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

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范式是公共选择理论各派普遍接受的一个范式.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的概念简析,以<同意的计算>为文本加以延伸和拓展,并阐明"政府失灵论"是"经济人"范式演绎推导的必然结果.然后,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作出一种评价,对这种范式的贡献和缺陷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借以更好地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从而最终揭示正确评析这种"经济人"范式对中国公共选择问题的现实意义.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中的"文学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属于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范畴.在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建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在此基础上文学逐步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关系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理想模式,文学公共空间应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广泛参与的,自律、理性而又多元、宽容的交往对话空间.它是发表作品的阵地、文学传播的载体、争论的讲坛、作家聚集的核心,各种思想、观点、主张借此进行多元、理性、批判性的对话和讨论,进而,以此空间为核心的文学群体、流派得以凝聚壮大,新的文学思想观念得以产生,从而促进了文学整体上的发展.     

青年会与民国初年浙江的社会公益教育

新史学兴起的积极效果之一便是淡化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边界,人力车夫、舞女、传染病人等"小人物"或"弱势群体"都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拟根据学界尚未使用过的新资料,对民国初年青年会在浙江的扫盲运动,做一详细的论证.文章认为,从董景安到晏阳初、陶行知,民国初年浙江基督教社会公益教育从单纯依赖社会发展到社会和国家共同参与,建构了一个以社会公益教育为主题的公共领域.在此公共领域中,随着失学的贫儿和贫民受教育权利的被满足,平民教育的倡导者们所期待的一个真正的"国民"正在形成中,由此,真正的"民国"亦在形成中.     

"三三问责制":责任政府的实现途径

政府责任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执行政策,执行上级指示和遵守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及角色要求,管理社会.实现政府责任的途径就是切实可行的问责制.问责主体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决策者;二是上级和专门监察机关;三是社会及代议机构、中介组织和公共媒体等.因此,可以把这种问责制称为"三三问责制".决策者和社会主要从自己的利益或政策意图出发判断政府责任,即从政府组织行为的结果上来问责,而组织内的问责主要根据组织过程来问责.无论哪一种政府责任的实现都必须以相应的体制保障为前提.     

权益受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分析

权益受损对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性影响、 传播性影响与归因性影响.权益受损的经历会使当事人的政府信任度明显下降,这是其"直接性影响".除此之外,它还会影响其他社会成员对相关信息的选择性接受,影响到其他权益受损者对于自身经历的归因,从而对政府信任度产生"传播性影响"与"归因性影响".基于"中国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问卷调查(2015)"数据,利用多水平模型统计方法,上述判断得到了验证与支持.     

金融危机治理:内涵、市场失灵、政府救济与现实选择

金融危机治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通过一定治理机制,实现金融危险向金融机遇的转化,是现代治理理论与金融理论有机结合而提出的一个新课题.但是,由于金融风险的系统性和金融风险调节的市场失灵,使得金融危机治理的政府救济成为必要.通过政府救济,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治理"无限需求"和"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金融危机治理的"供求平衡".鉴于金融危机治理的公共产品原理和系统性原理,政府应时金融机构的金融危机治理成本进行补贴,建立金融风险分担机制,健全金融危机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采取综合的市场和非市场措施全方位多层次化解危机,实现转机.     

公平与效率:新公共行政学价值追求的现实意义

新公共行政学是指相对于正统时期的公共行政理论而言,以1968年弗雷德里克森等一批年轻学者召开的明卢布鲁克会议为标志.20世纪70年代,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陷入经济"滞胀"的困境中,经济危机带来政治危机,并且两种危机交织在一起.美国的公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能源危机等社会政治问题,使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要求政府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纷纷提出所谓"新的模式"或"中心理论"来代替"旧的传统理论".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年轻的公共行政学者发动了"新公共行政运动"并与英国的"社区服务模式"变革遥相呼应.     

论社会管理创新的文化精神基础

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任何一种社会管理体制,都是信念、价值和习惯等文化精神的表达方式。任何一种社会管理体制都需要一种内在精神的支撑,需要社会管理各方对于社会管理体制的一种深厚的、持久的承诺。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不仅是一套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管理体制,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社会管理体制,客观上要求文化精神的重构。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孕育。     

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政府绩效预算设想

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预算是以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绩效为目标的预算制度,它是深化部门预算改革的客观需要和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的有效手段,对于提高政府预算决策的科学性和预算支出的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绩效预算在注重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忽视人的主体作用、决策缺乏战略性和民主性等。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弥补这些不足的策略,提出了政府绩效预算应以"公民导向"为理念、以"民主参与"为手段、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等治理观点。     

产权激励的宏观机制探析

由于政府偏好与利益集团的存在,产权制度的非中性在社会历史变迁初期往往是一种常态.与新自由主义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认为任何违背私有产权制度必定会损害社会效率、降低经济增长的观点不同,实际上产权制度的非中性在资本不充裕的社会阶段,对国民经济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当社会资本达到相当的规模,从而存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产权中性的内在要求.根据这一基本思路,文章提出宏观产权制度理论假说,用以分析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介入产权的方式及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