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优先战略下的地方政府经营化与高廉政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执政水平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和高廉政风险。这种“双高现象”与地方政府经营化密切相关。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政府经营的增长方式以及政企统合的治理模式成为地方政府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而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也导致廉政的治理思维、治理结构和治理路径发生了扭曲和错位。效率优先思维下的廉政退让,权力集中结构下的约束失效,惩治路径导向下的防控缺失,使某些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高廉政风险的政治生态。新形势下的反腐,需要系统的治理思维、科学的治理结构和合理的治理路径。     

“统合治理”： 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风险社会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冲突及其调适

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尤其是明确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目标和特点,是提高其风险治理能力的关键.当前研究大多为政府角色的应然研究,相对忽视地方政府的"特殊利益",公益性与自利性角色在不断地交织博弈.以X市某镇政府安置房产权纠纷事件为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在风险治理中所表现出来的角色特点及其冲突变化,发现其具有"合作监管""合谋放任""回避控制""协商治理"4种角色形式,且存在于地方政府风险治理的不同阶段.因此,需合理定位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及要求,并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制度性规制和调适.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风险的实证研究

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中网络风险的概念进行界定与分析,并提出网络风险的三个来源,分别是环境风险源、主体风险源和运行风险源,据此提出各个风险源与网络风险之间存在的作用关系假设,并形成概念模型.在调研访谈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SEM分析来验证假设,从而探索网络治理的风险来源,为地方政府在未来的网络治理中有效规避网络风险提出可行路径并据此对地方政府规避网络风险,进行网络论理推出具体建议.     

有关建立廉政风险预警报告机制的研究

若将廉政风险预警报告机制比作一本字典,那么风险点就是字典索引,层级确定的标准、原则及采取的处理方式则是字典里的信息,出现的预警信息则为待查询的内容。所以编制这本字典的过程即为建立廉政风险预警报告机制的办法,查询这本字典的目的就是确定一种处理廉政风险预警途径。本研究的重点是编制这本廉政风险预警机制的字典,内容为风险排查、信息库建立及层级和处理方式。一旦预警信息出现后,可采取查字典的方法,迅速确定预警的级别,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及治理研究

近年来,全国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迅猛增长,但是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已经资不抵债,如果不是地方政府的担保,这些融资平台将面临破产境地。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本文将深入分析我国政府融资平台的突出风险,并提出一系列的治理建议。     

廉政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及其消解

廉政政策执行监督是廉政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廉政政策执行失真,保证廉政政策执行目标的实现。化解监督过程中遇到的困境难题,需要通过健全监督主体、约束监督客体、建立监督责任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等方式加以解决。     

统合型治理：基层党政体制的实践逻辑

中国基层治理体制是基层党委和政府相互作用下的党政体制,在实践中呈现出统合型治理的运作逻辑。以山东省招远市的基层治理实践为例,从行政资源整合、政治任务转化、基层组织动员三个方面考察该地统合型治理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统合型治理是一种能动型的治理机制,能够实现多元化治理方式的灵活性切换、常规工作和中心工作的制度性转换、应急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转变;统合型治理的运行机制,即基层党委和政府双重体制的互动整合机制,具体包括党委体制与行政体制的压力传导机制、责任联动机制和权责分配机制;统合型治理强调党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     

协商民主：村民自治过程中廉政治理的生长点

近年来,在多元利益分化、中国协商民主体系化、村民民主自治困境等现实逻辑下生长出的农村协商民主,有效推进了农村公共事务解决,拓展了农村治理新空间,但协商民主制约监督村级权力运行、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价值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事实上,协商民主这一价值体现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补充民主选举,规范权力生成方式;融入民主管理和决策,制约权力运行;推动民主监督,完善村级权力监督体系,因而可成为廉政治理新的生长点。在进一步推动农村廉政治理中,还需加强协商民主自身建设：衔接高层协商与基层协商,创新协商民主具体路径;改善农村政治贫困,培育协商主体公共理性;构建协商民主制度,规范村民参与程序;准确定位参与主体,保证协商民主质量。     

