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统一性问题的生存论解释

在试图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在”的四种含义加以统一的过程中,海德格尔逐渐认识到,或许只有“真理”意义上的存在（是）才是“存在（是）”的基本含义。而这也正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读中,海德格尔对真理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的原因。这种关注使真理、“实际生命”（此在）、存在者自身的显现（即存在者之存在）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逐渐显现出来。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此在及其逻各斯具有不同于世界上的现成之物的存在方式,它是在与存在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对所遇到的存在者的存在起显示或揭示作用的存在者。这就是说,如果“存在”有某种统一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就在于“存在者的存在在此在中并通过此在的明察显现”,换言之,不同存在者的存在意义的统一性在于它们都是在此在的生存着的理解中显示它们的存在的。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存在论路向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主要是海德格尔式的,它们基于不同的思想旨趣,把海德格尔的不同思想倾向接合到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去。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政治存在论的亲和性研究;马尔库塞则借助早期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展开对无产阶级的“被抛”命运及其扬弃的阐释;阿尔都塞则围绕后期海德格尔的“让存在”境域与意蕴,型构其“偶然的唯物主义”理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哲学路向,对于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境域无疑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但是,它罔顾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上的先验主义与形而上学性,最终使自己陷入相同的理论困境。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必然构成对任何海德格尔路向的政治存在论的批判。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对近期有关实践存在论批评的反批评——对董学文等先生的批评的初步总结

摘要： 将“实践存在论”理解为马克思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拼凑的观点源自对“存在论”（ontology）理解的片面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的割裂。在马克思那里,“物质”、“自然界”仅是“本原”意义上的“第一性”,而非“本体”。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于“存在”（on、being、Sein）问题的追问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对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古典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真正革命性超越在于他同“实践观”紧密结合的存在论思想,而非所谓的“物质本体论”。     

回到空间本身——论海德格尔的空间观念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世界的空间须由此在的空间性来说明，而此在的空间性源出于此在的时间性。时间性被看作是本真操心的意义并为空间性奠基,似乎空间、空间性不如时间、时间性那么“源始”。但海德格尔却同时又向我们指出，说空间性基于时间性或时间性较空间性具有优先地位,仅在对此在时间性结构的准备性分析工作中暂先有意义,以后仍要将两者的关系明确“平等化”。在《存在与时间》之后,空间问题逐渐从侧重于对此在日常生存论层面的空间性研究过渡到对空间存在本身的研究,这种过渡自然使得空间与时间在作为领会存在意义的视域这一层面上“对等”起来, 在《时间与存在》中海德格尔甚至直接将这种视域称为“时间-空间”,认为只有在这种源始的时间-空间的敞开状态中,物与此在本身的存在、“本有”才能得以显现。     

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再辨析——兼答复一种反批评的意见

 　
　　摘要：  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要理解其变革性与具体规定性。把“实践”概念泛化,不符合辩证唯物论的本意。“实践”不能作为“本体”,作为“存在”之源。马克思的实践观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将马克思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结合,用实践论阐释“人生在世”是不妥当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实践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存在论”取代“本体论”,就容易将存在虚无化、客体实践化、主体生存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当使辩证法和唯物论得到彻底的贯彻。     

意识流和自然主义——从叶锋教授的文章谈起

叶锋教授的论文《为什么相信自然主义及物理主义》的可商榷处在于它的某种自身不一致性。它对自然科学的最合理性的论证有以自身为标准之嫌,既有破绽,且不周延,未看到衡量“最合理”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合理与有效可以在时间视野拉长后呈现多元向度。詹姆士阐发的“意识流”和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流”,既是反形而上学和实体心灵观的,也是反物理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又具有人类可及的直观证据和知识价值,它属于心与物还没有分裂的原本的身体意识,自然主义的物理化脑图也无法追踪它的认知价值之所在。用“共同的基因和生长环境”来论证人类的非相对主义道德不成功,而主张人的价值和尊严存在于“大脑神经元结构”,是一种物质化的“我执”,与叶锋教授声称的自然主义与佛教伦理观的相似性不协调。而且,这种存在观不可能导致佛家大乘的慈悲伦理。叶锋教授引用的相关西方文献的作者并不持有自然主义和物理主义的伦理意识观,反倒是认同现象学的基本立场。     

