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然而环境污染侵害的远不止公众健康。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但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不同环境污染状况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居民感知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而居民感知的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这主要源于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环境治理责任的不同判定。环境污染状况对不同区域和居住地居民的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空气污染损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而水污染损害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均有表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而互联网使用强度的增大降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环境污染治理关系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应下大力气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建立公正透明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强化对民众感受的调查研究,以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政治参与。     

公共产品类型、绩效与政府满意度差异

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2010年公共产品与政府服务调查数据,探究了公共产品类型和绩效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满意度的不同影响。根据民众对政府公共产品提供责任的期望,将公共产品分为完全政府型、政府主导型和个体主导型3类。回归结果显示,公共产品提供绩效对中央政府满意度影响较小,对地方政府满意度影响较大。其中,中央政府受政府主导型公共产品影响最为显著,地方政府受个体主导型公共产品影响较大。     

基层公务员工作压力与领导方式交互效应研究

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工作的日益推进,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内容和范畴发生了深刻变化,压力问题日益凸显,这些变化对公务员工作满意度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同时,逐渐趋于年轻化的基层公务员群体受领导者行为风格影响颇深,领导风格的介入是否会改变工作压力与工作满意度间的传统关系值得深思与探讨。通过访谈、实地考察和问卷调研的方式,以安徽省217名基层公务员为样本,选取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家长式领导中的仁慈领导与威权领导两个维度,探讨双元工作压力与二维领导方式及其交互效应对基层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挑战性工作压力与威权领导间的交互效应和与仁慈领导间的交互效应分别对基层公务员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阻碍性工作压力与威权领导间的交互效应和与仁慈领导间的交互效应对基层公务员工作满意度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     

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的影响——兼论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

基于“目标群体回应行动评价政策及执行有效性”的思路,利用汾渭平原微观农户调查数据,以农户的清洁取暖采纳行动来评估“双替代”政策及环境规制执行效能。鉴于清洁取暖双重政策目标,将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分为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两个阶段。采用Heckman模型,从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两个维度分析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均有正向影响。控制内生性的IV-Heckman模型和PSM反事实估计结果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运用同时克服环境规制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IV-Heckman模型,从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两个层级拓展研究不同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信任在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地方政府在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均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最后,提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应兼顾农户资本禀赋差异、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度等对策建议。     

共享经济监管机制对感知隐私风险、消费者信任及持续共享意愿的影响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检验共享经济监管机制对隐私感知风险、消费者信任和持续共享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政府监管对感知隐私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行业自律监管对感知隐私风险的负向影响不显著,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监管的交互组合对感知隐私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感知隐私风险对消费者信任及持续共享意愿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3）消费者信任对持续共享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媒介使用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

媒介使用在环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CGSS2013）的数据,使用Ordered Probit回归建立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传统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新媒介（互联网和手机）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在中央政府层面,新媒介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传统媒介。基于对研究发现的讨论,建议政府在传统媒介平台上满足公众多元化的环境信息需求,着手从新媒介平台搜集公众建议以改进环境治理,重点针对新媒介平台上的环境热点事件制定解决方案。     

共同生产行为与公共服务感知绩效：对环境治理的一个跨层次分析

环境治理是政府与公众共同生产的过程,新公共治理理论强调,公众的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但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仍存在不同研究结论。实证结果显示,个体共同生产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并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但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这一组织层面的变量后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对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当地方政府投入高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正相关;当地方政府投入低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负相关。同时,地方政府的投入行为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存在外溢性特征,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会正向影响公众对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     

强化问责可以提升政府绩效吗？——基于CFPS数据的断点回归分析

【目的/意义】强化问责是否可以提升政府绩效？学界的答案仍存在争议，需要继续检验。中共十八大后党中央实施全面从严治党、强化问责，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自然实验的新机会。【设计/方法】基于2010～2016年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使用断点回归方法，以2013年中央强化问责前后中国的县级政府绩效变化为分析对象，可以检验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的影响及其路径。【结论/发现】强化问责在短期内显著提高了政府绩效水平，政民互动过程的回应性、服务性、公平性和规范性发挥中介效应。但是，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的影响力呈现倒U型的发展趋势，先升后降，可持续性较差。这一立足全国宏观数据和基于自然实验的分析结果，回应了学界关于问责“有效”和“无效”的争论，提供了争论成因的初步解释，并为理解强化问责对政府绩效的影响提供了时效视角。     

