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与吴澄——以道统论为中心的考察

黄宗羲批判吴澄生宋仕元,并由此否定其自封为道统继承人。不过,黄宗羲对道统传承模式的认识,明显受到吴澄的影响,但其改动了吴澄道统图中的人物谱系,特别是宋明时期,增加了陆九渊、王阳明与刘蕺山,其本人也以“贞下之元”的道统继承人自期并自许。     

阳明心学的境界论意涵

在阳明心学中,境界即本心良知在现实人生中的呈现。阳明以“求尽吾心”成就自我立论,在成己之说的基础上,指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才是至仁的境界,这样从小我上升到大我的仁者天地心境界。     

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以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为例

洛阳是明代北方仅有的两个阳明心学传播中心。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洛阳心学群体对文道观、特征论、风格论等文学基本问题及明代文坛的复古、模拟、性灵等重要命题均有所阐发。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有着调和传统理学文学观与阳明学说影响下公安末流等文学观的色彩,研究洛阳心学对于了解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

自宋代以来,"道统"观念便成为儒家的重要话题,而朱熹的道统论尤为后辈学者所尊重。"道统"一词并非朱熹首创,其最早的出处是唐代初期曲阜县令盖畅的墓志铭,意即儒家传道的系统。在朱熹的不同文本中,道统的谱系略有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哲学化的意味和"爱本朝"的思想。考察北宋以来"道统"一词的用法,可以看出其与"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余英时认为,朱熹这样的理论在他的时代是有具体目标的。一方面,朱熹建立尧、舜、三代的"道统"系针对着陈亮为后世(包括宋代)"骄君"助威的议论而来;另一方面,朱熹要证明孔子"开来学"的主要作用,就是让将来儒者有方法可以治国平天下。     

论宋亡“诗史”

宋末士子在经历了空前的鼎革动乱之后,对杜甫“诗史”精神有了比唐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在艺术形式方面,他们对杜甫“诗史”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汪元量主要用联章组诗手法创作出来的宋亡“诗史”长卷,舒岳祥主要用以序代题手法创作出来的反映宋末元初东南沿海地区动乱现实的“诗史”巨卷,则更成了我国“诗史”发展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周代官学之“诗礼乐”教与“书教”考异

 诗、书、礼、乐是西周王官教育中最核心的课程体系,也是最早得到王权认可的经典体系。但从《论语》、《礼记》、《国语》等文献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至晚到春秋后期乃至战国前期,《书》学仍游离于部分贵族教育课程体系之外。这说明,与“诗礼乐”为辟雍、泮宫两级学校普遍教授的政治、社交仪式不同,《书》是天子辟雍中课试贵族子弟的书面“文本”,而在诸侯泮宫中,各国故志、令、世、训典等文献则取代《书》,承担了国家历史教育的基本功能。对于这一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早期《书》学功能、传播之影响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西周王官之学的课程设置理念。     

“义阳三关”两周时期的区位发展与东畿开发

“义阳三关”两周时期的区位发展,受到王朝对以成周为中心的东部王畿的开发直接影响。随着西周恭王懿王期间伊洛川成为财富之地,三关在交通上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而与成周相连的淮汝地区及西侧的随枣走廊,在西周中期以后的发展与王畿具有一定同步性,三关中的黄岘关、武阳关（春秋时称大遂、直辕）成为沟通两地政治、经济活动的交通要道。到西周夷王以后,鄂国联合诸夷叛乱,在军事对抗中,三关作为王朝南界上军事关隘的功能开始具备。而随着春秋时楚吴对峙、战国时秦的扩张,以及步兵战法逐渐取代车兵战法,三关中的平靖关（春秋时称冥阨）成为天下重险。     

杨简心学思想探微——以诗赋为中心

杨简作为陆九渊高足,在心学的传承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以心学的视角观照和感悟自然万物并进行着文学创作.杨简的文学作品可以看作是对他哲学思想的艺术化描绘,他以卷舒变化、纵横飞动的笔墨将本心概念呈现在读者眼前,力图向人们展示本心的虚灵神奇和诸多妙用.本心的虚灵特征使杨简的文学语言也染上了灵明飘动、洒落不拘的特征,但也正因为他严格地以心学眼光来审视外物,反复地在创作中描述本心以及本心映照下的和乐境界,其诗赋作品也存在着同质化倾向.同时,其学术思想中的一些缺陷造成了他文学创作中的“分裂”,如其《东山赋》《南园赋》《月赋》《蛙乐赋》诸篇一般可分为差异巨大的两个部分:在描绘物象和本心特征时的精切传神、虚灵超诣,以及落入具体功用和艺术评价时的枯燥、武断伦理说教与道德指责;在诗作中对自然生命力的细腻感知,以及几乎千篇一律的赞美本心神妙与和乐境界.杨简以心学思想统摄文学创作,固定的写作模式背后反映出的是他哲学思想的内涵,他的学术思想体系决定了他的文学创作为何会呈现出这样一种面貌.     

