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化对上层文化的逆袭——论明清亳州割股疗亲陋俗

割股疗亲是源自中国民间的一种底层文化,是中国古代民间为救治患病亲人而采取的一种自残身体的做法,主要体现在晚辈对长辈的治病过程中,是中国孝文化中一种极端表现。明清统治阶级(上层文化)并不提倡这种做法,但在明清时期的亳州,由于各种原因促使这种陋俗行为逆势而行,深刻影响了上层文化,形成了这一时期亳州独特的孝文化。     

白族民间文学的"孝"主题与汉文化

明清时期,由于汉文化的强力渗透,孝道观念在白族民间文学中演绎成为一道壮观的主题风景.白族民间那些以宣扬孝道、歌颂孝道为旨归的文学作品既表现出吸纳汉文化的态势,又显示出与汉文化不太相同的价值取向.白族民间文学的"孝"主题展现了白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生命联系,也揭示了文化传播和接受的复杂机制.     

论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与特征

封龙山地区在两汉时期就是皇家重要祭祀圣地,著名学者李躬和伏恭都曾在此讲学授道,推动了儒学和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自唐代至北宋初年,封龙山孝道文化逐渐复兴。金元时期封龙山地区作为北方儒学和孝道传承中心盛极一时。明清时期封龙山孝道文化走向社会深层。封龙山孝道文化传承的主要特点是:奠基于汉代官方祭祀神明和祖先的传统;儒学发展和书院教育是重要推动力量;封龙山孝道文化以踏实笃行为根本;官方和民间力量共同推动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传统孝文化的当代重构

孝文化的重建已成为当代构建"和谐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对传统孝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对传统文化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也是我们对待和谐观念科学的、理性的态度。传统孝文化是我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了家庭和社会的伦理道德及其行为规范,对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思想意识影响深远。在当今社会,孝道观念淡薄甚至缺失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传统孝道基础之上"新孝道"的提出,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道德素质,促进家庭和睦,社会稳定。     

论宋代旌表政策对民间“割股”陋俗的影响

割股疗亲滥觞于唐,两宋时期蔚然成俗。宋政府对割股疗亲的大力旌表,直接刺激了人们的割股欲求,使割股疗亲逐渐脱离"治病""尽孝"轨道,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南宋官府文告和判词集《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了真德秀等地方官旌表割股疗亲的5篇文告,是政府旌表割股疗亲的真实记录,有力地证明了旌表政策与民间陋俗的暗合关系。     

明清戏曲对"奇节之孝"的书写策略

孝道宣传是中华文明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文化动员活动,戏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明清戏曲在进行孝道宣传时,最为津津乐道的题材就是"奇节之孝",即那些割股、卖儿、千里寻亲或出现奇异孝感现象等超乎常情的孝行,并在艺术形态、传播方式和创作意图的共同作用下,采取了"树立榜样"的书写策略,以完成"劝诫俗众"的教化目的。这样的书写策略与戏曲的"中间态"文化特征密切相关,显示了戏曲文化对孝道内涵的独特诠释,也体现了戏曲在封建社会道德教育和文化动员中独特的"中介"作用。当代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中,戏曲所书写的"奇节之孝"早已被摒弃,但其进行道德宣传的策略仍然值得借鉴:任何时代都需要榜样来引导建构社会的道德范式;树立榜样需要"介质",才能引导公众从道德理念走向道德实践;而只有因循不同受众、不同介质的偏好和特性,介质才能真正发挥中介作用,在公众思维模式中生成共有的、符合权力期待和社会期待的价值规范,完成社会教化与民众认同的融合。     

明清顺孝戏曲和传统孝道的文化解析

顺孝类戏曲在明清时期形成了以亲虐-顺亲-感亲-团圆为特征的情节模式。明清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是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实际利益的诱惑以及树立榜样的书写策略等。这样的情节模式充分体现了传统孝道重视整体秩序、轻视个人责权及重孝轻慈等文化特质。     

宋代孝文化述论

孝文化作为儒家政治文化的伦理根基 ,其本质核心是“孝治” ,即以孝治国安民。宋统治者推崇孝道教化 ,奉行尊老国策 ,旌表孝德孝行 ,并通过制订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打击各种不孝犯罪以及在官场人事制度中以孝悌品行举人选官、黜陟迁转官吏等等 ,都是“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内容。宋统治者大力推行“孝治”的结果 ,不仅形成了宋代民间社会讲孝行孝的浓厚气氛 ,而且把中国古代孝道文化的发展 ,推向了明清时代的鼎盛高峰     

藏族原生态歌舞“则柔”的审美文化考察

在少数民族艺术的画廊中,藏族民间歌舞是最具"原生态"观念的表演形式,展示了民族艺术形态由简约到繁复、由单一趋向多元的发展历程,启迪着我们对人类艺术发展历程的深入思考。通过对藏族民间歌舞"则柔"表现形态的分析,可从多元文化的深刻背景审视青藏高原戏曲文化的发展历程。     

孝道文化热的理论反思

经济形态的转型与快速发展所衍生的道德滑坡、社会模式的变化与西学东渐所引发的价值多元等是引发孝道文化热潮的主要因素。这股文化热潮在推动文化知识普及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评价标准单一、过度追逐经济利益等弊端。在发掘孝道文化时,要以孝道文化积极意义为宏旨,以培育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为导向,以提升个人道德素质与理顺社会关系为目标,以"历史之真"与"文化真实"的有益结合作为社会共同恪守的原则。     

