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乡土文学六要素论

现代意义的乡土文学理论和创作萌芽于18世纪中期法国启蒙运动,诞生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世界乡土文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乡土”、“乡巴佬”（文学形象）、“乡土变迁”、“乡土理性”、“乡土叙事”、“乡下人”（创作主体）六要素。六要素中,每一要素包括两个基本类型,分别是：自然和社会、乡下“小人物”和乡下“大人物”、 经济和观念、认知理性和范式理性、方言土语的运用和文体的创新、个人的因素和时代因素。这六要素十二类型涉及乡土文学创作的地域特征、人物形象特征、时代特征、思想特征、艺术特征、创作主体特征。乡土文学六要素是判断乡土文学基本范围的标尺。六要素的质量高下及其与民族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相结合的状况,也是判定其乡土文学成就高下的重要标尺。     

“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海洋意识提升

 实施“一带一路”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空间战略、经济战略、跨越海洋走向世界的大发展战略,导致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时空转换,必然要求强化“向海的社会意识”。“一带一路”战略为海洋意识提升预设了逻辑步伐：“一带一路”现实要件应然要求并设定海洋意识从传统边缘化状态中剥离,型塑为社会意识的重要内涵;战略目标实施方式与海洋意识演进机制的契合必将促成“向海的社会意识”上升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海洋意识由传统薄弱状态转化为社会意识的关键要素,再上升为民族精神因子这一逻辑进程与精神嬗变,必然提振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两者之间现实应然、过程使然、规律必然关系之有效确认,必将有助于把握和挖掘这一伟大战略实施的当代社会动力源。     

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

兴宁县位于韩江支流梅江中游,明正德十一年(1516)知县祝允明主修之《正德兴宁志》,为韩江中上游客家人聚居地区现存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该方志有关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的记载,为讨论15至17世纪该地区族群关系的变迁及其社会意义提供有力佐证。作者发现,通过一系列艰难复杂、充满冲突与妥协的互动过程,原来“随山散处”的“猺人”和“舟居网捕”的“蜑人”转变为以农为生的“土人”,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而原来活跃于南岭山脉崇山峻岭间的“山贼”、“流贼”及其后代也更多地服从官府的管治,以合乎朝廷典章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乡村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的经济形态与文化面貌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地区后来被视为“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而所谓“客家”身份及其认同,要在原来大量存在的“畲人”和“猺人”转变为“编户齐民”之后,才有可能产生。     

湖南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实证分析

从“资源诅咒”假说出发,不同于以往学者用“能源诅咒”代替“资源诅咒”的实证分析,构造了反映湖南真实自然资源丰裕度的指标,对湖南的资源优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湖南确实存在“资源诅咒”效应,但这种效应在第一阶段1985-1995年比较明显,而在第二阶段1996-2010年,湖南的“资源诅咒”效应逐渐变的不显著。湖南能否最终摆脱“资源诅咒”效应,关键在于湖南能否加强科技创新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札记四则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中的“入僕”（简30）、“问其入”（简260）、“坐辠入”（简274）,当分别改释为“人僕”、“问其人”、“坐辠人”;简140—141“入?”当释为“人?”;简93—94“审而数”当为谓词性连谓短语,“而”为连词,表并列,“数”用作动词,当即简文所言“作其数”;简364—365之“两敦”当读为“两端”,“以枲坚约两敦（端）”义指用麻绳紧紧地捆缚（槥的）两端。     

体制化“空转”： 发展悖境中社区工作站运行的组织行为分析——以S市X社区为例

社区工作站作为承接政府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的新型社会组织，似乎并未真正摒弃行政化积弊及普遍性怠政现象，凸显出事实与价值背离的发展悖境态势。在当前新工作情境下，社区工作站无论是窗口、街头还是社区,其实都呈现出无工作负荷的“空转”状态，并彰显惯习性运作的体制化印记，而体制化“空转”的致因逻辑又在于情境暗示效应下的规章制度软性约束、街道办“示范效应”及社区工作“应付法则”。对此，有必要由情境反思予以解悖，从“干净的石板（clean slate）”出发，在政策原点上破解社区工作站的运行困境，尝试社区工作站的机构撤并及职能删减,以摒除社区公共服务工作中本不该有的体制化“空转”状态，力促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去行政化的不二取向。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产业空间分布的"二重性":基于前沿文献的讨论