廉政风险水平测量方法的研究

廉政风险管理已经日益普遍地在中国很多地区、部门和单位开展起来,但实践中所采用的廉政风险等级的评价方法并不科学,严重地制约了廉政风险管理的科学化。廉政风险水平和腐败程度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传统上,有两大类方法用于测量腐败程度,分别是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这两种方法都存在各自的缺陷,都不能对腐败程度做出准确的测量。结合透明国际和中国香港的最新测评实践,在对现有腐败程度定义讨论和修正的基础上,基于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一种可准确测量腐败程度新型测量方法,即行为测量法。该新方法可用于廉政风险水平的测量实践,并由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廉政风险管理实践的科学化做出积极贡献。     

我国二板市场的信息风险及监管模式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二板市场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现象导致的市场风险 ,以及信息风险产生的原因 ,从降低信息收集和处理成本、提高信息生产和流通效率的角度 ,提出建立一个自律与他律相契合的三级链式二板市场监管体系 ,并分别分析了中国证监会、证券业协会、做市商、保荐人、独立董事在监管体系中的信息创造和信息传导机制 ,揭示了其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     

论刑事申诉检察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

刑事申诉检察对检察权进行监督制约具有深厚的法理根据,它主要通过复查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来实现.刑事申诉检察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尚存不足,应按照构建和谐社会和自觉接受监督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完善和改进.     

事中事后监管中政府与行业协会协作机制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行业协会等第三部门成为协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协作治理理论为出发点,对事中事后监管中政府与行业协会协作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协作治理过程中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实际状况与应然状态,并对主体间实现良性互动关系应具备的条件、面临的困难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进行梳理.通过分析认为,政府与行业协会在事中事后监管领域已具备协作的条件和机制,完全有必要也有能力进行协作,实现对市场的有效监管.     

加强对党内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学习十六大报告的思考

党内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我国实行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关键、前提和基础,加强党内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不断增强全党的监督意识,要改革和完善党内权力监督制约体制,要建立和健全党内权力制约监督制度,突出抓好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权力监督这个重点和核心,并不断拓宽党内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渠道,使党内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朝着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数字身份的泛在形态及其伦理风险治理研究

数字身份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身份形态,与网络空间相伴而生。网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泛在特征使数字身份呈现出云形态、微形态、超文本形态、可视化形态和碎片化形态,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伦理风险。数字身份的不合理应用总体指向了认同、隐私、自由和正义等4个伦理议题:数字身份弱化了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造成了“整合型隐私”保护困境及“隐私悖论”,遮蔽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和社会遗忘能力,隐含了“数据偏差”和“算法逻辑”不正义等问题。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传统身份逐步向数字身份转型,加强数字身份伦理风险治理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在新发展阶段,应充分利用技术、法律、伦理的协作互动,实现数字身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提升数字社会认同感,维护数字身份隐私权,克服数字身份的异化,消解算法逻辑的歧视性影响,使其更好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技术治理层面来看,要加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克服技术自身存在的负效应;从法律治理层面来看,应坚持权利与义务辩证统一的立法原则,为数字身份应用提供法律保障;从伦理治理层面来看,各个主体要加强自我约束,自觉成为数字身份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     

差异化风险及买方市场环境下的审计师行为选择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操纵“会税差”的视角

为降低盈余操纵行为被市场或监管机构发现的概率,公司可能会选择承担盈余操纵所产生的税负成本。相应地,在客户主导的审计市场上,审计师可能会因自身承担较低风险而配合客户的纳税型盈余操纵。以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异常审计收费及审计意见是否在纳税和非纳税这两种类型的盈余操纵中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客户为操纵盈余纳税和不纳税都降低了公司的盈余持续性,且纳税型盈余操纵可能造成公司未来更大的经营风险,更有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但审计师会通过提高审计收费和发表非无保留审计意见应对客户的非纳税型操纵盈余行为,而不太重视更为隐蔽的纳税型操纵盈余,以规避客户的流失,这种现象在透明度低的公司中更可能出现。研究揭示了竞争压力下审计师权衡风险后对客户纳税型盈余操纵的"纵容"行为,有助于监管部门提升对公司中较隐蔽的纳税型盈余操纵及相应审计师行为的关注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