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基于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德性伦理传统的代表,而亚里士多德作为伦理德性系统经典的阐释者,为当代的德性伦理学方案提供了可直接借用的资源。总结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在于他力图在理性与经验、理性与欲望、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寻求和保持平衡。与他的老师柏拉图相比,这种"中道"平衡的原理使其更能如实地理解人的德性实践,因而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运动中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儒家伦理:中国语境下原则主义困境之出路——兼谈儒家生命伦理学的构建

原则主义作为当下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研究路径,在我国生命伦理实践中遭遇现实困境。生命伦理学是理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产生与对于生命伦理问题的解读决定了生命伦理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要回答我国生命伦理学产生的问题,必须依赖于我国的文化语境。儒家伦理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能为原则主义困境的消解提供异于西方的德性基础,即"仁爱";能提供"经权"原则为支撑的方法;以及情理交融、通情达理的理性资源。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建构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德性伦理学在近现代的边缘化有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德性形成的行为的道德性未加界定,德性规定的主观性与相对性,以及德性伦理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境况的变迁,是造成这种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将其创建成现代德性伦理学,就必须吸收规范伦理学的优点来克服德性伦理学本身的缺陷,达到二者的融合.     

义务论还是德性论？——走出“康德伦理学是义务论”的误区

长期以来,人们把康德伦理学判定为义务论,这是康德伦理学研究的一个误区。实际上,康德伦理学是批判的德性论。从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看,德性是自然界一切潜在属性实现的力量,道德德性是人的一切潜在属性实现的力量。因此,伦理学的根本就是道德德性,伦理学就是德性论或德性学。这也证明了康德伦理学只能是德性论。     

探寻理论化的德性伦理思想的复兴之路

20世纪50、60年代之后,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兴成为当代伦理学发展的前沿领域.在德性伦理思想的复兴中,主张理论化的德性伦理思想与早期反理论化的伦理思想有着重要的区别.努斯鲍姆等人认为,自近代以来,德性的失落与现代道德哲学中理性没有真正地充分发挥其本来作用直接相关.他们就此批判功利主义,力主伦理理论化的思想,开创了理论化的德性伦理思想的复兴之路.     

当代西方德性伦理思想探讨

20世纪末以来,西方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德性伦理学运动。许多西方哲学家对以功利和义务为核心的规范伦理学进行了反思,力图在挖掘西方传统德性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现代西方德性伦理学。本文将从西方经典德性伦理思想传统、当代西方德性伦理思想的复兴、对德性伦理学的批评及其回应、未来发展前景等方面探讨现代西方德性伦理思想。     

中西比较：关于德性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德性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主要类型,正在经历一种复兴.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都试图在德性伦理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一定的突破.中国学者的德性伦理研究侧重于告诉我们德性是什么；西方德性伦理学尤其是以麦金泰尔、菲利普福特为代表的伦理学家则力求建构德性伦理,旨在告诉我们德性伦理学的特点是什么,中西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实质上殊途同归.本文选取了中国德性伦理研究权威高国希教授《德性的结构》以及西方德性伦理学代表人物菲利普福特〈Virtues and Vices〉,最终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德性伦理学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形态,即建构德性伦理.     

中道与法则: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德性思想比较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德性思想均受到传统理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康德则把德性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其中并不排除情感因素。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中道,即对中间性的命中;康德则认为,德性须敬重法则,即出于法则并合乎法则。从中道到法则的过程表现出两者在德性观上的差异:两种德性标准分别为相对与绝对,即中道的相对性与法则的绝对性;两种德性的表现形式分别为复数与单数,即亚里士多德的复数德性与康德基于复数德性基础上的唯一法则形式。     

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e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的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的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旨趣

行政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应是行政人的德性及其实践和价值选择 ;行政伦理学的哲学伦理学基础应当是古典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论传统 ,而不是功利主义或其任何变种 ;行政伦理学应当抛弃“经济人”缪误 ,而以“德性行政人”为理论出发点 ;行政伦理学研究应当力避“概论化” ,加强其“哲学化”取向和理论深度 ;行政伦理学主要通过辨明行政人的各种价值与义务 ,探讨行政道德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服务于实践     

论作为伦理学范畴的实践

在西方伦理学乃至哲学中,实践都是一个边界清晰的范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是指因我们的行动而成的事物,进一步地,又可将其分成以外在的善为目标的行动,以灵魂的善为目的的行动,只有后者才可以称为实践.与实践活动相对应的是实践理性,以区别于创制理性和理论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中德性与幸福是统一的.康德把质料哲学按所研究的对象及其所服从的规律分成两种: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称为物理学,关于自由规律的学问称为伦理学.于是,康德便把实践严格限制在主体可以依照先天实践法则、靠着实践理性而必然行动的范围内,因实践行动是自明、自主、自觉的,因而是必须担负责任的行动.     