“存在”译法是一种误译吗

王路认为用“存在”翻译Sein是一个根本的误译,因为“存在”在汉语中只有“时空存有”的含义,不能恰当反映“存在”问题的系词背景,造成我们对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的误解。其实,从语言与义理两个方面看,“存在”译法都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现象学家的文本中,“存在”比“是”更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旨趣。     

教育事实的显现

现象学“面向事实本身”的方法论原则在教育领域的运用,要求把教育视为一个意义结构和生命历程。教育现象学力图克服传统教育的知识论倾向,通过去蔽揭示存在的本真意义,从而促进人主观精神的生长。现象学所提出的“看教育”是在生活体验中展开的,并通过改变对人的理解方式为教育发展提供新的立足点。现象学从认识论-存在论-实践论的理论演进,彰显了教育事实显现的逻各斯,确立了教育的实践旨趣。     

从现象学到生活艺术哲学

“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已成为当代欧洲思想界的一个热点,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和实践与20世纪的现象学运动密不可分。无论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还是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都是以关怀人类生存、合理安顿人与世界的关系为根本动机的。现象学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倒置、对在场和缺席关系的倒置、对确定性和可能性的倒置、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倒置,为生活艺术哲学做了充分的理论奠基,由此出发,生活艺术哲学在哲学实践、审美泛化等向度上得到了发展。现象学的“小零钱”精神、“前科学”立场、关注意义构建、重回古典哲学的精神和实践,都成为生活艺术哲学的基本立场。     

“头足倒置”抑或“首尾不一”——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旨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重点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头足倒置”与“首尾不一”,前者指黑格尔忽视了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后者指黑格尔未能贯彻自己的原则,既无创见更充满妥协。实际上,“头足倒置”并非直接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其主要目标是近代政治哲学,在批判近代政治哲学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共享了同一个逻辑。“首尾不一”则沿用黑格尔的逻辑框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之缺陷,这一批判指出了黑格尔法哲学存在的问题,但不是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我们不应简单定论,既要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关系,也要认识到马克思批判的错位之处,更要认识到他们各自政治哲学自身发展路径的差异。     

胡塞尔现象学与自然主义批判

自然主义批判始终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自然主义不仅在逻辑上是背谬的,同时它也是自然态度的极端化,并对生活世界本体论进行了颠倒,因此,胡塞尔现象学对自然主义的悬搁的目的在于回返到生活世界之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超越论的悬搁,以进入超越论主体性的领域。     

伦理经验与诗性意义——杜威美学及其价值的再审视

要深入理解杜威美学,就要从其形而上学立场开始。他试图以自己哲学思想最核心的“经验自然主义”所提供的整体性与过程性去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超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他的美学中,基于“一个经验”的审美经验代表了最完满的经验,使艺术能够通过自身的过程性和整体性为人的生活提供意义与价值。艺术与审美是获得好生活的智慧,同时也是赋予人们以意义的实践。艺术作为开放性的交流,最充分地实现了民主,民主社群使好生活得以可能,民主生活则是好生活的理想。杜威在艺术和审美中找到了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中二元论、基础主义的整体性、过程性的办法,并且从中看到了理想伦理生活的理智性与情感性。他对“意义”的讨论是其经验形而上学与美学理论之间至为重要的纽带,并且最终通向伦理学的价值维度。在今天,通过重新思考杜威美学,人们也许会得到启发,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面向未来。     

从现象学到精神病学——论闵可夫斯基的现象学精神病学

闵可夫斯基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现象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也是现象学精神病学进路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不满足于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精神疾病图景,主张通过现象学直观去探索精神疾病的本质现象。他改变了精神病学聚焦于疾病症状和神经生理机制的传统做法,而主张精神疾病的根源在于塑造了疾病症状且先于神经生理机制的前意识经验结构。由此,他将精神分裂解释为与实在之生命联系的丧失。他对精神疾病的现象学分析有效地沟通现象学与精神病学这两个传统上不相干的领域,并为今后现象学与精神病学、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协作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     

