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举证责任裁判方法的理论误区

主观举证责任与客观举证责任在概念上的严格区分成为划分举证责任各类学术归属和裁判方法的主要依据。客观举证责任的裁判方法发端于德国,建立在案件事实的认定存在真伪不明的划分假定上。上世纪末,客观举证责任理论引入我国,但以案件事实认定存在真伪不明的客观举证责任裁判方法在中国不具备适用的可能。     

地位象征和相对剥夺:主观分层的二律背反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社会是由一系列排列为等级阶梯的阶层组成的。权力、收入、声望等理想事物在各阶层内部分配的趋同性和在各阶层之间分配的差异性,使得不同的阶层互相区别开来。不同的人由于对各种理想事物占有的不平等,被划归到不同的阶层中去。所以,人无疑是社会分层的客体。不但如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社会都有着一种“分层”的认识,即关于自己和他人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的看法。所以,人也是社会分层的主体。人们在意识中对社会作出的阶层划分,与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阶层划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前者不可能是对后者的一种“照像式”的机械     

声望危机下的学术群体当代知识分子身份地位研究

本文试图在社会分层视角下讨论学者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其声望问题. 不可否认, 中国学术群体在当下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战略中整体地位在不断提高; 他们在经济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获益也在日渐增多, 不过, "改革受益者"一词应该缓行。学者干预现实也并不简单预示着其权力地位乃至声望的提升. 在学者传统形象遭此损害的今天, 学术群体需要的不仅是深入的反思和自律, 因为单靠学者自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面临复杂的社会阶层情况 ( 如阶层仇恨问题), 学者也不应该被动地接受阶层再造.     

香港市民阶层流动意识探析:结构与认同下难圆的“香港梦”

1960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给香港市民带来了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香港梦”成了描述香港社会阶层结构相对开放的一个大众话语。但1980年代中期以来,阶层结构进入一个稳定的时期,客观的远距离阶层流动消失,这种乐观感也随之消失,1990年代的金融风暴和住房泡沫的破灭,使香港进入了一个“中下流”社会。本文基于阶层化的理论,以经验数据为准,发现中下层的市民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定位都处于低下地位,而拥有比较悲观的向上流动意识,这反过来又制约他们向上流动,“香港梦”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社会分层结构的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

改革开放30年来,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术研究中,尽管在有关社会分层的几乎所有方面人们的看法都存在分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这30年中,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在社会分层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中(阶层结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本文将主要关注阶层结构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都可以从阶层结构的视角上得到解释.     

现阶段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越来越复杂,以先赋地位为主的社会分化模式逐渐被后致地位为主的分层模式所替代,分层的标准多元化和人格化改变了传统的封建世袭身份的保守倾向,特别是社会成员的权力、收入、声望和机会越来越取决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这使人们对教育公平有了新的追求,即充分实现教育机会均等。而现阶段我国由政治待遇、社会声望及升迁机会的差别而构成的社会层次序列越来越明显,收入来源越来越多样化,收入差异也越来越大,反映在教育领域则表现为对教育的不同需求。这种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加剧了教育利益的矛盾,产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教育与个人社会地位的关系十分紧密,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更趋于理性和良性发展,而社会分层对于教育公平的影响,也只有在合理的分层条件下才有意义,因此全社会都必须重视教育,关心教育机会的公平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英文)

本文分析了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近变化。作者认为,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比较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较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而贫富差距引发社会问题是通过两个环节实现的,即“社会结构紧张”和社会公众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中国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比例较小。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而社会利益的碎片化有助于减小社会震动、实现社会稳定。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借助“嵌入性”和“合法性”概念,本文将关于社会公平感形成的基本共识理论与自我评价理论整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关于分配公平感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解释。本文认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是否公平的感受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共识之间达成一致的程度。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低于社会评价的地位时,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不公平的;相反,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与社会评价地位一致或更高时,个体则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公平的。基于上述命题,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相对于主观阶层地位达到或高于其职业声望者,主观阶层地位低于其职业声望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是不公平的。对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较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命题比基于理性选择的自利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依然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     

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1927—1937)

本文从职业类型、教育背景、职业流动、职业收入、职业声望等几个层面考察1927至1937年间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这一时期的上海知识群体主要由作家与自由撰稿人、新闻与出版业从业者、大学教师三种职业群体构成。家庭出身与教育经历对形塑知识群体的阶层习性具有重要影响。上海城市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与稳定性使得知识群体内部有大量的职业交叉和社会流动,但同一阶层内的横向流动居多,不同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较少。尽管知识群体的职业收入在同时期上海城市居民收入中位居中等水平,但群体内部具有明显的差异与分化。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在职业类型、教育背景、社会流动等方面开始具有阶层的雏形,但群体内部在职业收入与消费行为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群体成员不具有作为一个阶层整体的职业威望与社会身份,无法就阶层认同感达成共识。     

固化与流动:中国养老金收入阶层化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阶层转换矩阵方法,对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收入阶层化效应进行详细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养老金制度是一个分层化体系,收入阶层化效应十分明显.具体表现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覆盖下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覆盖下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产生了强劲的向上流动,最终形成最高收入阶层;城乡居民养老金制度覆盖下的农村居民、无业人员则产生了向下流动,形成最低收入阶层;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覆盖下的私企职工及自雇者流动效应较弱,中间阶层地位相对较为稳固.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分层状况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分层发生重大变化,均质同构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被打破。通过对江苏省农村居民社会分层状况的调查研究,可看出中国农村居民无论是职业还是收入分层的趋势已初步显现,从总体结构上看,呈现出底盘和中间阶层都较大的＂烛台＂结构。未来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就是农村居民的职业转换和城市化,而通过教育或培训以提高＂下下层＂（种田农民及无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     

