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政府与中美《望厦条约》的议定

《望厦条约》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早期中美关系的结束和近代中美关系的开始。美国为了扩大在华贸易规模,派出使团来华谈判。清政府也指派了钦差大臣与美使商议贸易条约。两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反复交涉,从最初的照会战到最后的互相妥协,最终成功签订了条约,使两国交往走上了有章可循的轨道,也使两国的外交关系从一开始便打上了不平等的阴影。     

道光年间台湾问题中英交涉与外交折冲——以新发现《来往文书》《台湾奏折上谕》为中心的考察

鸦片战争时期相当数量有军事情报价值的外交照会流失海外,学界对于耆英、伊里布等关于台湾问题的交涉因缺少中英往来的诸多照会而多语焉不详。大英图书馆藏道光年间《台湾奏折上谕》《来往文书》等两类外交照会档案汇编,基本为国内学界所未涉及。分析这两类外交文书的内容及表达修辞,可以较为全面地解读道光年间国与国之间"全权"钦差大臣的行动轨迹及其策略,清方对英方军事及商贸态度等,反映了清政府在谈判过程中的主动或被动、清方外交策略和姿态,以及《南京条约》前后清帝国外交策略及其操作的差异,涉及传统中国外交理念时空意义上的转向。这些外交照会涉及英军侵略中国台湾及其遭到的反击等,关涉战争道义乃至国家领土能否完整等历史转折,意义重大。     

权力的争夺与妥协:清末商约谈判与翻译(1902-1907)

依照《辛丑条约》约定,清政府于1902-1907年与6个国家进行了谈判,并与英、美、日、葡四国签署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包括《中英商约》、《中美商约》、《中日商约》等。以各商约的中英对照文本为研究对象,结合谈判期间的外交函电及会议记录等历史档案,再现了缔约过程中双方在语言文字上的较量,通过分析影响翻译策略的因素,揭示出文字背后权力的争夺与妥协。     

彼得·伯驾与美国早期对华外交

美国早期对华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始于19世纪40年代，其标志为1844年来华的顾盛使团以及同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但最早鼓动美国政府和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在条约谈判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却是美国的传教士医生伯驾。尽管伯驾鼓动美国政府建立对华外交关系的动机是为了在华传布基督教的便利，而且伯驾在对华外交上曾极力推行过武力威胁的侵略政策，但他为开拓美国对华外交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我们今天研究中美关系发展所不可忽视的。     

1872年中国教育使团赴美的外交实践及意义

18 72年清政府派遣教育使团作为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赴美这一历史事实 ,对于中美外交关系 ,以及中国早期的整个对外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派遣教育使团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管理中国留美学生的事务 ,但实际上 ,使团开展的活动涉及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这些活动不但扩大了中国在美国的影响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在中美外交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同时 ,使团对拉丁美洲华工所受迫害的调查 ,还为中国政府 1 875年赢得和西班牙、秘鲁的条约谈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礼仪照会翻译之考析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照会怎样译出、由谁译出的问题在学界虽有论者提及，但并无定论。梳理使团成员日记、著作等原始资料以及相应汉译文可知，论者对礼仪照会的翻译问题莫衷一是与汉语译本中的误译不无关系。以英文资料为基础，比较使团成员对礼仪照会翻译的叙述能还原史实真相，能一窥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翻译活动的特征和形态。     

危机中的特使外交：抗战时期纳尔逊使团对华经济调查

1944年9月美国总统特使纳尔逊访华之际,正值中美关系陷入危机的关键时刻,纳尔逊使团通过开展对华调查,试图从经济层面入手化解两国之间日趋激化的矛盾。在白宫方面的支持下,纳尔逊使团得以直接向国民政府索取诸多机密信息,并与美国驻华机构互通情报。纳尔逊使团在短期内即完成对华经济情报的搜集任务,并据此向两国政府拟具针对性的建议,为维持中美战时同盟关系提供方案。纳尔逊使团在中国的经济调查活动,反映了罗斯福总统“特使外交”的特色,同时折射出美国当局海外情报领域特使和常使之间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微妙关系。初次访华期间,纳尔逊与蒋介石确认了中美战后经济合作意向,这是缓解二战后期两国紧张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但围绕如何开展战后重建等核心议题,纳尔逊使团未能促成任何具体协议,此阶段中美之间的谈判与互动反而暴露出双方存在重大的战略分歧。     