湛甘泉“气化”“心学”思想探析——以《心性图说》为中心

明代“心学”除了众所周知的阳明“良知”“心学”外,还有甘泉“气化”“心学”一系。甘泉“气化”“心学”思想集中体现于《心性图说》。在一“气”流贯的视域下,《心性图说》勾勒了万物间“生意”归之于人,人之“生意”归之于“心”,“心”之“生意”又归之于“性”,而“性”的展开便是天地间的“生意”,以“心”著“性”为这一图式之枢纽。《心性图说》还论及工夫论,甘泉以“敬”贯工夫始终,由是涵养一“心”所蕴之“生意”。由是甘泉建构了以“心”“性”论为核心,“气化”和工夫论为两翼的别具特色的“心学”体系。《心性图说》的撰成的机缘基于阳明对甘泉“心体”论的质疑,在此意义上,《心性图说》可谓是甘泉自我回护的产物。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文化认同与道统重建 ———一种基于社会转型的社会—历史分析

基于对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现代性＂和＂中国文化认同＂的社会—历史分析,即通过恢复现代性自晚清以降作为一波三折的＂历史事件＂的面目,可发现＂邓正来问题＂把握住了当下中国＂文化认同危机＂和＂道统缺失＂的时代病症。由于当下中国正当化压力与认同危机并存,我们应当塑造可以回应正当化压力的文化认同,在古典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部分西方传统之间形成＂杂合性认同＂。文化认同的重建应当遵循＂两邓两晖律令＂,既不无条件地回归传统,也不无反思地诉求西方,建构梁启超意义上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之间的＂新文明＂。     

把握学情讲究实效——语文特级教师阅读教学探析

新课改下,怎样有效地实施阅读教学?我们从语文特级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可以得到启发。他们有清醒的学情意识,牢记语文学科的本体特点,在教学中着力点始终不偏移:引领学生咀英撷华,细读细化,以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适时促进学生钻探,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指导学生朗读,强化对文本的整体领悟,以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学术与政治纠结中的朱熹祧庙之议

朱熹议祧庙主要针对的就是以楼鑰、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朱熹认为赵汝愚不应该因避王安石之学而一概否定其具体的礼学主张,认为其祧迁僖祖满足了个人的私欲而忽视了能够带来长久和平安定的正确的礼制秩序.朱熹议祧庙集中体现了礼学理学化的思想倾向,与后来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有着直接的联系.     

中国乡村建设思潮的个案解析:论"定县主义"

"定县主义",是对定县平民教育实验理论的高度概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潮中颇具影响.其主要内容是提倡"平民主义",以民众为本位;以和平的乡村建设担负"民族再造使命";以"四大教育"、"三大方式"解决农民"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将"定县实验"模式推广全国.     

论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

"书院"始于唐代,经过五代、北宋的发展,至南宋达到鼎盛时期.江万里肄业于白鹿洞书院,又入太学上舍深造.进士及第后,历任州、府、路和中央部院长官,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其间任过教授、国子监祭酒、侍读、侍讲和书院山长,对官学和书院教育有深厚的实践经验.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1)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创办了"白鹭洲书院"、"宗濂精舍"、"道源书院"等全国一流书院;(2)大力提倡教育兴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仅吉州继文天祥后,又有17名学子荣登进士科状元,至明清共有2 728名学子进士及第,故吉州享誉"南宋进士的摇篮".江万里十分重视书院教育,并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借鉴:(1)重视思想教育,是南宋书院教学的灵魂;(2)提倡学术研究,要求书院既出人才又出成果.     

西汉大赋的帝王接受与经学影响

汉代经学思想统治地位确立后,赋家在创作上有意识地靠近经学,期望以此提高大赋的政治地位和功能。但作为主要接受对象的帝王对大赋娱乐休闲的期待视野有意无意地阻滞了它的经学化努力。这个矛盾呈现出的表象就是汉大赋讽谏创作目的和接受效果的背离。因此,对汉大赋受到经学的程度我们应慎重结论,特别不应过分夸大汉赋的经学化。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