从社会学视角探析和谐城市的社会分层——以西安社会分层为例

社会分层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别的一定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社会分层的实质是反映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状况。西安社会阶层目前已经分化为党政机关和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上述十大社会阶层在全国大城市具有代表性。社会阶层不和谐的主要问题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处于明显劣势;产业工人的地位迅速下降;非公有制经济的新社会阶层的地位迅速上升;贫富不均。西安对全国构建和谐社会阶层的启示包括:关键要真正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施意见;市委和市政府尽快建立有效协调各阶层利益的经济、政治、文化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公民应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就业和再就业应列为"一把手工程";设立"弱势阶层受损补偿准备金";大城市应构建"菱形社会结构",尽快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大城市应多管齐下,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向弱势阶层倾斜;我们应在所有城市社区居委会和农村社区的村委会设立"民意接待室";新建"和谐社会指标考核体系"。     

代际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GSS2005的调查数据,以对角线参照模型为分析工具,考察了阶层代际流动对城市居民歧视性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工作歧视和邻里居住歧视上,代际流动本身能够产生独立于流动者出身阶层与现处阶层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于出身阶层,流动者现处阶层对其歧视态度影响程度明显增强;进入社会歧视氛围更低的阶层能够显著降低流动者的歧视态度;相比向上流动,地位下降者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更高。研究指出,分层与流动研究不仅要考察客观社会结构及其开放状况,也要重视分层及流动对个体行为与态度所带来的主观层面影响。     

社会转型期中国宗教的世俗化倾向

一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型社会逐渐被现代型的社会所代替。社会进入了动荡期、振奋期、发展期，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中国宗教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变化，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     

评《人的主观性》

这是对人的主观性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第一部专著.作者根据把社会存在解释为人们实践活动,根据社会存在本身中主客观的相互关系和社会现实的主客观性来理解人的主观性问题.作者注意的中心是社会决定和人的积极性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对人的社会行为的客观决定也包括一种特殊的决定,即作为主体人的活动本身发展的决定.人的主体不是社会存在的再次复现,但它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可能有主体的社会存在本身.这样提出问题是有道理的,其目的是要克服某些著作中有时出现的以消极反映和完成"环境"要求的精神来解释人们行     

新社会阶层的构成、特征及其政治参与

新社会阶层是在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伴随社会分化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新社会阶层是一个政治概念,但它同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并且,也具有同其他阶层不同的特点:新社会阶层都是高风险、高收入群体;其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分配正逐渐趋于一致;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可变性;新阶层成员彰显出自主自立,具有风险意识衷、流动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在统战工作中应教育和引导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不断完善和开辟参政渠道,增强自我认同与阶层意识,要把新社会阶层中的代表人士作为工作重点.这样才能以正确的理念和积极的行动,引导这一阶层合理、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构建之中.     

谁主认同？转型时期中国女性阶层地位认同的多重建构及其世代变迁

女性的阶层地位认同研究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但缺乏多重建构视角下基于长期转型背景的世代变迁分析。本文旨在回答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已婚女性的阶层地位认同是否受到婚姻匹配与代际流动的影响，丈夫、父亲与女性自身的客观阶层及其差异如何影响女性的主观地位认同；第二，上述影响模式如何随出生世代发生变化。在使用对角线参照模型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7年的合并数据后发现：相较于自身的客观阶层，中国已婚女性整体上倾向于以丈夫的客观阶层来建构自身的阶层认同，但越年轻的世代这一倾向越弱；父亲客观阶层的影响则与自身客观阶层的影响并重，甚至随世代变迁略有增强。上述结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家庭现代化模式，即已婚女性虽愈少依赖于配偶，但依然与原生家庭保持着紧密连结。     

关系强度的类型学：求职中的“中度关系”及其使用

关系强度研究长期用“强”、“弱”来进行简单主观区分，缺乏统计依据，采用潜类分析方法正式建构关系强度的类型显得尤为重要。以2003年中国综合调查（CGSS2003）资料来看，潜类分析方法识别了三种关系强度———弱、强和中度，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发现，求职中“中度关系”的使用和本人的阶层或职业声望之间并无联系，但与父亲的阶层有关。中度关系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使用，表明转型期中国的市场与国家力量对社会资本使用方式的共同型塑。     

再分配与幸福感阶层差异的变迁(2005-2013)

本文利用两期CGSS的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2005年和2013年不同社会阶层的幸福感差异，并尝试从国家再分配能力变化的视角探讨其原因。首先，通过年度比较发现，所有职业阶层的主观幸福感皆有提升，但由于测量问题，需谨慎对待这一结论。其次，同一年度内不同职业阶层间的幸福感差异可以被收入变量和教育变量所解释。再次，中下阶层，尤其是农民和无业下岗阶层的幸福感上升幅度远大于中上阶层（管理者和专业人员阶层）。然后，用分层线性模型（HLM）分析发现，这一阶层差异变迁和国家近十年在财政汲取和再分配水平上的提升有关。在2005年较低的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下，其增长更有利于提升较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但在2013年较高的水平下，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的增长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无差异化影响。这些结果说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再分配力量对人们生活机遇和福祉的影响日益凸显。     

经典三大传统社会分层观比较——以“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得到”为分析视角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作为经典社会学的三大传统提供了三种基本的社会分层理论观：＂阶级分层论＂、＂阶层分层论＂和＂分工分层论＂。本文拟以社会分层理论的中心问题——＂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得到＂为分析视角来探讨和展现三位经典大师是如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当下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探讨了经典大师的理论方案对中国社会迈向更为公正合理的社会分层观所具有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