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新时期文学制度现代化探索的必然结果

茅盾文学奖的设立本身就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制度现代化探索的一种必然结果,在1978年文学评奖制度化的要求下,即使没有茅盾先生的特别请求,设立某种专门针对长篇小说的全国性文学大奖本身就是历史的一种必然要求.这样一来,1978年文学评奖制度下的全国性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及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规范,依然从根本上规约着当今茅盾文学奖的走向.     

文学制度现代化的探索——论1978年的文学评奖

从文学制度的角度,论文认为1978年文学评奖制度的建立,是中国文学制度现代化的一种建设性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前,国家力量难以建立起现代性的文学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来,对文学进行调控和管理的制度性力量又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批评斗争方面。而1978年文学评奖制度的建立,是文学制度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重要的一步,也是与前"新时期"文学活动真正断裂的开始。虽然由于"文学场"的结构有了质的变化,这种文学评奖面临众多批评,但其意义深远。     

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评奖及评奖机制的形成

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种客观的和历史的分析,以此来探索影响和制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评奖及评奖机制上的某些必然的和历史的因素.提出文学评奖绝非单纯的价值判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在国内文坛的不同类型的文学评奖及评奖机制上相应的某种特点,是文学场逻辑和文学评奖在文学场中所占位置的张力作用的结果.     

文学制度与文学的自主性

文学制度作为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学场域,一方面为文学提供了生产空间和生产场所,另一方面,文学制度又在不断地限制文学生产的自由与个性。这就是文学制度的悖论。在这种悖论的基础上,文学要想取得较大发展,就必须在借助制度的同时不断地超越制度。     

再谈严肃文学的“危机”

严肃文学发生“危机”是历史的必然。“危机”出现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是：教育发展所致的社会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迫使文学重新定位，迅速崛起的类文学与严肃文学展开竞争，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弱化严肃文学的认识功能，新型的文学流布方式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运作方式与生产体系。“危机”的出现主要是我国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进步的结果     

1930年代审查制度和文学价值的建立

1930年代的国民党政府企图控制文学生产,以“合法”的形式建立起对作家的专制控制,这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审查范围.国民党的审查制度,是正式审查的一个例子,是出版前审查和出版后审查的某种混合.1934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似乎并没有改变1930年代中国文学场内部主要权力关系.与其它地区的审查和压制比起来,国民党文学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尊重文学场的法则.     

上古文学制度论

文学制度是指文学活动在制度层面的形质表征，有观念形态和物质形制两个层面，包括创制精神、用象形制、概念范畴、文用形态、篇章体式、传写形式等具体内容，也就是说，文学制度是文学自身的规定性。文学制度的规定性是自生的、自性的、自足的、自适的、自化的。引入文学制度观念，可以拓展和深化中国文学研究，这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应该有特殊的学术意义。     

文学制度研究的现代性视野

文学制度的研究既要有现代性的视野,对当下影响文学制度的多种构成性要素进行分析;又要具有历史主义的眼光,对文学制度做史的考察.文学意义上的现代转型依赖的是文学制度的变更,文学制度有着自己的现代性追求.文学制度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保障文学创作的自由,它也规范和左右着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使文学的本质总体上与社会保持一致,使其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并参与着民族国家的建设.     

“九一八”文学旧体诗词初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全国（及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批以此为题材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具有独立的文学内涵和价值的文学现象，“九一八”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初声，成为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旧体诗词作品，由此，旧体诗词出现了20世纪以来第二个创作高峰。有的作品延续、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边塞诗传统，咏叹悲歌慷慨的军旅生活，有的作品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社会情境中去体味这一事件，充满了家国之忧与救亡之切的尖锐沉痛的社会批判，还有作品对“九一八”事变作历史省思，透视研索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其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探讨其中的规律与教训。“九一八”文学中的旧体诗词显现了20世纪文学与文学传统的脉系关联，是闪烁着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的创作。它所显示的旧体诗词在新的社会、时代中的创作实绩，为我们打开了考察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学关系的新视角。     

