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法治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对中国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从封闭保守到开放改革的变迁推动了法律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推动了中国革命型法制到建设型法制的发展,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推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目标的确立;政治文化的创新,"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法治理念的更新与发展.     

知识社会学视阈下黄遵宪的法治实践

作为晚清维新运动中具有强烈政治改革意识的黄遵宪,不仅在外交、教育和诗歌改革方面有所成就,而且在法治建设方面也有很多建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知识社会学的方法为视角,以中国法制近代化为语境,可以发现黄遵宪的知识结构受其家世和学习经历的影响,其法律知识类型属于中西贯通型;在知识社会学人格角色的定位上,黄遵宪属于学者官员;对其社会绩效的分析,可发现其对中国法制的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末修律的评价及其对依法治国的启示

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清末修律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启示在于:依法治国必须与更新传统法律观念和树立现代法治意识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正确把握学习和继受西方法律;依法治国必须吸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的精华,实事求是地推进法治建设。     

"法治引领改革"视野下的法律与改革关系——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例

"法治引领改革",是我们党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规定和习近平同志讲话的要求,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视角看问题,"法治引领改革"关键要做到以下四点:第一,"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为自贸区建设建立法制保障;第二,"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为自贸区建设创造法制空间;第三,"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为自贸区建设扫除法制障碍;第四,"要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为自贸区建设提供法律依据.     

司法制度改革视域下诉讼文化建设研究

司法制度改革的成功需要相应的法治文化观念支撑。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诉讼制度改革中,诉讼文化建设的完善与否是司法制度改革成功的关键。当前诉讼文化建设应围绕以下方面展开:增进民众和法律人的法治精神与法律信仰;加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诉讼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实现国家层面诉讼文化价值和民众层面诉讼文化价值追求的一致性。     

权力本位及其法制形态

权力本位及其法制形态里赞法制的历史发展主要表现为传统型法制（人洽型法制）和法治型法制这两大阶段和类型。任何法制，无论是传统型的或是法治型的，都包含规范、事实和价值三大要素。这里的规范，主要指构成法律制度体系的规则总和；事实，即法律实效，是法律规范在社...     

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协调发展的思考

民主法治是一种文化,它可以分为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两大部分。显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它包括政治法律规范、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设施等三个层面;隐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它也包括三个层面：政治法律心理、政治法律意识和政治法律思想。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显型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略显滞后,主要表现为：隐型的权力本位思想与显型的权力运行规范的冲突;隐型的权利意识与显型的民主制度的反差;隐型的法律心理与显型的法治原则的背离。当前,为了实现显型与隐型民主法治的协调统一,应重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进行隐型民主法治建设,就是要普及和传播民主法治背后的文化、观念、价值等,使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与现代的政治法律相适应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即培育人们的现代民主法治精神。而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则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制度等环境之中。     

我国应与世界法律文化协调发展

当代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一种潮流与趋势,一个国家要进行现代法治建设应根据本国国情将外来法与本土法结合起来,以本土法为基础对其进行分析、扬弃和改革。目前,我国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应将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我国实现法治的根基,引进、借鉴外国法律制度,不断总结完善我国的经验,特别是西方法的主体意识、权利本位和尊重人权等方面,正是我国法律文化应该充实和改革的方面。同时,在移植外国法律制度时还应注重其理念的研究,否则就不能深刻领会该制度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     

科学发展观与民族法治建设关系研究

科学发展观与民族法治建设具有共同的法理基础和价值追求。实践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加强法治建设,尤其是加强民族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族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符合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宪法精神和价值取向。民族法治确定并构筑了在法制统一性原则下,以现行宪法、法律为基本渊源;以丰富多彩而独具特色的多民族法文化及民族习惯法为特质;以建立完备的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法律体系及其监督机制为目标的法的精神价值和治国方略。     

宪政视角下的法治国家--兼论在法治国家中民族法制的地位与特质

宪政是民主的政治。资产阶级宪政视角下的法治国家是在资产阶级宪法基础上构建的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的国家形式。法治是民主宪政的内在要求 ,它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的生成和法律素质的培养 ,而且是对法的内在价值的追求及其生成的理念。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宪政视角下的法治国家应当有完备的法律和法律体系 ;必须建立起相对平衡与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及其监督体系 ;应当是一个坚持依法执政、廉洁、高效、民主、法治的国家形式 ;应当是一个严格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力并相互制约的法治国家 ;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司法改革 ,实现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协调发展。宪政视角下的民族法制 ,反映了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与特质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是要挖掘多种实践哲学的思想元素,丰富自身的哲学内涵。实践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核心概念,具有多样化的思想维度。它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并蕴含了“中介化”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它还具有道德的维度,同时体现了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实践概念蕴含了自身的世界观立场,实践世界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克服了物质世界观的绝对性和教条化,在肯定普遍的同时高度强调了“个别”的本体论意义,这对形成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自主性理论至关重要。实践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产生于普遍与具体之间的行动智慧,同时包含了智识、德性与能力等多重维度。关于法的实践哲学将引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理论设计与实践谋划。     

