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史学视野中的遗址博物馆:以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为例

遗址博物馆对于中国目前的公众史学研究与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文中以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为例分析公众史学在遗址博物馆的研究基础和途径时,便凸显出其独有的研究优势:从历史遗址环境中易于追寻历史人物的心理,在历史文物中获得更多的史料价值,公众参与更便捷可取,以及独特环境更易梳理口述史料等.遗址博物馆研究与实践公众史学主要通过复原与考证历史场景,辨伪与研究历史文物,推导与衡量历史表述这几个主要途径来实现.     

大芦村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研究

广西大芦村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其个性化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从明朝迁徙建村以来的所形成积累下来包括山东劳氏家族宗族文化、楹联文化、古建筑(群)、景观设计理念中的文化构建等。本研究从历史文化资源管理和合理使用出发,对大芦村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分类,制定了历史文化保护性发展规划,并探讨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发展科学规划实施保障的有效措施,这既是对历史文化名村的遗产保护,又可以为古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基础。     

孝义薛颉堡村遗址和田子方籍贯考

薛颉堡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孝义市下堡镇,薛颉堡遗址和田家大院遗存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研究和文物考古,以及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等多重价值.     

基于鲁西南故城址遗址保护与村落发展研究

鲁西南故城址遗址具有埋藏深、勘探难度大等特点,且考古信息比较有限,遗址区的大部分面积已经被村落所覆盖。历史环境的变迁逐渐成为遗址保存和环境现状的主要原因,根据土地利用的情况,可以充分体现遗址、环境以及人类活动的互动关系。本文重点探讨了遗址保护与土地利用、村落发展的关系,并提出相关的保护措施与研究策略。通过站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全面梳理故城址遗址的变迁过程,发挥遗址和人文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应用价值。     

关于史前遗址复原陈列的思考

目前,我国发掘的史前遗址数量不断增多,遗址类型丰富,分布在不同的地区,这些遗址的发现为我国古代文化以及人类历史进程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物质资料.这些挖掘的实物资料的复原陈列是现阶段考古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主要对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遗址复原陈列展开研究,系统分析沈阳新乐遗址的发掘过程以及博物馆的建设现状,分析史前遗址复原博物馆陈列的设计原则和新乐遗址展陈设计理念,以此来阐明自己的思考观点.     

关于史前遗址复原陈列的思考

目前,我国发掘的史前遗址数量不断增多,遗址类型丰富,分布在不同的地区,这些遗址的发现为我国古代文化以及人类历史进程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物质资料。这些挖掘的实物资料的复原陈列是现阶段考古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主要对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遗址复原陈列展开研究,系统分析沈阳新乐遗址的发掘过程以及博物馆的建设现状,分析史前遗址复原博物馆陈列的设计原则和新乐遗址展陈设计理念,以此来阐明自己的思考观点。     

发现于滇西北的藏文石碑──格子石碑

在云南省西北部金沙江西岸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距县城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个格子村，1980年以来，在格子河与金沙江江流处发掘出石棺葬考古文化─—格子文化遗址。它同发掘于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和丽江县境内的其他石棺葬遗址一样，对于滇、川、藏三省区接合部的占代历史，特别是先秦以来的历史研究据供了重要的考古史料，将这一地区的历史推前了4000多年。1992年，又在格子村发现了一块藏文石碑，碑身高1．58米，宽0．76米，由藏文碑文、“臣眼图”、碑饰及动物日等几部分组成。该碑是在当地村民修路时发现的，现已收藏于丽江县博物馆．格…     

西藏堆龙德庆县昌东村发现一处史前遗址

昌东(■)史前遗址位于西距拉萨市约18公里的109国道旁边、堆龙德庆县羊达(■)乡政府西北约3公里的昌东村北面拉尔日山(■)和察仓别(■))山的冲积扇坡麓,因当地口语中将“昌东”念做“乓东”,故口语中也称“昌东”为“乓东”。遗址环境基本为三面环山,其北面、东面山坡各有一处地下泉冒出,并在泉眼附近生长有草甸。从地下泉源于遗址附近的环境特征来看,与2003年发现于该县境内的嘎冲(■)遗址相似。遗址中心坐标为北纬29°41′31.9″,东经90°53′40.2″,海拔3642米。该遗址被发现,主要是因为当地人从2006年开始的1年多时间里一直在遗址所在地…     

背包旅游者与梅里雪山目的地的互动研究

以徒步梅里雪山雨崩村的背包旅游者为对象,运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将互动划分为旅游前、旅游中和旅游后三个阶段,从"景观"和"人"两个维度探讨背包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目的地的原生态景观是吸引背包旅游者的首要因素;背包旅游者与目的地之间的互动表现为旅游前的咨询式互动、旅游中的参与式互动和旅游后的延续性互动,三个阶段的互动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互动形成了以雇佣关系、竞争关系为代表的商业性主客关系以及路人关系、同伴关系、朋友关系、婚姻关系等情感性主客关系;互动程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西藏“村转居”管理体制完善研究

“村转居”伴随着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而产生。西藏城镇化进程中“村转居”管理体制的研究与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村转居”管理体制仍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不匹配、人才管理体制不完善、综合治理体系有待完善等，针对这些问题，应理顺管理体制、做好基础工作、完善集体经济管理体制和综合治理体系、加强人才管理体制建设，以促进西藏“村转居”工程的真正落地。     

