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供给侧改革与提高要素生产率

商品供不应求的时代,经济增长主要是由需求拉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需求,重点解决市场“供不应求”的问题;当商品供求平稳,某些商品供大于求的时候,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重点是解决供给“质量和效率”的问题。后者主要表现在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的调整。农业供给侧改革是因市场功能被扭曲而导致要素配置被扭曲倒逼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矫正行政配置要素而造成的扭曲现象,以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要提高农业要素的配置效率,就必须深化市场取向改革,让农村劳动力和土地有序流动起来,以及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使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同步发展。农业供给侧改革是系统工程。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商品价值实现条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向

商品价值实现条件是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视角。商品价值能否实现深受商品使用价值、供求规律、市场机制和货币信用机制的约束。依据商品价值实现条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关注商品使用价值的属性和要求,着力于优化产业分工体系、商品供给质量和结构,商品的品牌、特色及优势的凸显,使商品供给的数量、品种、质量层次和结构与我国及世界消费需求的新变化更契合;应注重商品价值实现规律,兼顾需求方面的调整,着力促进商品供给结构的优化;应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政府重要作用去促进企业转型升级、降低成本,去推动某种商品供给数量的调整和整个商品供给结构的优化,实现生产者优胜劣汰;应兼顾对货币流动性和金融债务风险管控的完善,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和企业转型升级创造条件。     

“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论中国扩大消费需求的供给侧支撑

以消费供给来促进消费需求的上扬有着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仅从需求侧探求消费需求的增长无法对现实问题给出全面解释,秉承需求侧与供给侧对接的理念才能共同拉动经济进步,从根本上推动消费需求的上涨。中国目前的消费供给面临着有效供给的不足,主要体现在高质量供给不足、高端消费供给不足、个性化消费供给不足三个方面。要提振中国消费需求,需要重视供给侧的重要作用,从提升产品质量、提高消费层次、增加个性化供给等方面进行努力。     

互联网金融与供给侧改革的并轨战略研究

随着“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及互联网金融,其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地位与意义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2016年,我国经济下行趋势或将持续,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将加大推进力度,在此双重背景下,互联网金融行业将承载更多的改革使命,同时也会获得极佳的成长契机。基于对互联网金融在供给侧改革中的责任与发展机遇,为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深入落实,并加快互联网金融的自身创新发展,互联网金融企业应依托大数据驱动金融供给创新、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坚持差异化品牌发展路径、深度挖掘用户需求变化、提升金融风险防控能力并着力推进绿色互联网金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秉持“走出去”理念,抵御当前全球非正式治理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金融配套支持,然而沿线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金融监管模式纷繁芜杂,其金融监管架构、国际合作和治理需要未雨绸缪。基于行为监管、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思路,应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使之满足贸易开放、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实际需要。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及其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法治逻辑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一次全新的革命，其着眼点从传统金融改革始终聚焦的需求侧转向了供给侧。通过金融法律来影响和调整金融结构，进而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代金融改革的规范范式。基于结构金融法理论，指导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法学必须主动树立对金融结构的法律调制意识，以最优金融结构理念为根本遵循，通过金融商事法律制度、金融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和金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创新进行统合施治，为金融体系业态结构、金融资源配置结构、金融调制组织法权配置结构等三大金融结构的法律调制做好制度保障。     

论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两希”文明底蕴

 在对“两希”文明和谐平衡这一西方文化理想的呼唤中,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用精彩的镜像语言,对一系列具有浓重宗教色彩和终极意义的主题展开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阐释。这种阐释,只有放在“两希”文明的背景中,才能获得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为深刻的理解。温暖的童年经验,使得将“全部创作建立在童年印象基础上”的伯格曼,获得了汲取各种文化给养的能力和兼容并蓄的潜质;伯格曼从基督教的“罪与罚”中超拔出来,在“意识”与“良知”、“知”与“行”统一融合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上,推进着理性与信仰殊途同归的进程;在个体精神的层面上,伯格曼与存在主义达成一致,将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艺术与神圣存在相互交融,以“在静穆中激荡”的影像风格,传达着“两希”文明相互包容的哲思。
      

陕西泾阳、洛川县农户资金借贷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陕西洛川县和泾阳县219个农户借贷行为的问卷调查,以及渭北地区＂公司＋农户＂产业化组织模式中的农户融资状况的实地考察,发现陕西典型农业区域的农户借贷需求强烈,借贷资金更多地投资于资金量较大的家庭消费项目、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农户所需的借贷资金供给主要来自民间借贷,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及合作金融机构不能满足农户的借贷资金需求。针对农户资金借贷需求和供给状况以及其中的问题和成因,为促进陕西典型农业区域农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政府必须以完善农村信贷机制为主,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和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切实发挥政策性农业银行、商业银行的政策导向效应,强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功能,规范民间信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行为。     

