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符石匮“工”字考辨

现存于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文化馆内的“虎符石匮”是一件历史久远、十分珍贵的档案实物 ,目前国内发现就此一件。它的史料价值在于确凿无误地佐证了西汉末西海郡的地理位置、设置经过及王莽秉政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虎符石匮长 1 .3米、宽 1 .1 7米、高 1 .1米 ,正面从右至左凿刻有“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 2 2个篆文字。字分三行 ,每字约 1 0公分见方 ,浑厚苍劲 ,清晰可辨 ;石虎昂首卧伏、古朴凝重 ,充分体现了西汉雕刻艺术的风格 ,虽经近二千年的风雨沧桑 ,但仍虎虎有生气 ,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对于 2 2个字…     

对长春出土咸丰八年《碑记》的研究

1982年8月,在长春清代财神庙遗址出土一块石碑。碑高七十三公分,宽二十八公分,厚九公分。白玉石刻,无碑座。碑文十八行六百六十三字,楷书,字俊秀清晰(有两字脱落),四周无纹饰。碑阴在回形花纹环绕内,镌刻公立“碑记”者的职称和一百四十人的姓名以及佃租地亩数,计四百八十九字。这块碑由清代“长春厅西北夹荒恒裕乡”四甲民户所立,刻记于咸丰八年十月初一日(公元1858年11月9日)。碑文铭头曰:《夹荒十一十二十四十五甲纳租报竣章程碑记》(以下简称“碑记”)。     

师克盨盖考释

此师克盨盖系一九五七年三月间,西安商业学校熊本周同志捐送陕西省博物馆,为其先人步龙先生遗物,(闻步龙先生在清光绪间曾任教三原味经书院)器早佚。盖通高八、五公分,口宽一九、九公分,口长二七、八公分。铭文(图版一、)凡一百四十四字,又重文三、盖面铸夔龙纹饰。据郭沫若先生考订:“大克鼎称其祖为师华父,官职为师。此师克亦称师,表明世袭,可知克系同一人。铭文第三行又下(?)字,见录伯(戈冬)(皀殳)、单伯钟、毛公鼎、王国维释劳。案此铭多一(?)(凡字),当是声符,准凤从凡之例,此当为奉之初文,会意,凡声也。”     

“节孝坊”

“节孝坊”在顺德杏坛镇古郎乡圩坊附近，距百岁坊不远。建于清代嘉庆三年（1798年）。牌坊为四柱三间，三楼式庑殿项建筑，前临小涌，方向东，偏南20度，全高4．25米，底基宽5米，门宽3．3米，柱根有抱鼓石，现存四块。为旌表伍文光妻子林氏，孝奉家姑而立。坊表上额两面刻字，正面中央石匾竖刻“圣旨”二字，其下横批刻“节孝”，两旁石柱分别刻有“钦命广东布政使口口布政司口口处士伍文光妻林氏立”、“嘉庆三年立夏吉日建”字样。背面横批石匾刻“奕世流芳”四字，坊为花岗岩石构筑。1991年5月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甘酒石”

“甘酒石”又名“甘州石”。 这块巨石,南北长八米,东西宽五米,高三点四二米。它座落在河西走廊的咽喉——古浪峡内。峡之西口距古浪县城约八华里,这段峡长约十二华里。峡东为铁柜山,西为铁路崖山;两山平行对峙,巍峨高耸;古浪河由东向西而去,水流湍急,气势雄伟。 古浪峡地势险要,在军事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为历代岳家所争之地,当地群众称为“虎狼关”。“甘酒石”就卧在入峡六华里处一块较为平坦的台地上。 这块全县人民家喻户晓的巨石,是古浪县的一大盛景,被列为县级保护的文物。     

嘉峪关

嘉峪关为明代万里长城西端的重要关隘,始建于明朝洪武五年(公元一三七二年).距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但整个关城保存得比较完整,雄姿不减当年。嘉峪关,从“首筑土城”到精湛、雄伟坚固的关城建成,形成一个局部的军事防御系统,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据历史资料记载,明朝洪武五年,征虏大将军冯胜下河西,以嘉峪关为中外巨防,西域入贡必由此,选“九眼泉”西北坡上,置关首筑土城;弘治八年(公元一四九五年),兵备道李端澄构大楼以壮观,望之四达,大楼即嘉峪关楼;正德元年(公元一五○六年)八月,兵备付宪李端澄监修起东西二楼及官厅、夷厂、仓房等:嘉靖十八     