对理性从坚定到怀疑——《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遭遇“物质利益难题”的前后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理性的认识经历了从坚定到怀疑的转变过程，“物质利益难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前，马克思肯定理性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改造作用，强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接受理性的规制，以满足理性的标准与要求，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主张实现哲学思想与现实世界的双向互动。马克思在肯定理性本原性地位及其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密切关注物质利益问题，由此遭遇了“物质利益难题”。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后，马克思头脑中固有的理性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冲击，他开始对从前的理性产生怀疑，并诱发了其对理性的信仰危机。这种信仰危机并不是阻滞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绊脚石”，而是帮助他开启和建构自身独立思想体系的“垫脚石”。     

说谎者类型悖论的自然破解————基于布里丹的语义封闭逻辑

布里丹基于指号的语义封闭理论认为,任何命题都必须以指号的方式存在,任何以指号方式存在的命题都有两种意谓,即心灵之内的意谓和心灵之外的意谓。但仅仅通过命题的意谓不能决定其真值条件,必须考虑相关的指代;而命题的真值条件由命题中各词项的联合指代决定。以此为基础,并借助纯粹的自然语言,布里丹为说谎者类型悖论的破解提供了一种具有逻辑一致性的自然破解方案。这一方案无须对对象语言与元语言进行明确区分,而仅仅需要对以自然语言表达的悖论语句进行常规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更贴近人们的日常思维模式。     

论法国“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策略

法国“新新小说”在叙事中采用了不动声色的策略，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叙事空间和叙事节奏五个层面。在叙事视角上，“新新小说”喜欢运用“外视角”来剥除叙事者的主观情绪，即便在运用“内视角”时，也同样限制人物的情感。就叙事语调而言，作者和人物、叙事者和其叙述之间存在距离感，形成了一种中立、客观、冷峻、反讽、不带情感的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则体现了简化和精确两个特征，一方面叙事者将语言简化到最基本的信息，另一方面给出过度的细节描写，造成失真的效果。叙事者还喜欢描写“非人格化”的叙事空间，包括死寂的空间、迷宫般的空间和抽象空间，将空间与人物隔离开来，不再提供稳定的意义。在叙事节奏上，迫切和收敛形成紧张和平静两种节奏，造成叙事收放并存的效果。“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是对传统小说中意识形态、形式主义、本体论和心理描写的反抗，体现了当代文学的“平面”美学。     

中国传统法学实践风格的理论诠释————兼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孕育

中国传统法学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它虽然不构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却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和思想旨趣。中国传统法学的理性基础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此传统法学不追求客观性的标准答案,而是探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性路径。这种特质决定了传统法学的实践风格,这种实践面向包含了善的目的性追求与法律实践智慧。中国传统法学乃是当代中国实践法治观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生成的思想文化前提。法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行动塑造法治,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行动纲领。     

认知语言学对西方哲学的贡献

虽说西方哲学在各个时期都为主流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后者也常为前者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就曾为西方哲学输送了新思路。已成为当代语言学主流的认知语言学派,一方面吸取了西方的体验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也为体验哲学的建构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同时也为西方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提供了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例如“隐喻认知论”、“图式范畴论”、“SOS理解模型”、“事件域认知模型（ECM）”、“识解观”、“概念整合论”、“认知过程”等,这些都大大充实了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哲学的纵深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认真思考。     

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视野下的汉语学术期刊走出去研究

汉语学术期刊要走向世界,要么通过英语这个世界通用语,要么依靠汉语本身。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表示其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印欧语系的语言基本都采用显性语法标志,即通过屈折形变,在单词上黏附语素表示各种语法范畴和语法意义。但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难以采用屈折形变方式去表示语法意义。汉语更多的是依赖听话人通过积极的思维和上下文语境去理解、推测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语法关系。汉语显性语法形式的缺失或不完善往往会消耗听话者解读时更多的认知努力。中国人因其文化和汉语语境可以弥补汉语显性标记的不足,但对母语为非汉语的读者却是很大的挑战。在提倡汉语学术和文化走出去且国际读者群日益壮大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开始研究汉语书面语篇的显性标志,完善汉语的书面语法,让汉语期刊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