金融支持对农户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表明,信贷资金对农户投资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农村长期的金融抑制使得农户投资缺乏金融支持。为了加强对农户投资的金融支持,应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步伐、放松对非正规金融的管制、大力发展小额信贷以及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职能。     

农户金融需求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户对金融的需求愈加强烈。基于沈阳周边农户的300份调查问卷,运用世代交叠模型模拟农户经济行为,建立二元Logit模型,对影响沈阳农户金融需求效用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农户的家庭收入、经营状况、固定资产、土地、贷款金额和城镇经济状况等因素都对农户金融需求效用存在显著影响,并提出了促进沈阳周边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旨为沈阳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农户借款的供求约束及解除

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一直是政府导向的,包括现在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应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特征,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出现供给缺位和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因此,研究我国农村中最大的经济主体———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借款行为,通过对借贷双     

基于供需理论的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及防范对策——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房地产金融迅速崛起。部分居民在满足住房刚需后,转向对房产的投资,刺激了房地产市场,使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失衡,房地产金融风险也随之增长。基于供需理论视角构建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并运用功效系数法,以重庆市为例测算2000—2020年的综合预警值,提供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防范对策。结果表明,所构建的预警指标具有较好的预警能力,重庆市2013年的房地产金融风险处于警戒值以下,但近三年房地产金融风险有明显增大倾向,存在潜在风险的可能,需引起必要的重视。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政府应加强房地产业监管、引导行业有效投资;房企要去杠杆降负债、探索投资发展新模式;居民家庭需制定长期购房规划、强化多元投资意识;金融机构需有序开展房地产开发贷款项目、加强房企资信评估与管理。     

后危机时代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

近年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获得的支持并不充分,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农民和农村经济体融资困难。可以说,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全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缺乏一定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致使农民贷款难以及农村金融机构营利能力低下是制约农村金融体制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加速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以此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点。     

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改革开放近40年,家庭收入水平逐年增加,然而家庭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地区金融普惠家庭比非金融普惠家庭的收入差距高出全国21.531元,家庭收入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影响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和家庭幸福感,探求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5年CHFS京津冀样本数据,在社区层面估计发现,京津冀社区金融普惠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42%.在北京和天津地区,社区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河北地区,社区金融普惠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社区家庭收入基尼系数显著下降2.37%.进一步发现,京津冀金融普惠对各分位点家庭收入的影响随着分位点的提高而呈递减趋势,这是金融普惠降低京津冀家庭收入差距的内在原因.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在京津冀地区,普及金融普惠能够缩小家庭收入差距,增强家庭金融发展协调性,增进家庭福祉,促进京津冀共同繁荣.     

困局与突围：我国农户金融供需现状及政策建议————基于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抽样调查的分析

基于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农民的抽样调查,对当前农民金融需求与供给的状况、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　当前农村金融产品日益丰富,农民的金融行为日趋多样化;农民的金融需求旺盛,以小额贷款为主,应积极推广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发展较慢,信用社仍担当金融服务的主角;农村金融服务仍有空缺,应加快农村金融网点的全覆盖,改进金融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与质量;加大农村金融创新力度,积极稳妥地探索住房、林地和土地抵押融资方式,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农户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对福建省农村地区的调查

福建省农村信贷资金的供求矛盾问题依然突出。随着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金融约束现象将越来越明显。针对福建省农村地区金融需求现状,文章深入分析了影响农户借贷需求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而就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缓解农村金融供求矛盾提出政策建议。     

流动经历、社会信任与县域企业互联网融资——来自全国县域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融资是影响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对2020年全国县域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1)县域企业使用互联网融资的比例远低于民间借贷和银行信贷,并且互联网贷款在企业负债中的比例低于民间贷款和银行贷款;(2)有流动经历的创业者更可能使用互联网进行融资,并且会扩大互联网贷款在企业负债中的比重;(3)社会信任是流动经历影响县域创业者进行互联网融资的作用机制,即流动经历会通过提升县域创业者的社会信任水平,进而促使其使用互联网进行融资并扩大互联网贷款在企业负债中的占比。在当前中国的县域创业活动中,非正规信贷市场和正规信贷市场仍是创业者进行融资的主要渠道,流动经历是促使县域创业者进行互联网融资的重要因素,由此可得到以下方面的政策启示:第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扫清县域居民进入和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第二,县域政府应为居民流动提供政策支持,降低个体流动成本。第三,县政府应积极落实国家关于返乡创业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出台扶持政策,重点推动互联网融资体系建设,加强宣传力度,开展金融培训。第四,互联网融资平台应加强数据分析能力,精准投放贷款,强化客户贷后管理,降低借款人违约的风险。同时,应重视数据安全问题,改进算法,加强管理,保护用户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