孟庙·康熙御碑亭

康熙御碑亭位于孟庙第三进院东侧,建于清代。碑亭双重飞檐,碧瓦覆顶,彩绘斗拱,灰瓦立墙,四面为红色花棂门,建筑富丽华美。亭内放置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皇帝亲书“御制孟子庙碑”一幢。此碑为孟庙现存最大最完整之碑,高3.16米,宽1.42米,碑额浮雕泰山祥云,二龙戏珠,精湛逼真     

古代中国人民发见石油的历史

石油,又名石漆、石脑油、猛火油、雄黄油、硫黄油。最早记载石油的,是张华博物志(书成于三世纪末年)、,当时称为石漆。志称: “酒泉延寿县(甘肃玉门县东南)南,有山泉,注为沟,其水有脂,如煮肉汁,把取著器中,正黑,如不凝膏,然之极明,但不可食, 此方人谓之石漆”(初学记卷八引)。后来在唐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陇右道肃州玉门县(甘肃玉门县)下又称: “石脂水,在县东南一百八十里,泉有苔,如     

晚清官吏薪俸收入概况

清代官吏薪俸收入。可以说是于史无征的,《清史稿》中就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要想探究晚清官吏薪俸收入,只能于当时人物的日记、书信、笔记或回忆录中求之。但此辈士大夫承王夷甫余绪,常讳言钱,偶尔涉及,也极简略。不过就这类东鳞西爪的零星记载加以推究,是不难由一斑略明梗概的。 一、俸米与薪银 清代官吏正俸收入分俸米与薪银两项。同治以前俸米发实物,分春秋两季发给。郭嵩焘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三日记说:“以秋季俸米託贺云湖代领”。五天后收到俸米七石八斗。郭时为翰林院编修,他的薪银多少,日记中始终不着一字。又如翁同龢同治九年十月十九的日记云:“今年初领三品俸(十三石九斗)”翁时为太仆寺少卿,对于自己的薪银也始终没有提及。按:编修为七品,由郭、翁俸米数推算,每级俸米数差额约二石余,则头品俸米半年约十八石多,余可类推。     

明初冀东移民中的故元官属遗民

在明初冀东地区的移民队伍中 ,有一种类型比较特殊 ,这就是故元官属遗民。此类移民主要发生于洪武和永乐两朝。明政权在建立之初 ,退守漠北的故元残余势力时常南下骚扰 ,对明朝新生政权构成威胁。在这种形势下 ,明政府一方面在北部边界屯驻大军 ,以随时抵抗蒙古势力的进攻 ;另一方面则实行“空边”政策 ,即将塞外边民大量迁入内地。这些被迁往内地的降民 ,大体分远近两种类型 :远者迁至江南、四川等地 ,如洪武元年 (136 8年 )八月将一批元故官迁往南京 ,洪武二年(136 9年 )迁幽燕之地的蒙古降民于南方 ,洪武三年 (1370年 )迁蒙古降民于四川 …     

郭沫若旧体诗词楹联注释的再商榷

最近,我在《求索》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和《湖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就有些注家对郭沫若旧体诗词和楹联的注释,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近日读《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的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疑点,兹提出质疑,望编注诸家和读者不吝赐教。一、说“商盘”抗日战争期间,沈钧儒和郭沫若同在国统区中心,他们时相过从,情深谊笃。沈钧儒爱石,“凡游迹所至,必拾取一二小石归,以为纪念”。侯外庐曾榜其斋曰:“与石居”。郭沫若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亦填《水龙吟》词以赞。词上阙开头一二句是:“商盘孔鼎无存,禹碑本是升庵造。”(《蜩螗集》) 所谓“商盘孔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的注释是:“商盘,殷代的青铜器,一般铸造精美,刻有铭文。孔鼎,指卫孔悝鼎,《礼·祭统》载有此鼎铭。”这里对“孔     

南朝的租调制度

<正> 由魏晋迄唐代两税法的颁布、租和调一直是封建政权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两个主要项目。但各个阶段的租调制度,从剥削数量到剥削方式,又都不尽相同。宋、齐的田租征收多少,史书里没有记载。我们知道,东晋孝武帝在太元八年(383)对田租进行过一次调整:“又增税米,口五石”。“口五石”可理解为一丁纳米五石,半丁纳米二百五斗。在梁武帝进行赋税改革时,所规定的田租数量也是这些。这说明,东晋太元八年以后的田租数量和梁的田租数量是相同的。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介于东晋、萧梁之间的宋齐二代,它们的田租制度应与晋、梁相同。而梁的田租制度,不过是继承东晋、宋、齐的成规罢了。     