基于企业同质性的产业分布空间非均衡（中心-外围）仅具有量化“一维性”,即加总的产业份额差异; 但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则具有“量”和“质”的“二重性”,即产业份额与生产效率耦合。产业分布轨迹在一维空间中以中心（高梯度）向外围（低梯度）的“单向迁移”为主,但在二重空间中则呈现出中心低效率企业向外围、外围高效率企业向中心的“双向迁移”特征。除传统集聚或分散力外,异质性企业的竞争和选择行为是二重空间构建的“第四”动力,而异质性劳动投入、组织外部经济、贸易成本和异质性偏好或需求则是影响企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基于企业异质性的产业空间分类可能会扩大地区间平均生产效率差异和地区发展差距,故要求产业空间布局政策和发展战略更为精细化、差别化。     

民族地区高校课程资源的开发——基于“俱乐部产品”视角的分析

开发民族地区特有资源,形成民族地区高等院校特色专业及课程是当前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民族地区拥有丰富而特殊的社会资源,加上高等教育具有“俱乐部产品”的外部性,课程资源开发有很高的可行性。但是,目前民族地区高等院校存在办学定位不正确、经费及人才短缺等问题,制约了课程资源的开发。吉首大学“研究基地（中心）+社会（单位或公司）+科研项目”的“三维一体”的课程资源开发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为民族地区高等院校课程资源开发探索了一条现实途径。     

东方美学中的“意象”理论

“意象”是东方美学中的核心范畴,它发源于中国古典美学,同时在东方其他各民族的美学体系中也有具体、深刻的体现。“意象”的美学特征表现为“隐”与“奇”,即象征性、含蓄性、暗示性、神秘性,这也恰恰是东方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鲜明特色。     

认知语言学对西方哲学的贡献

虽说西方哲学在各个时期都为主流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后者也常为前者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就曾为西方哲学输送了新思路。已成为当代语言学主流的认知语言学派,一方面吸取了西方的体验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也为体验哲学的建构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同时也为西方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提供了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例如“隐喻认知论”、“图式范畴论”、“SOS理解模型”、“事件域认知模型（ECM）”、“识解观”、“概念整合论”、“认知过程”等,这些都大大充实了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哲学的纵深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认真思考。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中国水制度的总体框架、结构演变与规制强度

中国水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水制度包含水资源制度、水环境制度和水生态制度,具体包括取水总量控制制度、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水资源费制度、水权交易制度、水污染权交易制度、水生态补偿制度、水环境污染问责制度和水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八类;广义的水制度还包括防洪制度、排涝制度、灌溉制度等。在经历数十年的沿革与演变后,各类水制度相互作用且共同服务于中国水生态文明建设。基于网络普查方法,在深入分析1978-2014年中国31个省区市各类狭义水制度的制度关系和结构演变后,基于三类量化思路对水规制强度进行了测度并探讨了它们的省际差异。研究表明,水制度之间存在前置、替代或互补关系;每个地区都在寻求不同的水制度特色,但甚少有地区在水制度建设中一枝独秀;制度先发地区创新优势明显,但是否能够保持领先优势则因制度而异。     

3D打印中CAD文件的定性与复制问题研究

3D打印技术的发展使著作权法上的复制变得更为高效便捷,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亟待梳理和解决的问题。基于3D打印技术原理,可将其分为输入和输出两个环节。在输入环节,对CAD文件的作品类型进行规制,采用视觉标准界定立体作品,并以“美术作品+模型作品”的思路进行综合保护;在输出环节,3D打印属于复制,且可以实现从平面到立体和从立体到立体的复制形态,复制权的控制范围应不限于现行法律所列举的方式。针对3D打印技术在网络传播中的侵权风险,应对合理使用中的私人复制予以限制,灵活运用“三步检验标准”对合理性进行审查。3D打印在著作权法方面并未引发新的法律问题,现行制度已存在包容空间,不必为其特设著作权新规,通过对现有规则的解释和借助已有案例的适用经验便能解决可预见的著作权法争端。     