控制权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行动逻辑——以F市秸秆禁烧工作为例

随着中央政府环保压力的不断加强,如何对上级政府环保任务进行迅速、高效回应,成为地方环保行动的关注重点。在借鉴“控制权”理论的基础上,以对F市秸秆焚烧工作的考察为切口,讨论地方政府在政治动员、任务传导、资源聚焦和结果反馈四个环节的环境治理行为及其运作逻辑。研究发现：在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面临中央政府在目标设定、监督约束、外部激励、结果考核等方面的环保压力。为保证环保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采取积极行动,通过快速响应、责任压实、集约投入和信息筛选等应对行为回应上级政府交代的环保任务,在提升地方政府环保治理绩效的同时,保证中央政府委托的环保目标的实现。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关系及对策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呈现出新的景象和趋势:地方政府成为独立利益博弈主体,围绕着对经济管理"责、权、利"的重新定位和分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始终进行着利益的博弈。为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强化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与控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并使之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各地方政府之间应相互尊重、因地制宜、发挥强势互补的效应。     

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差异的跨案例分析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2001-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制度差异与区域经济差距的博弈分析

为了寻求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路径,运用制度创新和制度性差异理论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成因。分析认为,由于初始阶段条件的差异,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中央政府针对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会作出不同的政策安排,地方政府也会采取不同的均衡策略,由此形成了制度变迁路径的不同选择,最终造成了区域间制度差异;而区域间的制度差异对各区域的经济绩效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区域经济的差距。     

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与现代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 ,各级地方政府在政治、社会现代化程中 ,扮演主要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在个人和文化现代化方面 ,扮演间接的组织和推动者角色。过去珠三角由于政府参与太多 ,负面效应越来越显现出来。未来各级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程中的作用将主要表现在退出组织者角色而加强推动者角色。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与农村环境维权

以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的农村居民数据为样本,采用Probit、Relogit等计量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中的关系资本、信任资本以及政治效能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关注度、婚姻状况、自身的阶级认同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横向关系资本、人际信任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居民参与制度外维权行为影响显著,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还强化了内在效能的促进作用,年龄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提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环境有关制度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完善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等相关政策意见。     

中国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行为逻辑分析

改革后中国地方政府的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同级地方政府、微观主体,这三者之间实质上都是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中最具有交集的理性变量就是辖区GDP的增长。在地方政府竞争态势下,地方政府会追求更高的GDP增长,其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手段在于选择性的产权保护。当然,地方政府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在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条件下,可能会损害中央政府在全国的整体利益,也可能会危害辖区居民和企业的公共利益。而要改变这种地方政府竞争所带来的弊端,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地矫正。     

政府绩效对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作用机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比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政府绩效上的差异可以通过公众心理这一路径作用于政府合法性水平的层级差异。其作用机制是决策绩效与执行绩效的时空分离和公共危机管理。由于这两个作用机制,公众在心理上更容易认为中央政府绩效高于地方政府绩效,因而中央政府可以从政府绩效中获取比地方政府多的合法性资源,造成政府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强化和扩大。     

政治信任的含义、层次(结构)与测量——对中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述评

政治信任主要指民众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学界从制度、社会文化、威权主义三种视角对其起源进行了解释。现有的研究表明,政治信任是有结构的,在中国,这种结构表现为从上至下逐次递减的层级差异,在美国则反之。众多学者的进一步测量显示,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公众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政治信任度一直呈下滑趋势,这种下滑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却不明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认真对待并采取措施解决我国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积极探索政治信任理论的本土化,构建适合我国政治信任的模式与运行机制,提升民众的信任水平。     

试析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出发,在遵循＂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指导原则的基础上,逐渐从纵向上下放中央权力于地方。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由分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纵向地方分权基本情况的介绍,强调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试图为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