欢腾的侗乡花炮节

南方三月的天本是多雨的,可三月初三这天,融江河畔的富禄乡却晴空万里,来自三省(区)五县的6万多各族同胞汇集在这里,喜气洋洋地庆贺侗族花炮节。花炮节源于一则美丽的传说侗族地区关于花炮节起源的传说很多,各地版本各有其宗。来到富禄乡,便有人说这花炮节与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有关。他们拉我到葛亮村,陪我观看村里的一些古迹。葛亮村里的历史文化底蕴的确较浓,到处都有元明清各代修建的祠堂、会馆和古碑。与孔明有关的是孔明祠,只可惜这一古祠已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被“破”掉了,只留下遗址。从遗址看来,这古祠规模很大。如今…     

"青唐羌"冶铁技术在宋代的发展和传播

“青唐羌”冶铁技术在宋代的科技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本文从其历史源流、主要成就及传播三个方面论述了“青唐羌”冶铁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旨在说明“青唐羌”匠人所创造的冷锻铁甲法不愧为一项杰出的锻造技术成就,它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增添了新的光辉篇章。     

阿拉伯人"民族性"的历史考察

阿拉伯人的民族性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对阿拉伯人民族性的探究,需要在辨析“民族”与“民族性”内涵的前提下,从历史角度考察其演变过程,宏观地把握贾希利亚时期、帝国时期、民族-国家时期和全球化时期四个阶段影响阿拉伯人“民族性”的各种因素。     

山西孝义薛颉堡村城堡式"田家大院"初考

位于山西省孝义市下堡镇的薛颉堡村(今称"昔颉堡村")遗址,虽然和所有山间村落并无异致,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我国战国时期的大儒以及圣贤之一田子方的故里.更令人称奇的是,薛颉堡村还坐落着一处城堡式遗址——田家大院,始建于元至正年间至明初年间,兴盛于明万历年间,清代至民国间经过不断扩建和修葺.田家大院曾是明庆成府宗室成员——镇国将军之一的辛月坚的母亲田氏家族所在地,为我国目前唯一现存时间最早、面积最大的明代城堡式宅院,整个大院依山临水,岭嵤蕴秀洁之媚,草木藏柔艷之色.薛颉堡遗址和田家大院遗存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研究和文物考古,以及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等多重价值.     

湖北口回族乡“三驾马车”拉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湖北口回族乡地处鄂西北边陲,是湖北省惟一以“湖北”冠名的地方行政机构,也是湖北省12个民族乡之一.近年来,湖北口回族乡党委深化创先争优活动,大力实施壮村富民工程,通过定制度、创载体、强班子“三驾马车”拉动村集体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乡17个村摘掉了“空壳村”的帽子,纷纷捧起了各自的“金饭碗”,预计今年全乡村集体经济纯收入超100万元,村平过6万元.     

从金沙"太阳神鸟"看金沙遗址文化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被学术界命名为“太阳神鸟”,它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既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寓意和神话色彩,也反映出金沙遗址文化中和谐、辨证的哲学思想和审美意识,更具有科技、历法等丰富的科学内涵。金沙“太阳神鸟”体现了金沙遗址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也是三星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湘西里耶古城遗址展示概念设计探讨

在合理保护原古城遗址的基础上对核心遗址及遗址周边控制地带环境进行提质改造,并加以合理应用.依照国家文物保护法,充分利用古城历史资源,通过遗址本体展示,结合相应的展示手段与考古遗迹现象解读,让观众直接了解战国、秦汉时期迁陵作为县城的布向、功能与历史发展等相关信息,了解古城存在形式与历史意义.里耶古城遗址展示创新研究思路:在保护的前提下,根据遗址的内涵,强调出遗址展示设计主题性;合理地结合现代科技展示手段展示和诠释遗址,增强考古遗址的观赏性与娱乐性.     

儒家"五伦"思想和刘智"五典"思想之比较

从明朝后期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近300年的时间里,中国伊斯兰伦理思想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一大批“以儒释伊”的汉文伊斯兰译著家和思想家异军突起。他们以实际行动开启了历史上的“回儒对话”,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进一步巩固了回族穆斯林对中华文化的适应。刘智的“五典”学说就是这次“回儒对话”的重要成果。本文就儒家“五伦”思想和刘智“五典”思想进行比较,以期全面认识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伊斯兰文化的本来精神。     

傈僳族音乐在变迁中的价值探究--以三岔河村为例

作为傈傈族的文化载体和文化根基,音乐所承载的意义与价值显然远远超过了它的民族性与地域性。泸水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偏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南部,不仅有三江并流(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壮丽景象,更是傈僳族的主要居住地之一,而这种独特的文化区隔和文化生态,也使泸水县的傈僳族音乐具备了充分的典型性,其中尤以泸水县三岔河村尤为显著。本文将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对傈僳族音乐的当代价值进行研究与讨论,并在此基础上以泸水县三岔河村为例,通过多次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从外显性、内隐性等进行探索,以阐述本地区傈僳族音乐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     

道路转换与村寨社会变迁——以汶川县羌锋村的民族志考察为例

阿坝州汶川县羌锋村为“西羌第一村”,途经该村寨的道路数次转变。长时段来看,羌锋村经历了灌松古道、现代道路两种不同的道路类型,其中现代道路又可分为成阿公路、国道213线、都汶高速三个不同时期出现的三种现代道路。不同阶段道路的演变均发生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继而引起了村落不同层面的社会变迁。道路的连通疏通了地区间的隔离,打开了羌锋村与外界交流的大门,扩大了羌锋村与外界沟通的范围,村寨社会发生变迁的涉及面也愈发广泛,村落重塑的效果也逐步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