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与阐释：江户时期《左传》研究的新视域——以龟井昭阳《左传缵考》为中心

《左传》的日本传播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江户时期，《左传》研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汉宋之争中滋养着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龟井昭阳对“周孔之教”推崇备至，其《左传缵考》把《左传》尊为孔门遗典，而对《公羊传》《穀梁传》《孟子》《荀子》却采取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昭阳批判性继承杜预注，善于引用与《左传》同时期的古文、古注，并博采众说加以考辨，同时注重贯通《左传》全书、探寻总结行文规律进行注释，不仅追求详尽，而且还着意于精细的考辨阐释和“文例”“义例”等的分析，突破了徂徕学派“以识古文辞为先”的局限，把形成于宽政年间的考据学进一步发扬光大。以南冥、昭阳为代表的龟井派是江户时期反对朱子学最强劲的一支力量，昭阳在继承乾嘉学派谨严考据之风的同时，又注重义理之辨，表现出了鲜明的阐释学观点及一定的经世致用思想，代表了江户《左传》学的日渐成熟与日本汉学的基本成型，进一步促进了日本文化对《左传》的研究、继承与传播。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春秋经传集解》是现今最通行的《左传》杜预注本。但该书在校勘标点上时有疏忽,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沿袭丛刊本之误;二是校点时有可商;三是《经典释文》混入《集解》。     

江户之前春秋左传学文献流传日本考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春秋左传学研究的繁荣兴盛,有赖于江户之前大量春秋左传学文献传日所构筑的坚厚研究基础。细致考查江户之前春秋左传学文献流传日本的过程及相关书目,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繁荣的原因,便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索德川日本春秋左传学的精义。     

《史记》专诸刺僚前之“母老子弱”辨析

以司马贞为代表的注家在注解《史记》时,对专诸行刺吴王僚之前公子光所说的＂母老子弱＂一语和以服虔、杜预为代表的《左传》注家产生了理解上的分歧。服虔、杜预认为,这是专诸向公子光托付家事的话。而司马贞认为,这句话是专诸针对吴王僚说的,谓其左右空虚,势薄力弱,正是行刺的大好时机。司马贞并依此对服虔、杜预对《左传》的注解进行了批驳。比较分析《史记》和《左传》中的记述可知,司马贞、服虔和杜预的注解都是正确的,而司马贞对服虔、杜预的批驳却是错误的。其矛盾的产生,原因在于司马迁继承《左传》记述专诸行刺吴王僚一事时对原文理解上的偏差。     

试论焦循对杜注的批判研究

焦循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和思想家.他的经学研究特点鲜明,主张"以训诂明义理",提倡把经典内容的考据和义理思想的探究并重.他所著<春秋左氏传补疏>贯彻了这一研究思想.该书除了从考据学角度研究杜注内容之外,还在分析杜预的生平、仕途进退的基础之上,把魏晋之际的历史与<左传>的有关记载相比附,在义理方面对杜注进行了批判研究.从而把清儒对杜注的臧否推上了新的台阶.     

杜预“礼经”说驳议

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提出孔子“遵周公之遗制”作《春秋》，《左传》五十“凡”就是“周公所制”的“旧典礼经”。其实，杜预“礼经”说既不符合他引以为据的《传》文本意，也与五十“凡”内容相违背，是不能成立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综述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在经学史和《左传》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台湾和El本的学者都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就。从杜预的生平思想研究、《春秋经传集解》的文献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三个方面略作总结,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该课题的发展现状。     

清代《左传》经学与科举制度

清代科举考试中,惟《春秋》一经采用古注——《左传》。乾隆五十七年清廷废弃宋胡安国《春秋传》,起用《左传》,不是因为乾嘉汉学的影响,而是胡传不为清初帝王所喜,不得不废,与此相反,《左传》一直以来受帝王的喜爱。引导清廷废弃胡传的引子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的"删节本经书"一案。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

二、<春秋经传集解>的哲学思想 如果说杜预的<春秋序>是其关于<春秋>、<左传>研究的理论宣言,那么,<春秋经传集解>则是杜预关于其理论宣言的详尽阐释.按照经学注疏的一般原则,杜预之<春秋经传集解>不能超越<春秋>与<左传>记叙的范围,但其阐释毕竟已经具有了时代的浓厚色彩.     