明清时期云南戏曲的文化特征

云南戏曲渊源于原始综合表演艺术,在明清时期,受外来移民文化、外省入滇戏班等因子的影响,本土戏曲经过和外来戏曲文化的融汇与交流,逐渐发展并成熟。主要体现为戏曲创作成果丰硕,形成了节日、民俗及私家演出等多样化演出形式,到清代中叶,逐步形成了有云南地方特色的滇剧、傣剧、花灯等剧种,同时,戏曲文化传播的渠道广、影响深,戏曲品评伴随着演出、剧本阅读等传播过程。结合明清时期的特殊社会背景。梳理这一时期云南戏曲发展的历史文化状态,对开展戏曲研究和戏曲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老舍文化身份与文学观念的复杂性及其汉语写作的多重价值取向

学界关于老舍的写作代表着现代汉语民族化方向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老舍的文化身份与文学观念十分复杂,这决定了其汉语写作的价值取向不可能是单一的.北京下层平民社会生活的经历,使他的汉语写作贴近民间,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一个能够用双语写作的小说家,他的汉语写作也具有明显的欧化、雅化、审美化倾向."民族化"、"通俗化"只是其文学追求的比较显在的方面.在老舍文学观的深层,有着强烈的反对功利化、注重文学自身审美功能的倾向,这使得他在为配合抗战,利用民间形式进行写作时,时常因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美学追求而产生不安与焦虑.     

戏曲生态学:古代戏曲研究的新视角——兼评《晚明越中曲家群体研究》

戏曲是一种文化复合体,承载民间原生文化形态,也有文化精英的政治和道德诉求,是集大传统和小传统为一身的艺术种类。戏曲研究涉及到戏曲创作和演出、传播和接受以及政治、哲学、宗教、历史、民俗等多学科门类的知识,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对戏曲发展和流变有一个大致清晰而准确的认识。这就是戏曲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以封龙山孝道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与路

封龙山孝道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砥砺爱国心和责任感的重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应将封龙山孝道文化融入本地区多层次国民教育体系,大力推进封龙山孝道文化的研究和普及工作,政府和民间合力助推封龙山孝道文化走向复兴。弘扬封龙山孝道文化应处理好继承、转化和创新关系,以构建新型家庭伦理关系为基础,切实尊重老人物质和精神实际需要,探索并完善多元养老模式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     

关于中国传统孝道的源与流

孝亲观念应该是随人类进入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阶段而产生的,传说尧、舜时代,便有了孝的观念和行为。具有信史依据的孝观念、孝行为和孝文化起源于西周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孝"的内涵由"孝死"向"孝生"转变,成为子女善事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规范。孔子对"孝"进行理论升华,完成了对儒家孝道理论的初始建构。历代统治阶级都很重视对孝德文化的弘扬,甚至将其制度化和深入到启蒙教育等生活的各个角落。进入近代以来,孝文化与整个传统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连。"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孝道的批判虽然是应该肯定的,但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对传统孝道文化不能简单对待,而必须溯其源流,辩证分析,去糟取精,实现由传统"孝道"文化向现代"孝德"文化的合理转换。     

从王梵志诗看初盛唐时期民间的地狱观

敦煌写本通俗白话诗王梵志诗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初盛唐时期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狱观。其主要内容有:阎罗王取代了太山府君,成为地狱的主宰;"冥判"是地狱的中心环节;"奈河"已在冥界出现。这种观念世俗化为"七七斋"在民间流行。王梵志诗还反映了初盛唐时期佛教地狱观念与儒家孝道文化在民间的初步融合,表明佛教地狱思想已开始中土化、世俗化。     

民间写作、通俗文化与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在通俗文学领域,也就是民间写作领域,亦或称作坊间文学界,尤其以通俗小说为代表,现代化运动在明清时代已经开启.它和官方文学的现代化言说呈一种错位状态.通俗文化是一种与上流文化完全不一样的传统.明清通俗文化的集中代表民间写作的兴起是一种思潮的表现,呈现出开放性、平民化、世俗化、悲剧精神等品格.运河文化圈兴起的商人文化和城市文化推动了民间写作的兴盛.     

从东南邹鲁、程朱阙里到新安理学: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

两宋以来特别是南宋至元明清时期,随着第三次中原地区大姓望族南迁高潮的完成,徽州地域经济与文化开发的不断深入,徽商的强势崛起,科举考试的成功,以及社会持续稳定局面的形成,一批徽州籍地方官员、士绅、学者暨知识和文化精英在致力于理学等学术探讨的同时,至迟从北宋中叶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以"东南邹鲁"为中心的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并在明代中后期完成了东南邹鲁、徽州学术谱系、程朱阙里和以《文公家礼》为中心的民间礼仪认同的建构任务。在从东南邹鲁、程朱阙里、新安理学到礼仪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徽州学者暨知识和文化精英出现了罔顾事实,牵强附会,甚至背离学术宗旨粗制滥造、片面夸大的一己之私和门户之见等弊端。     

是“极情尽致”还是“情有可据”?——论《琵琶记》针线关目的“秕漏”

晚明清初,南戏《琵琶记》的针线与关目受到了戏曲界的批评与诟病,其中对其批评最严厉的无过于李渔。而毛声山则以评点的方法对这种批评做出了回答。从"极情尽致"与"合情合理"两个角度,可以寻找到南戏创作在早期阶段的特点与疏漏,也可以看出戏曲来自于民间又无法完全脱离民间的俗文化品格。对《琵琶记》针线关目的批评揭示了戏曲由社会批评向艺术批评的必然转变。     

论孝道对中国古代官员仕途的影响

"百善孝为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丰富而有体系。古代的官员上对"君父"、下对"子民",所恪守的孝道在其仕途路上也是严格的具体的。"冒哀求仕"、"冒荣居仕"、"委亲之官"、违反丁忧要受到处罚的。强调官员孝道则是要实现"移孝作忠"忠孝一体关系的升华。在当代新孝道观念下,作为百姓的表率,官员还更应恪守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