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礼制文化的生态思想

中国古称礼义之邦,礼制文化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礼起源于上古的宗教仪式,进入阶级社会后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文化。儒家以宏扬礼学为己任,六经之义都贯彻了礼的精神。礼的重要的功能是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宗法关系和政治伦理关系,但同时也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功能。在《周礼》、《礼记》以及上古礼制的记载中,敬天、事天的礼俗蕴含了大量的保护生态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论礼义的现代价值

中国几千年来一向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以往,人们多将仁义看作是孔孟之道的核心,因而比较重视仁义,忽略了礼义。仁义与礼义都是儒家倡导的道德理念,二者的内涵有差异,作用也有区别,但是,二者的价值和意义却不分上下。重塑"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是当今每一位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责任在身,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礼义的价值。礼义虽然是两千多年前提出的道德范畴,而且,在道德教化和道德建设方面,仁义比礼义更受重视;可是,在"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方面,礼义又比仁义更为适宜。     

从“君子死，冠不免”到“快乐礼仪”

中国素称"礼义之邦",这不仅是指中国人讲究文明礼貌,更重要的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以礼治国是古代中国的一大特征。礼,实     

传统礼义文化的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中华民族素有"礼义之邦"之称,讲"礼"重"义"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秀传统。礼义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它是一个个体、一个组织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的精神文化素养的显示,是中华民族内化的文化基因,是安身立命之本,治国理政之据,它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论李光地的礼学思想

李光地礼学在继承儒家礼学传统的基础上,主张顺应社会形势,合于人情,同时保存古礼精神,回归"缘情制礼"、"礼以义起"的礼学思维.李光地不仅阐发"礼义",而且注重礼器之用,这表现在他的个人伦理道德修养上,也体现在他的社会教化活动中,由此真正将"天道性命"落到了实处.这样,李光地礼学兼顾了礼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丰富的现实意义.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新阐释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体现了不同阶级身份之人在法律地位和权利上的差别,使他们不平等地位合法地公开化。准确理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须从亲亲和尊尊的角度出发,得出"礼下庶人,庶人有礼;刑上大夫,大夫用刑",以及礼与刑的等级性与阶级性。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必须彻底抛弃等级观和阶级观,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君子死、冠不免”到“快乐礼仪”

“礼不可废”——这是我国古代社交场合中人们最常听见的一个词语。 中国素称“礼义之邦”,这不仅是指中国人讲究文明礼貌,更重要的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以礼治国是古代中国的一大特征。礼,实际上已上升到政治制度的范畴,正是由于礼制的推行,才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文明。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释义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并非大夫犯罪不受刑罚惩罚，庶人则是“唯刑是惩，不予礼遇”。这句话的实义是指“五刑”中，无专门针对大夫的刑条，大夫犯罪由“八辟”议其轻重并予以处罚；礼不下庶人则是庶人因忙于生计和没有条件置办行礼用的祭品，故而对庶人不作某些礼的要求，如酬酢之礼即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