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空间中的鲁迅形象建构

在延安文艺空间中,鲁迅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文化存在。鲁迅在延安文艺运动中的形象建构是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性的,这种选择一方面突出和强调了鲁迅思想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一方面则对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思想有所回避和取舍。鲁迅在延安文艺空间及1949之后的形象建构,一直是被选择、被压抑地塑造着,而且他始终被捆绑在政治和革命的旗杆上,这是鲁迅逃脱不掉的宿命。     

论鲁迅作品中儿童形象的多面性

鲁迅不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代宗师,而且还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鲁迅笔下塑造了许多儿童形象,如天真、快乐、渴望自由的儿童形象、麻木的小看客的儿童形象、苦难的儿童形象。这些多面性的形象皆令人难忘。在这些儿童形象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心怀世界,心怀天下,心怀儿童的鲁迅。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鲁迅内心对儿童深沉的爱,对儿童生活的关心,走入他的内心深处我们仿佛可以听到他为民族振兴而高声呐喊,为解放儿童而高声歌唱,为"救救孩子"而声嘶力竭。     

鲁迅《野草》中消沉负义的青年形象论

鲁迅《野草》中贬义色彩的青年形象有两类:其中一类的特点是冷漠消沉、无为无聊、尚未觉醒的青年形象。另一类的特点是忘恩负义、以怨报德、恩将仇报的青年夫妻形象。借这两类人物形象,鲁迅影射了现实生活曾经与自己密切交往,后又分道扬镳者。     

中国形象、外国描写与鲁迅眼光——论鲁迅杂文中的外国报刊

从鲁迅杂文中的外国报刊探寻其启蒙思想,学界甚少为之.事实上,鲁迅杂文中的外国报刊甚多,其中包含的中国形象、外国描写与鲁迅眼光,令人深思.     

怀疑与拯救的张力——论鲁迅小说中的"孩子"形象

鲁迅小说中的"孩子"形象传达出一种在怀疑中拯救的观念,在人性之丑陋、屈辱或卑微之外,发现孩子的优点,从精神、生活、民族三个层面喊出"救救孩子"重要性,包含着深刻的意义和时代、自身等方面的原因。     

“民元记忆”与鲁迅小说中的革命党形象

在鲁迅精神史上,民国理想和"民元记忆"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精神事件,也是鲁迅创作深层意识中难以抹除的历史烙印。鲁迅先后创作的《药》、《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三部与民元革命相关的小说中,分别塑造了的夏瑜、N先生、假洋鬼子三个面貌各异革命党形象。这三个革命党形象出现在民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体现出民国革命不同时期的革命观念和精神状况,成为鲁迅探讨民国理想失落和民国来源失传的形象表述。     

1978年以来文学史与传记对鲁迅形象的重构

1978年以来,随着政治语境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传记文学对鲁迅进行重新书写。总体而言,新时期的鲁迅形象建构有几大新变:其一,"政治鲁迅"逐渐向"凡人鲁迅"转化。其二,现代文学史中叙述鲁迅的部分与鲁迅传两者的关系得到解绑。前者开始专注于"鲁迅的文学"而非其政治意义,后者则开始多方位重视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其三,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去政治化",鲁迅与茅盾、郭沫若等作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而传记文学也开始出现鲁迅与其他名家的"合传"。1978年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既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进展,也是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表现。     

浅谈鲁迅笔下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

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先生塑造了一系列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生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及现代社会,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撞击而开始觉醒,有了自己独立的社会追求和人生追求,但他们仍然挣扎在一个世代相传的“吃人”与“被吃”的社会系统之中,并且暂时还无力改变这个系统。这种特定的境遇使他们不同于以往的知识分子,于是在他们身上既具有革命性、斗争性,同时又具有盲目性、妥协性。     

漫论鲁迅的"审美接受"思想

在鲁迅美学思想体系中,有大量关于审美客体内蕴、形式如何引发审美主体进入"感发"状态的研究;同时对于"感发"中的主体如何发生着作用,亦有许多重要论述与精湛分析.本文主要研究后一层面,考察鲁迅是怎样认识接受主体生存状态、经验储存、能动创造等等对审美活动发生影响的,亦即从审美接受的视角对鲁迅美学思想遗产作以探索,以求教于美学...     

陈映真对鲁迅的接受与偏离

在台湾作家中,陈映真是受鲁迅影响较大的一位.不过在陈映真的思想框架中,左倾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着更重要的地位,鲁迅思想的接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框架的制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变异.     