陵县平原君墓考

<正> 陵县县城城里有座古墓,墓前石碑高约二米,碑正文为“平原君基”四个大字,落款是:大清嘉庆十六年岁次辛未孟夏,知陵县事浙湖沈瑊重立。墓碑既为重立,则此前当有平原君墓之石碑立此;另外,七十年代陵县修环城河从墓前通过,地下出土有一雕石卧虎,据此推断古墓属真古墓,非后人假托。墓主是谁?部分志书如《长河志》、《陵县县志》推断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公子赵胜。《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赵胜“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东武城《史记》正义注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八)

本章译文主要概述了第六世噶玛巴统瓦顿丹的生平事迹.第六世噶玛巴出生于噶玛附近的俄木地方,第五世噶玛巴的弟子俄木巴恰斋瓦认证他是噶玛巴转世后,为他举行坐床大典.八岁时,大德索南桑波以轿舆迎请法王至沃喀扎西塘正式出家受沙弥戒,赐法名为却扎贝桑波.此后,随从第三世红帽系活佛、索本噶西巴等上师修习所有佛教之教言、灌顶、修法等,诸位上师并将噶举教法全部传承给他.第六世噶玛巴一生致力于发展噶仓噶举的宗教仪式、仪轨.因为传统噶玛噶举所强调的是禅修,而祈祷和仪式往往被忽略了.他为噶仓噶举制订了许多修行仪轨,又将香巴噶举教法和希解派的教法融入噶仓噶举传承.他还在藏族地区广行佛教事业包括弘法、教学、修建寺院、制订僧伽仪轨等.据记载,明帝室也曾下诏命第六世噶玛巴进京,但未成行,只遣使进贡.自1436-1453年的十余年间,其前后进贡八次.第六世噶玛巴的弟子主要有大国师班觉顿珠和贡钦绛贝桑波等人.大国师班觉顿珠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与《丹珠尔》迎请至藏地.此处所提到的迎请藏文大藏经有可能就是著名的永乐版藏文大藏经.因第五世噶玛巴曾将藏族人民普遍推崇的蔡巴藏文大藏经手抄本推荐给皇帝,明成祖即“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梓印施,以资为荐扬之典.下界一切生灵,均沾无穷之福.”同时,明成祖请第五世噶玛巴担任永乐版藏文大藏经刻本的总纂,并在南京雕刻印刷.据记载大国师班觉顿珠智慧聪颖,学识渊博,精通所有佛教教法.后封其为“加持之受命国公巴”之名号.此外,本章译文还详细地概述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降生等事迹.     

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

福建义田仿自江南的范仲淹,范氏义庄于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告成,到宋高宗时福建兴化军莆田县的林国钧“力行善事不倦,乡邻有贫乏者取赀财投诸暗处助之,又建红泉东井义学,延族子光朝为师,置义田赡四方从学之士,由是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绍兴初,更造白湖石桥,国钧倾赀成之,复砌黄石抵城路二十余里。”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漳州通判、尤溪籍人王必正“仿范仲淹以郭外五百余亩置办义庄,资族人冠昏丧葬之费,复立义塾,延师训族里子弟。”其后有怀庆府同知、龙岩的连镕“以族姓蕃衍,无告良多,乃以千金置义田,赡其族人,文正遗风,去其未远。”光禄寺监事、建安的杨维垣亦“设义田以赡贫乏”。顺昌的郑金吕“立义田以赈族之贫者”。赡族成为义田     

宋代蕃学考述

<正>宋代的蕃学是宋王朝在汉藏杂居地区为藏族设立的学校教育.蕃学的建立、发展和废除是与宋王朝的治边方略分不开的,它打破了藏传佛教在藏族教育中的统治地位,表明了汉藏文化教育的交流源远流长.一、蕃学史料考证早在唐代,汉藏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就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藏族贵族以“附学”的形式送子弟入唐王朝的国子监等高等学府,学诗书、识礼义、衣绮纨、步黉舍,为吐蕃王朝培养了一批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人才.到宋代,汉藏文化教育的交流出现了新的特点,这就是蕃学的建立.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我们把有关蕃学的史料梳理如下:秦凤路缘边安抚司言:“洮河蕃部近知官有借助钱,不住出汉请领.缘初得朝旨,令再三住支,窍虑以故阻节蕃情.”诏自今更不限时月支借,如经略司钱不足,以市易司钱续支.又言“通远军宜建学.”亦许之.王安石曰:“种世衡在环州建学,令蕃官子弟入学,监司疑其事,遣官体量.世衡非欲得蕃官子弟为门人,但欲与之亲狎;又平居无事时,家家有如质子在州.”上曰:“世衡事事辄有计谋,其建学非苟然也”.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三月,戊戌,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赐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为五人额,从之.熙宁八年闰四月,诏以荣州团练使赵思忠为秦州钤辖,不厘职,依熙河例给存恤,教其子以中?     

