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卮言

从《周易·系辞》到《文心雕龙》,相同的是“通变”这一范畴本身的构成要素和层次关系,不同的则是由哲学而文学的施用之转,进至由文学理论而文学批评的点面之合.就其中之“面”言,在于《文心》全书之于齐梁前文学变迁的论述当中.就其中之“点”言,则是以“通变”之“变”为核心的“一体”和以“变且通”和“通其变”为隐、显的“两翼”;复次合之为“一体”,新的“两翼”便是“通变的创作论”和“通变的文学史观”.侧重虽不尽相同,核心却只有一个,即“能通之变”的最终落实.     

刘勰通变观及其生成语境

“通变”观是在前代资源的基础上、时代风气的契机中产生的,并非刘勰的创见。刘勰谈的“通”,是通晓“体”的意思;“变”是指具体作品的变化,谈的是“用”的多样化问题。以“体用”关系来解释,并不是说“通变”完全等于“体用”。“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是刘勰通变观的一大创见,由此通变观不仅是文学发展观以及创作方法的问题,更延展到个人才、气等层面。      

评以“变”论文——《文心雕龙》综论之一

以“变”论文是《文心雕龙》重要内容之一,特色鲜明,自成体系。刘勰指出:文学是不断演变发展的;文之所以“变”,是由文学的特性所决定的客观规律的表现;并深刻地具体探讨了文“变”的某些规律性。刘勰还认为:文“变”有两类:一是“通变”,变的结果是文学的创新、发展;一是“讹变”,变的结果是文学的停滞、倒退。刘勰提倡“通变”,反对“讹变”;并从理论上多方面地论述了如何实现“通变”。     

“当下中国”:一个基于社会集体心理的叙事视角——谌容20世纪80年代的“当下性写作”及其文学史意义

《人到中年》《减去十岁》《懒得离婚》三部小说，呈现出谌容对“文学如何反映社会问题”的不断探索和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当下性写作”。与同时代作家创作相比，谌容的小说是一种基于社会集体心理的“当下中国”叙事，其聚焦“当下中国”的社会集体心理、作为抓手和桥梁的人物“切片”、没有固定模式的表现手法等“独特”之处，是谌容以小说介入生活、吸引读者的秘密所在，也是谌容小说在文学史叙述中遭遇尴尬的主要原因。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流脉中，谌容开创了社会心理“微电影”这一写作路径，是当代文坛一种独特且对社会和文学发展都颇具意义的有益探索。     

余华论

余华以其富有创造性、超越性的写作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这一个”。他对文学意义的回避与探询构成了写作理想和文本实践的矛盾,从叙事法则和策略上进行“精神真实的奇想”以及以“寓言式写作”建构文体形式都使得余华的小说世界在文学的“变”与“不变”之关系参照中获得价值。     

试述“通变”观的历史发展——兼论刘勰“通变”观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撰《通变》一篇,历述了从黄帝到“今代”文学的递变,认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他的“通变”论建立在对文学发展历史宏观把握的基础之上,着眼点是很远大的;他说:“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木)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又说:“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目光所及,包括了文学创作中古与今(故实与新声)的融会贯通和内(情、气)与外(物、     

论本事迁移与文学通变

文学是文学存在和文学存在者二而合一的生命共同体,文学存在者是文学存在的具体化和物态化,它缘事而发与物性迁变休戚相关.文学是以通变的形式存在,通变又是以本事与反本事迁移方式完成的.当前文学通变带来原有文学理论合法性失效,就一劳永逸地宣告文学终结,宣告文学研究过时,这不仅在学理上可笑,在实践中也不可行.     

祛魅之后的“英雄人物”为何如此尴尬——中篇小说《沙家浜》产生的文化语境透视

中篇小说《沙家浜》作为对同名样板戏的改写，借解构“经典”之名，以时尚的“包装”来寻求卖点。其写作出发点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平民主义写作立场。它通过对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戏谑化解构，给消费时代的大众读者提供了一套后现代商业文化色彩的文学快餐，同时也是当下文学写作精神困境的表征。     

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与大数据时代的实证学风

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是指其与时代同步发展的个人性、碎片性、流动性的“前经典性”状态,当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则是指其以当代性视角与思维介入文学现场、形塑文学潮流、促进文学对话的时代参与特征。文学批评与研究只要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发生都有一定的当代性,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与普及在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与精确性,避免研究者的个人主观性和功利性,修正其滞后性、零散化、浅表化弊端等层面上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回应了国际呼声,并续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实证学风传统。走向实证的中国文学研究在21世纪的新媒体文学研究中已成为一种趋势,需要警惕“技术中心”的误区,在实证研究与美学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与张力。     

《周易》与中国美学精神(二题)

本文认为,“中”“和”是《周易》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在中国美学上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它是中国传统的中和为美的审美理想的理论源泉。“变”“通”是《周易》观察事物的方法论,它对中国传统审美视角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刘勰关于文学发展规律的“通变”论即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