四种老龄化理念及其政策蕴意

在老龄化问题研究中,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这四种理念具有不同的内涵。在结合地方养老服务创新案例分析四种老龄化理念的相互关系及其政策蕴意的基础上,运用“生活质量-社会质量”视角,评估健康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在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方面的效用,探讨生产性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对提升社会质量的意义,从而深化人们对各种养老理念的理解,将老龄化的问题延展至老年照顾之外的参与和增能方面,丰富养老政策的内容和内涵,为发展老年友好型社会提供政策路径。     

超越职业伦理： 媒体自律的真正基础

从社会信息交往的整体视角和自律的基本内涵来看,媒体自律的真正基础在于个体道德的自由和觉醒。在社会转型和道德混乱的特定时期,个人被赤裸裸地抛离出来,直面自己的处境,重新思考原初的道德自我,应对他人的召唤。个体的道德觉醒为我们提供了重建社会秩序的基本思路。首先,个体道德为公共生活的建构提供了原初动力。其次,个体道德为社会结构提供了基本评价与调整原则。再次,个人道德判断内含普遍性和公共价值。最后,个体道德总是导向人类共在的整体视野。因此,人们应该持续探询自我道德之源,在此基础上努力创制一条更好的由个人道德通往良善公共生活之路。这也是未来媒介和传播教育的发展方向。     

上清珠： 佛道文化汇流的文学趣例——兼论与玉龙子故事之异同

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苏鹗《杜阳杂编》等小说集都记载了罽宾国王献给唐玄宗上清珠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罽宾国王用道教的“上清天”来命名上清珠,可能有迎合李隆基的良苦用心,因为后者当上皇帝后确实有过一系列的崇道之举。唐玄宗得到上清珠之后,无论是赐给儿子李亨,还是赐给孙子李豫,其实都是想证明皇位传承的合法性,因为上清珠是转轮圣王的象征,具有无比的政治权威性和宗教神圣性。不过,上清珠的故事虽然以道教“上清天”为叙事外套,核心要素却取自佛典,如以小驭大的空间观,把玄、肃、代三朝皇帝比附成转轮圣王等。若从类型学分析,上清珠故事则是郑处诲《明皇杂录》中玉龙子故事的翻版。不过,两者都存在“越界叙述”,同样是可以用跨文化阐释学来解剖宗教文化汇流现象的文学趣例。     

社会资本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合作行为的逻辑关系已经成为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基于219户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和中共党员身份外,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要素的社会资本,对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居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的行为倾向;社会规范能够提高居民行为的可预测性,增强居民投资环境保护集体行动的信心;社会信任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自主合作行为。为从源头上化解我国生态环境管理面临的“垃圾围城”困境,政府应积极促进居民间的网络互动,完善互惠共享的社会规范,提升居民间的普遍信任,同时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巧的宣传力度、发挥党员在遵守社会规范中的带头作用,通过社会资本发展促进公众的自主环境保护合作行为。     

地方政府控制落户的行为逻辑及其制度基础

21世纪以来,公民社会权利话语主导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并开始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但实践中,地方政府仍然设置了有条件的落户门槛,并基于户籍身份向公民提供有差别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如何理解地方政府以资格取代权利的控制落户行为？现有从工具性视角、政治性视角给出的解释突出了公共品供给中的政府问责性、回应性,但较不重视公共品生产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问题。财政分权化改革后,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主要支出者,其财政支出将随着户籍人口数增加而快速膨胀,其财税收入却不会因户籍人口数变化而显著变化。由此,地方政府形成了以地方财力确定人口承载力的单向、静态行为模式。超越公民社会权利的单一逻辑,建立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地方公共经济体,构建以人口为基准的地方财税收入与财政支出相挂钩的机制,是落实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导向的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保障。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是要挖掘多种实践哲学的思想元素,丰富自身的哲学内涵。实践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核心概念,具有多样化的思想维度。它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并蕴含了“中介化”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它还具有道德的维度,同时体现了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实践概念蕴含了自身的世界观立场,实践世界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克服了物质世界观的绝对性和教条化,在肯定普遍的同时高度强调了“个别”的本体论意义,这对形成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自主性理论至关重要。实践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产生于普遍与具体之间的行动智慧,同时包含了智识、德性与能力等多重维度。关于法的实践哲学将引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理论设计与实践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