词义拾零

一、翳桑 《左传》宣公二年:“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杜预解“翳桑”为“桑之多荫翳者。”新编《辞源》(2512页)和徐中舒的《左传选》(116页)主此说。清代的江永、王引之认为翳桑是地名,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修订本29页)和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661页)主此说。今人陈其猷则认为“翳桑谓枯死之桑也。”(《吕氏春秋校释》897页)我赞同陈先生的解说,理由如下。     

杜预经学注释刍议

杜预对《左传》的注释,首先创造性地确立了经传合一、比义而解的整理与注释原则;其次治经广摭博洽,重书例归纳的注释经书内容;最后对《左传》书例的归纳,是杜预经学文献整理研究的又一大贡献。他以简驭繁,约简精洽的注释风格,使《左传》研究走出了单纯字句训诂的困境,奠定了两千年来经学书例和治经的基本范式。     

穆陵考

《左传·僖公四年》“南至于穆陵”中的“穆陵”在今何处?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到今天的《辞海》都误以为在今山东临朐,以致与历史史实、与上下文扦格不入。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具体上下文的考证,得出了穆陵当在今湖北麻城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产生错误结论的原因。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学术价值新论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 (残卷 )较阮元本更接近于《左传》及杜注原貌 ,是校正阮本的重要版本 ;残卷中保存的许多古文、异体字、异文是研究上古文化、汉字构形、汉语词义和语法的宝贵材料 ,在儒学学术史的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太叔完聚”之“聚”的宾语是民众

《春秋左氐传·稳公元年》中的“太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选本都以《郑伯克段于鄢》为篇名)一句,历来对“聚”的注解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聚”是聚集粮食或粮草,一种以为“聚”是聚集民众。东汉服虔作《春秋左氐传解谊》,首先提出“聚为聚禾黍”的意见,后杜预为《左传》作注,在“太叔完聚”下云:“完城郭,聚人民。”唐孔颖达疏云:“服虔以聚为聚禾黍也。段欲轻行袭郑,不作固守之资,故知聚为聚人,非聚粮也。”从此两种意见并行,各家取舍不同。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解释为“聚集百姓”(见第一册第11页),郭锡良,唐作藩,何九盈等几位先生编著的《古代汉语》注同上(见上册第129页);杨伯俊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则以为是“聚粮草”,     

刘文淇《左传》研究思想探析

仪征刘氏家族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研究以《左传》名家。从刘文淇开始,历经三代,共同编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该书蕴含着作者非常丰富的《左传》研究思想,集中体现其研究特点,是清儒《左传》注疏研究的整理和总结之作。在分析该书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其《左传》研究思想为三个方面,即“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公羊》、《毂梁》之义理不能尽信,《左传》之褒贬存于贾逵旧注。     

古云梦泽“跨江南北”说辨误

本文主要从两个层次,对古云梦泽跨江南北这一流行说法的历史文献依据进行辨析。其一,今本《左传》昭公三年下有一条注文:楚之云梦,跨江南北。”这被看作西晋初年杜预的权威性注释,但同为杜预所作的姊妹篇《春秋释例》却无此内容。北魏郦道元、唐初孔颖达都尊奉杜预,多次引用杜著二书。如果杜注中原有此条,他们解释古云梦泽时岂能不直接引证?可见,流行说法实应出自孔颖达的推论(孔《疏》语气亦可证),而为后人羼入杜注。其二,孔颖达以为“江”专指长江(实则古之沂水、淮水、江水、沮水皆有“江”称),认为《左传》“江南之梦”(“江南”为地区名,“梦”通指泽薮及水草地)与“济江”后所入之“云中”(实为汉东的郧国故地)都是指长江南岸的云梦泽,进而推断“江北亦有梦”,“此泽跨江南北”,实皆误。     

古云梦泽“跨江南北”说辨误

本文主要从两个层次,对古云梦泽跨江南北这一流行说法的历史文献依据进行辨析。其一,今本《左传》昭公三年下有一条注文:楚之云梦,跨江南北。”这被看作西晋初年杜预的权威性注释,但同为杜预所作的姊妹篇《春秋释例》却无此内容。北魏郦道元、唐初孔颖达都尊奉杜预,多次引用杜著二书。如果杜注中原有此条,他们解释古云梦泽时岂能不直接引证?可见,流行说法实应出自孔颖达的推论(孔《疏》语气亦可证),而为后人羼入杜注。其二,孔颖达以为“江”专指长江(实则古之沂水、淮水、江水、沮水皆有“江”称),认为《左传》“江南之梦”(“江南”为地区名,“梦”通指泽薮及水草地)与“济江”后所入之“云中”(实为汉东的郧国故地)都是指长江南岸的云梦泽,进而推断“江北亦有梦”,“此泽跨江南北”,实皆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