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客观说”下的关系反思与理论建构

从“关系主义”视角出发,可以把“客观说”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概括为三种基本形态: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为代表的“不透明性”关系,侧重文学语言的特殊性,文学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审美领域,意识形态与普通读者经验不能任意进入文学;以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透明性”关系,强调形式与意义结合为有机统一体,文学具有追寻本体世界的能力,“美育代宗教”为文学在现代社会找到合法位置,文学具有精神救赎的作用;以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半透明性”关系,侧重文本结构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性地位,文学处于社会精神结构的指定位置,文本结构与精神结构通过阐释活动建立起复杂的联系.     

先进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制度形成

制度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学场中也有文学制度的存在。文学制度是伴随着文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它对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而文学制度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为了促进其完善,就需要不断地给它注入新鲜的血液,即要用先进文化来引导它,而最终实现文学的繁荣。     

“翻译文学”研究

＂翻译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学科,其本体认知和学科范畴属于新的研究领域。＂翻译文学＂是承载着异质文化特征,是植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文学形态学。重新审视＂翻译文学＂的批评性研究,提出＂翻译文学＂研究已基本形成学界普遍承认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模式,但也存在分歧和争论。     

三类台湾专题文学史探析

浦忠成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注意原住民文学的特点,处处让人感受到与汉人殊异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模式。三本“台语文学史”将方言文学看成是台湾的特有文化现象,将台湾文学研究扩大到很少人问津的领域,但认为只有母语文学才是台湾文学,这就有排他性。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台湾区域文学史编写,以人文地理或历史地理为标尺,文学史在名称上多用“县”或“市”而少用“地区”,这便受到视野的局限。     

论文革地下文学的价值

＂文革＂期间,浓重极＂左＂色彩的地上文学沦为了政治权利的工具,作品造假、夸大、溜须拍马的踪迹甚多,很多几乎没有艺术阅读价值。而与其相对立的地下文学,具有＂情绪和心声的真实吐露＂、＂人性与艺术的觉醒＂和＂打破政治禁忌＂的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     

从社会背景分析日本文学由自然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向的必然性

明治文学从1906年开始到1910年,呈现出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各自繁盛的局面。1912年前后,此局面逐渐崩溃,日本文学走入新的成熟与分化,到1923年9月左右即被一个新均衡替代——社会主义文学与新感觉派成为当时文坛引人瞩目的双璧,而1914年正是日本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重要一年。考察其前后文坛情况与社会风貌,可以发现,代表日本近代文学的自然主义文学与代表现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学之间有密切关系。     

地域·文学·文化象征——“京派”历史与文学的再辨识

"京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视作与北京地域文学紧密相关的概念,事实上,"京派"与北京的关系十分复杂,"京派"源于北京,深受北京影响,有着十分明显的北京文化气质;然而,就文学流派的形成与文化意义而言,"京派"又超越了一时一地的限制,成为内涵丰富、特征独异的文学与文化流派。因此,跳出北京看"京派",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京派"的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宪法经济制度的概念

宪法学研究中经常忽略经济制度问题。宪法经济制度包括内在和外在宪法经济制度。外在宪法经济制度由产权制度、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三部分构成,应当与内在宪法经济制度相契合。     

对新时期文学的一种历史性反思——以1978年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为视点

通过1978年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群众推荐基础上的专家评选,来探讨何种力量以何种方式参与了对新时期文学的建构。提出1978年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之间具有某种深层互动关系：一方面范围极广的群众推荐本身体现了新时期文学的民主化诉求,另一方面专家评选体现了新时期文学对专业化的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因而实际上,1978年文学评奖的运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对社会主义文学规范的重新阐释和建构。     

对当代文学未来走向的思考

梳理了中国当代文学未来的走向,即由单一政治型向多样社会型转变,由繁杂的大分化转向逐渐的小聚合,由形式的现代化转向意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