杜牧诗文系年小札

《送杜顗赴润州幕》(《外集》),缪钺先生《杜牧年谱》大和八年(834)谱文云:“十一月,李德裕为镇海军节度使(《旧纪》),辟杜牧弟杜顗为巡官,杜牧有诗送之。”其证曰:“本集卷九《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李丞相德裕出为镇海军节度使,辟君试协律郎,为巡官。后贬袁州,语亲善曰:我闻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缨注:据《旧唐书·文宗纪》,李德裕贬袁州长史在大和九年四月。)《樊川外集》有《送杜顗赴润州幕》……盖即此时作。镇海节度使治所在润州,故称润州幕也。”按,据牧《杜君墓志铭》,顗大和六年第,在朝为试秘书正字、匦使判官,李德裕自兵部尚书出领润州,顗赴润州幕当从德裕行,时牧在扬州为牛僧孺幕掌书记。德裕除授在十一月乙亥(29日),诏下后数日内成行,即在十二月上旬。扬州至上都二千六百里(《元和郡县志》),德裕一行年内断无可能过扬州。德裕赴任路经汝州,     

以湟水作桐乡的西宁府佥事杨应琚

<正> 河湟两岸人们曾经传颂着清代乾隆年间一位精明干练、善政嘉猷的“父母”官──西宁府佥事杨应琚。 杨应琚(公元1695～1767年),字佩之,号松门,辽海(辽宁开原)汉军正白旗人。出身于官宦之家。其祖父杨宗仁曾在康熙53年(1715),任西宁道,政绩颇著,后官至湖广总督,雍正帝称他“廉洁如冰,耿介如石”。父杨文乾曾任广东巡抚,“为政精勤”,得雍正奖许称“秉公无瞻顾”。杨应琚于雍正7年(1729)由荫生授员外郎,出任山西河东道。11年(1733),正值38岁盛年的杨应琚走马莅任西宁道,次年转任临巩道。乾隆元年再调西宁道,前后两任历十七、八年,“久任而不迁”。这位文武兼资,忠于职守的边疆地方官,仿效“汉世良吏”北海太守朱邑故事,以“湟水作桐乡”,廉洁守志,勤政为民,兴利除弊,百事躬亲,“凡训农通商,惠工敬教,授方任能诸政,靡不殚心力为之”。他在任内,对西宁府的军政设置,水利交通,民生兵食,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整治和建设,对河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明代治河史札

一、明初宋濂的《治河议》明代初年,极重视现实。延揽各方面人才,“商略今古”,求才若渴。“聘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至,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当时招聘来的,多真才实学之士。宋濂为其中之一。陈卧子等选《宋学士文集》首列《治河议》一文,颇有眼光。这是由于陈氏生平不托空言,重视实际。宋濂认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国为甚远。其势湍悍难制。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黄河“河源自吐蕃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馀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脑儿。译云星宿海也”。又说:“自海之西,又汇为阿刺脑儿二泽。”(即鄂陵湖和札陵湖)。下流至贵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仑至此不啻三千里之远。又约行三百里至积石,从积石上距星宿海盖六千七百有馀里矣。其来也既远,其注也必怒”。接着,宋濂指出,在激湍怒涛的情况下,治黄的关键问题在于“分其流”。“流分”则“势自平”。“流不分”则“其势益横”。他说:“故神禹导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在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酾为二渠。载之高地。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趋竭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后无水患者七百七十馀年,此无他,河之流     

从王叔文派的改革看韩柳之争的政治意义

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在顺宗李诵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春,发动了一次旨在褫夺宦官兵权和裁抑藩镇势力的政治改革运动。由于它触犯了宦官、藩镇和大官僚贵族的根本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拚命抵抗。在革、保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新政的推行仅仅一百四十六天就匆匆失败了。王叔文、王伾被贬杀,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历史上叫做“二王八司马”事件。改革失败了,但斗争并没有完结。中唐以来的一切顽固保守势力,从与柳宗元、刘禹锡“交情很深”的韩愈起,一直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大刽子手曾国藩,都无不大骂王叔文派,什么“群小用事”(韩愈:《顺宗实录》)、“小人乘时窃国柄”(韩愈:《韩昌黎全集·永贞行》),什么“小人之无忌惮者”(苏轼:《报江季功书》),什么“王伾、王叔文……为一时奸回”(曾国藩:转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顺宗实录》补注)等等,俯拾皆是。一场“意欲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的政治革新,在尊儒反法派的笔下,竟成了“朋党”“窃国”的“卑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