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地书中“关内侯寡”“五大夫”身份论考

从目前已公布的简牍材料看,告地书主要出现在西汉前期,流行于原楚国故地,现湖北荆州和随州一带。其性质属于冥世移户文书,即将死者的户籍由地上移徙地下。文书由料理丧事的巫者所写,目的是为死者在地下世界谋求可以免赋役的美好生活。告地书将男性墓主书写为"五大夫",女性墓主书为"关内侯寡"或"五大夫母",这只是荆州当地巫者方术师承规则的反映,而与墓主现实生活状况无关,不是墓主的真实身份。     

论马王堆3号汉墓“告地书”

介绍了不同学者对马王堆3号汉墓"告地书"的释读,分析了马王堆3号汉墓"告地书"的相关问题.同时,借助不同墓地出土的"告地书"的文书格式、遣策和"告地书"的关系、"告地书"中的规范用语"敢言之"、"自言"等内容来归纳概述了"告地书"的特征.     

“遣策”的定名与分类

出土文献中,有这样一类简,它们用于记录随葬物品,学界称之为“遣策”。而对遣策的称谓和类属划分,学界还存在一些争议。遣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具备不同的特点,若依旧以遣策称之,则不太符合实际情况,而以丧葬文书称之,从功能及性质上来说较为合理。具体来说,战国至西汉初期,丧葬文书包括遣策、赗书,遣策在丧葬文书中占据主体地位;西汉中期以降至汉末,丧葬文书的主体为衣物疏,还包括器志、墓券。此外还有告地策,是用来沟通“人间与阴间”的文书。     

告地策的行文格式与相关问题

本文通过对秦代官府文书和汉代告地策的行文格式的对比,认为所谓告地策的行文程式,实际上是秦代官府文书的一种照搬。如果按照这种官府文书的行文程式来检讨那些被认为是告地策的材料,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告地策都是出土于湖北江陵一带,而且一共也就5块而已。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冥府结构

《埃涅阿斯纪》卷6冥府叙述中的矛盾,曾是众多注疏者关注的对象。论题在诺伍德"冥府三分"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维吉尔在其冥府描述中,巧妙地以叙述时间上的线形单维结构,掩盖了冥府叙述在思想空间呈现出来的诗人、道德和哲学的三维结构。这种三重结构与总体冥府描述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终末论的精致迷宫。     

试论西夏的户籍文书——西夏账籍文书研究之一

账籍文书是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政务文书,从战国、秦朝的计书,两汉的计簿,一直到明清的黄册,这些文书都详细记载了全国各户的人口、地亩、徭役等情况,因而是历代王朝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命脉。西夏仿中原账籍制度,也建立了账籍文书的造籍、上报和管理。笔者所探讨的是西夏账籍文书中很重要的一种,即户籍文书。根据《天盛律令》和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户籍文书实物,我们主要从西夏户籍研究的现状、户口登记制度与程序、户籍文书的内容、户籍文书所反映出的问题等四个方面着手,探讨了西夏户籍及户籍文书的相关重要内容,为我们研究西夏文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高丽王朝的告身及其文书体式变迁

告身起源于中国,是官人任官授职的公文凭证。高丽王朝建立后受唐制影响,也采用告身作为人事任命文书。高丽朝遗存的告身仅有《金傅告身》《慧谌告身》《申祐王旨》三通,分别形成于高丽前期、中期与末期。通过对文书的内容与格式分析,可以看到朝鲜半岛告身的起源及其演变。高丽王朝的告身文书体式受到唐、宋、元三朝的影响,在实际运用中结合自身的政治结构对文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简化,使文书与其政治统治格局更加适配。     

汉代封事的产生及意义

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迁,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成长性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封事作为一种直达御前、"不使人知"、皇帝亲自批阅的秘密章奏文书,它的产生是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自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历史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开启了后代秘密议政参政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在"以文书御天下"的时代,封事作为一种文书工具,在完成西汉中期的政治变革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研究

长沙东牌楼所出东汉简牍《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是有关亲属间诤田并最终达成和解的文书案卷,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当时民事诉讼与和解的实态,学界在对此文书的文本解读方面颇有分歧。但从该文书的结构和内容来看,本文书应该与"列言"文书相类;原释文存疑的"娨(?)取"之"娨"字,应是"娉"字,"娉取"即"聘娶";李升的身份为"民",而非"赘婿"。     

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

宋朝公文在形成、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形态,以及这些文书的签署情况,构成了考察各官司日常政务处理及权力运作实态的切入点。本文探讨了宋朝公文制度中"检"与"书检"的含义和作用。"检"是公文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文书形态,具有相关公文"存本"的功能,使得各项政务的处理有据可查,确保文书流转的严密性。与"检"的使用相关,"书检"这一政务处理的方式,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公文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书检"一方面表明相关负责官员的职权范围,保证了官司事务处理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维护官员的"身份秩序",是宋代公文制度中对官员等级秩序的一种巧妙安排。     

西周与西汉老人特权现象之比较

西周与西汉的老人特权现象有着三大差异:其一,西周老人特权的赋予,是西周统治者因俗而治的结果;而西汉老人特权的赋予,则是西汉统治者治弊更俗的历史性选择。其二,德行导引之师,是西周老人的主要特权身份;而被救助社会群体,则是西汉老人的主要特权身份。其三,对于老人特权的保障,西周以礼制规约,西汉多以政令开道。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前汉“楚歌”及其滥觞

前汉楚歌长期以来为人所较少关注 ,是汉文学研究的一种损失。前汉楚歌虽然于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上与汉文、汉诗不可同日而语 ,质量也逊色一筹 ,但前汉楚歌的作家集群是较为特殊的 ,其发展的承传也是特殊的。前汉楚歌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国文化的起源 ,其遗响至今仍可时时听到。     

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经济的发展与影响

西汉前期主要有 1 0个诸侯王国。王国经济在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并对西汉经济、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从《汉书·艺文志》序言看汉代“多元一体”的学术融合

《汉书·艺文志》序言一直被认为具有"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文献价值,为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学术提供了重要依据。《汉书·艺文志》序言表现出汉代学术的"多元一体"图景,即汉代学术实际上并未真正"罢黜百家",而是在以儒学为基本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诸子之学进行扬弃、整合和融通,最终形成了汉代的学术大融合。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论西汉贤良与文学对社会变革之争

汉昭帝时期的西汉社会处于转型阶段。为处理长期积聚的社会问题年口化解社会矛盾,贤良和文学对义利、盐铁官营和奢侈等关系到汉代长治久安的主要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对当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汉代政治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之一;对汉代以后的中国政治和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