现代的含义并无严格区别,在英语中则是同一词汇,“近代”一词能指称1840-1949年的戏曲.有人将近代戏曲分为1840-1911、1912-1937、1938-1949三个阶段,这一以社会发展史为依据的划分并不能准确反映近代戏曲发展的阶段性,以20世纪初为界将近代戏曲分为前后两期比较符合近代戏曲史的实际.研究近代戏曲史的跨度和分期问题,既不能脱离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但又要注意到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社会历史进程并不完全同步,不能简单地用社会革命史的进程来代替戏曲史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