卫三畏与美国早期中国学研究

卫三畏作为美国早期来华的一位著名传教士，自19世纪30年代来中国后，以传教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在中美《望厦条约）和《天津条约》中积极参与，促成宽容条款加入中美《天津条约》。主张利用儒家经典推广在华传教事业，认为只有以武力在中国传播福音才能拯救中国。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著述，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虽不乏以偏概全，但他的研究体现了美国中国学研究重视现实问题的发展路径，并推动美国汉学走上职业化道路。     

略论《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的签订与中法战争重启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是中法战争过程中双方试图取得妥协的一个和约。由于双方谈判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双方最终兵戎相见,中法冲突再次爆发。这与双方的根本利益冲突有关,但是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一些技术性问题。究其原因,首先,双方的谈判者李鸿章与福禄诺的交涉不符合近代外交的规范;其次,总署和中枢以及最高统治者对于《简明条款》的内容没有进行深入核查,使得条约中的隐患得以延续;第三,双方对于《简明条款》第二款的模糊处理和误解使得中法之间再次爆发冲突。     

试析《中美商约》及其历史背景

<正>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曾签订了多方面的条约和协定,仅1946年就有13个之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署名签订的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本文拟通过对《中美商约》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后果及其背景的分析,评述国民党政府崩溃和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失败的不可避免性。(一) 《中美商约》从1946年春天开始,曾经过八个多月的秘密谈判。在正式签约前,国民     

论中西文学艺术中的善与恶

中西文学艺术中表现善与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术作为表现和强化“善”的手段 ,呈现出崇扬美德、表现和谐、追求圆满的特征。而西方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却表现了善恶冲突 ,甚至突出了“恶”来反映现实 ,揭示人性 ,从而表现出暴露阴暗、紧张冲突、综合繁纷的特征     

探析人格内涵及人格权的性质

人格理论产生于罗马法,罗马法上的人格带有浓厚的身份性特点。近代民法抛弃了身份人格而强调人格之平等,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民法典的建构。在此基础上,现代民法提出了人格权概念并对其进行规定。从本质上来说,人格权乃是自然人基于伦理人格而享有的,在实定法中得以确认的自然权利,其应属于私权利范畴。     

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分析普通高等学校扩招后本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的措施,着力通过教育管理的创新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实践与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

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二项结构”,人与对象的关系“三项结构”。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间需要借助于实践工具 ,建立人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以及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的     

牛郎织女传说与审美意象的外化

对于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 ,仅从史家观点和幻化形式入手 ,是偏颇和形而上学的 ,并使之失去了反封建意义。其“鸟鹊添河”幻化形式乃是一定历史阶段审美主体审美意象外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审美角度阐释牛、女爱情故事及外在形式 ,具有更为直接和普遍的意义 ,并能感性地揭示其反封建主题。     

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分析普通高等学校扩招后本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的措施，着力通过教育管理的创新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市场分割、资本深化和教育深化--关于就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就业压力是我国现阶段及今后长期面临的重要问题。劳动力市场 ,尤其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导致我国资本深化的重要原因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限制了劳动需求 ,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 ;劳动力市场分割增加了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 ,降低了投资的积极性 ,间接引发文凭教育过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是缓解我国资本深化、教育深化的重要措施 ,也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根本所在。     

试论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

善恶评价是一种认识活动 ,其认识活动的实现必须依据两大要素 ,即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因此 ,分析与探讨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二者的关系 ,对于我们深入地把握善恶评价的活动机制和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论科教结合与培养一流工科本科生

体现在大学教学过程中以科教结合为核心理念的洪堡大学理念,就是“科学研究引入教学过程”的理念。其体现在“教”上,就是研究成果引入教学内容和使教学过程具有探索性;体现在“学”上,就是大学本科研究性学习。提出现代工程实践教育一些新的构想和进行的初步尝试。     

汉字的形体演变与简化问题

汉字的产生为中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今天仍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它的形体经历了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汉字“正体”与异体并存,繁简也在互相转化。从汉字的历史演变看,繁化总是少数的,总的发展趋势是简化,简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由简入繁是不符合汉字发展的历史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