中西情感与理性的异同——从中西德性的角度进行的诠释

在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中,情感和理性共存于德性之中,并处于不可完全分离的状态,明智和思是德性实现的手段、方法和途径,而且其追求的是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与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此外,双方都认为德性是建立在人自愿、意愿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双方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儒家重情感而亚里士多德重理性:儒家以情感作为德性的基础和导向,亚里士多德以理性作为德性的依靠和凭借,情感与理性的侧重是中西德性论的重要区别之一。同时,追求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与统一也是中西方德性论的共同点之一,情感与理性的侧重是在这种契合与统一基础上的侧重,并不是截然而分基础上的侧重。     

略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

幸福是古希腊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古希腊伦理学家尽管对幸福是什么有不同理解,但大都认定幸福是人生追求的目的,并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理性精神。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与以感官快乐或以德性自身为幸福的思想学说不同,主张快乐与德性相结合,并相应地强调公民个体幸福与城邦幸福的一致性,其思想学说具有综合、整合的性质,因而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及古希腊幸福论思想的历史考察是研究幸福问题的重要视域,对于建构当代幸福观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论审慎之道德维度

作为道德范畴的审慎乃是道德理性的集中体现,包含个体德性和道德思维两个层面,二者在道德实践中实现统一。道德审慎由复杂的善恶矛盾所决定,表现在协调个人善、家庭善与社会共同体善的矛盾冲突中。对伦理学内容进行综合训练以及对现实生活进行道德哲学反思,能够提高人的道德审慎能力。在后现代社会即将来临,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未知风险的冲击,强化道德审慎的思考和研究,对人类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是当下审慎研究之最主要目的。     

生态伦理学的实践价值取向与路径生成

生态伦理学的实践转向表征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实践”的理论自觉。当代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是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方式造成的,文明危机的价值忧思诉求生产生活实践的根本变革。从实践哲学维度反思现代生态伦理学理论发展,走出利益逻辑、生命逻辑和生态逻辑道德拓展概念思辨式理论路径,基于“感性现实人”的社会生产实践和日常社会生活,在生态理性实践和生态德性养成中建构生态伦理学价值旨归。可以说,唯物史观视野下生态伦理学实践哲学路径生成既是现实实践诉求的理论“应然”,也是理论阐释实践的现实“必然”。     

儒家的德性伦理与现代社会

儒家伦理是一种德性伦理,但具有“共时性”特征及普遍理性精神。德性不是客观化的知识系统,也不是纯粹经验的集合,而是人的生命存在及其自觉（即反思理性）。德性的实现不仅体现了历史的目的性,而且体现了自然的目的性。德性伦理的核心是仁德,其表现形态则是境界。儒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融入竞争时代并在新的竞争中形成新的和谐,从而满足人们的情感需要。人的社会角色是历史的、变化的,但人作为德性主体生活在世界上,并以此为基础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点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完成德性,提高境界,这就是真正的人生。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就在于此。     

德性和恶都是出于意愿——论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的批评

亚里士多德在批评“德性即知识”的命题时,认为苏格拉底抹煞了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忽视了意志和情感在德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关于灵魂二分的思想,认为德性是理性对灵魂欲望部分(非理性部分)的控制和正确引导,而恶就是由于理性失去了对非理性的欲望的控制。由此,他不赞成“恶是出于无知”“、无人自愿作恶”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论证了德性和恶都是出于意愿的行为,在这种行为实践中,人始终是自己行为的始因,所以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说包含着意志论和责任论思想的萌芽,这是他不同于苏格拉底单纯知识论伦理学的关键之所在。     

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学

学界普遍存在的将伽达默尔解释学与伦理学分而说之抑或将其两者作完全简单等同可以说都有失偏颇,也失之根本。如同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科学技术已经破坏了德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伽达默尔深刻之处在于分析了人类生活价值伦理失落之根是实践理性、实践智慧的缺位和沦丧,"实践衰退为技术",价值伦理的重塑意味着实践哲学的重建与复兴,因为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伦理学实践"。实践哲学就是对人类存在本质和生活行为与状态的一种理性反思,是关乎人类存在、目的、价值与意义的根本性理解,它要求在它所框定的结构中去把握"正确的""共同的"伦理;实践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观念"将再度重视‘伦理学’,即为‘伦理学’进行一般的辩护,但不是针对价值意识的内容,而是针对权利和道德中亦即伦理中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性"。显然,伽达默尔无意于具体伦理规范讨论,而是从本体论的高度来处理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的联结的,并把价值的本体论问题当作实践哲学及其伦理学的核心,"价值的本体论问题意味着这样一个关口,如果你不探寻‘价值’之存在所要求的整个道路,就别想通过它。"抑或说,现代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是在实践哲学的恢复与复兴中得到有力的肯定和重建的;实践哲学重又在价值伦理上担当了实践理性的责任与力量。     

自爱与利己：西方德性论与功利论伦理学对立的元点

自爱是德性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利己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人性论基础。人性自爱与人性利己的差异,预制了德性论与功利论伦理思想的迥异。可以说,德性伦理学与功利主义伦理学在道德的目的、道德原则以及道德评价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差异甚至对立,都是基于对人性问题的不同看法。     

德性与德行统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道德的诠释既有德性伦理学,也有规范伦理学。人的德性相对应的应该是德性伦理学,而人的德行则应该对应着规范伦理学。人的德性与德行是辩证统一的,人的德行显现德性最好就是人生活于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即能促进良心得以实现的自我能力。人们的德性或者说向善之心的实现,不仅需要相应的制度规范的保障,还需要有一套相应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不论是一个人或一个社会,要想不断成长进步,良心是前提,良规是保障,良能是基础;既要注重修心,也要注意建规,还要注意提能,真正树立向善之良心,形成行善之良规,掌握成善之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