鲁迅、郭沫若接受尼采之比较

"五四"时期,由于契合文化思想重建的时代要求,尼采学说盛极一时.据不完全统计,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田汉、茅盾、郁达夫、周作人、李石岑等人都曾是尼采的热情崇拜者、大力宣扬者和热心翻译者.在文学上,尼采学说的闪光,同样为现代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新的创作灵感和激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期留下了一批尼采印痕的文学作品.这是尼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在诸多现代作家中,鲁迅、郭沫若虽然不是最早接触尼采哲学的人,但尼采对他们思想观念、文学创作的影响最为明显、最为典型.因此,比较两者对尼采接受、契合、疏离历程的异同,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从接受角度观照鲁迅的审丑与沈从文的审美

鲁迅专注于对社会问题的深层思考,突出强调社会矛盾与不和谐的一面;沈从文则专注生活中和谐与优美的一面。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审美标准,使两位文学大家获得不同的社会接受。     

在场者言说在场的绝望——浅论鲁迅小说中儿童形象的塑造及其命运的书写

我们常说“儿童是未来的希望”,那是把“儿童”当作一个“客体”来认识,以主体的视角来看待客体。如果超越“主一客”关系,让他们置于共同的视界之中,让所谓的“主体”成为“在场者”,那么对“儿童”的认识会更接近于本真。鲁迅就是以“在场”的形式,来塑造儿童的形象、叙说儿童的命运,他们有些“毫无价值地死亡”,有些成了“毫无意义的看客”,有些成了“无意识的杀人者”。以“在场者”的视角来看,这些“儿童”身上无法存在“希望”。鲁迅在叙说儿童命运的同时,儿童也在言说着鲁迅的绝望。但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说出了“绝望”,却在“反抗着绝望”。     

罗伯特·白英跨文化叙事中的鲁迅形象

在罗伯特·白英关于中国的跨文化叙事中,鲁迅占据一席之地。1940年代白英在文学译介中称鲁迅为"现代中国文学之父",这一身份定位基于三个判断:鲁迅是历史与文化变革中的拓荒者、"白话文学的先驱者"和"民族之魂"。1970年代作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历史现场的亲历者,白英对"被纪念"的鲁迅有自己的思考,他将鲁迅的"神化"现象归因为特定历史时代"有与无"和"一与多"的矛盾张力。在白英聚焦的若干中国镜头中,鲁迅成为一个被定格的长镜头,折射出"流动"和"变化"的"中国世界"及其"一个时代的颜色"。     

葛洪形象接受述略

葛洪在我国文化史尤其是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著作丰赡,思想博杂,其本人期望能以文儒的形象为后世铭记,但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世人多将其作为道士接受,唐代及宋元时期开始有了文儒、非儒、道士的不同接受态度,明清承前之绪形成了多样化的接受格局并有交叉融合的趋势。对葛洪形象的接受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反映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对葛洪的接受态度,另一方面,葛洪形象接受史其实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缩影,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49:鲁迅纪念“国家话语”的形成

1949年的鲁迅纪念已经具有了"国家纪念"的性质,以毛泽东的"鲁迅论"为核心的鲁迅纪念"国家话语"开始形成,个体纪念话语开始逐渐隐匿在"国家话语"与集体话语之中,呈现出跟此前纪念显著的差异。本年度欢快明朗的鲁迅纪念话语的出现,被重塑或被强调的"苏联的真挚友人""为人民服务的作家"等"鲁迅"形象以及被倡导的"学习苏联""自我改造"等鲁迅精神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鲁迅纪念已经开始步入"当代"。     

鲁迅开启的政治新视阈探析

鲁迅形象的"政治化"诠释或者"去政治化"解读,源自于学者们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根本误读。鲁迅没有秉持"文学脱离政治"的浪漫幻想,也没有希冀"文学驱动政治"的黄金时代,而是深入批判了"文学依附政治"的传统陋习,进而揭示了文学本质与政治话语的内在歧途。依据鲁迅所开启的政治新视阈,消除统治阶级争夺"一把旧椅子"的革命幻象,亟待澄清三个层面上的"是非"问题,一是国人权利保障而非等级特权,二是国民人格健全而非奴性心态,三是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对象,才能真正瓦解中国专制王朝的"超稳定"循环。     

近代文化视域中的鲁迅思想解读

鲁迅思想的形成有着极为深远的近代文化和思想背景,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把它放在近代文化背景中考察,而往往是置于"五四"新文化的背景下去审视,明显形成了理解鲁迅的文化误区,这是造成误读鲁迅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今天的读者难以读懂他的作品的主要因素,即使鲁迅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也经常因为对鲁迅的误读而产生了对其思想的不理解.所有这些因素,增加了鲁迅本人的"孤独感"和"寂寞心态".我们要想真正解读鲁迅,就须把他的思想置于近代文化视野中去透视.而其在新文化启蒙背景中的文学作品又恰恰是对他早年留日时期形成的近代"忧患"理念的形象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