中国传统法学实践风格的理论诠释————兼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孕育

中国传统法学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它虽然不构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却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和思想旨趣。中国传统法学的理性基础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此传统法学不追求客观性的标准答案,而是探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性路径。这种特质决定了传统法学的实践风格,这种实践面向包含了善的目的性追求与法律实践智慧。中国传统法学乃是当代中国实践法治观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生成的思想文化前提。法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行动塑造法治,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行动纲领。     

法定证据种类的解释视角反思——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法定证据种类的传统解释应当受到质疑。传统解释选择了一种“大诉讼”场域的解释视角,将证据保全资料与被保全的证据视为同一证据种类。这种观点模糊了不同证据种类之间的逻辑界限,导致人证类证据难以确定,助长了刑事审判证据运用的书面化、电子化现象,并使当事人一方形成的证据保全资料无法取得证据资格。要想突破传统解释面临的困境,必须将解释的视角转向审判场域,在修正证据种类概念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证据保全资料的证据种类与证据地位。     

法治精神视角下之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十八大以后,中国迈入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伟大征程,法治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财税体制的法治化自然也成了当下我国全面深化社会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法治精神与财税体制的改革有其内在必然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的改革也在不断进行中,如何在法治精神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加快财税体制的法治化改革,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夯实民主基础,强化财税公平;完善法治举措,力保财税法定;落实私权保障,加快财税反哺。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庸官懒政的博弈分析

庸官懒政或行政不作为是近年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法学、政治学界讨论的热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公务员通过劳动或服务完成政府分配的工作任务,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从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可知,惩罚力度过小和奖惩激励不明确是导致庸官懒政的两大原因。工作竞争博弈模型则表明,存在公务员工资奖励制度的最优性,它将为有效解决庸官懒政问题提供理论支持。有别于庸官懒政或行政不作为的法律分析和政治分析,经济分析或博弈分析将为研究其成因和对策提供新路径。     

论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必将迎来环境立法新的活跃期。提高环境立法质量是实现环境法治的前提,因此,环境立法的科学性研究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实现环境科学立法首先要克服已有环境立法的弊端,完成环境立法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导的转变。其次,环境立法要避免盲目移植国外立法即“移植立法”。最后,不能忽视立法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要减少“突击立法”。环境立法的科学性意味着环境立法不再是以前被动的、填填补补的立法,而是一种主动的、有目的的、系统的、引导性的、具有适度超前性的立法。要克服已有立法的弊端,建立和强化环境科学立法,不仅要树立环境立法的时空观,注意环境立法的内部性协调和外部性协调,强化环境立法的协调观,还要重视环境立法技术。     

四种老龄化理念及其政策蕴意

在老龄化问题研究中,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这四种理念具有不同的内涵。在结合地方养老服务创新案例分析四种老龄化理念的相互关系及其政策蕴意的基础上,运用“生活质量-社会质量”视角,评估健康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在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方面的效用,探讨生产性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对提升社会质量的意义,从而深化人们对各种养老理念的理解,将老龄化的问题延展至老年照顾之外的参与和增能方面,丰富养老政策的内容和内涵,为发展老年友好型社会提供政策路径。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客观性难题求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以实证研究方法为特色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之中,实证研究方法将成为法学研究的常规范式。一些学者对法学实证研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求解实证研究的客观性难题可以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启发。韦伯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研究具有代表性,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做到“价值无涉”。韦伯主张的客观性以价值关联为前提,以客观可能性为基础,以对理想类型的应用和超越为实现路径。在法学研究中,运用指向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必然性,这是由法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法学对法律的批判功能决定的。法学实证研究并不排斥主流的规范研究,两者应互相补充,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学实证研究要实现客观性,需要兼顾证实与证伪,注重文献的积累、理解的逻辑以及实践。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目标是要在韦伯方法论基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