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国家距离与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的选择*

选取2001—2017年发生的1 066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二项Logit回归模型,探讨东道国互联网发展、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跨国并购过程中,互联网发展水平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经济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文化/地理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全资进入模式。     

多维距离对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股权控制强度为例

本文旨在研究影响跨国并购的四个维度,即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经济距离对海外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对企业采取独资模式负相关,而文化距离则对并购股权模式产生U形的影响关系,即在文化距离较小或者较高的时候公司倾向于采取独资的模式,而距离适中的时候则倾向于采取合资的模式。本文的研究结论澄清了传统理论上的认识误区,明确了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丰富了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内涵。     

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6—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名前45个东道国的投资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规范性制度距离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腐败距离和民主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小;管制性制度距离正向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主要表现为东道国与中国的政治效率距离和监管距离越大,中国投资规模越大。分析管制性制度距离发现,管制性制度距离负向调节市场类投资,正向调节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类投资和发达国家创造性资产类投资。因此,中国企业应该针对各类投资需求进行不同的区位选择,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广。     

经济距离、董事会异质性与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

跨国并购不仅受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还可能受到母公司董事会特征的影响。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企业发生的410起跨国并购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二项Logit回归模型,探讨经济距离、董事会异质性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跨国并购过程中,经济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董事会规模越大,企业也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而政治关联、教育水平与股权进入模式的关系并无显著影响。     

制度距离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研究——基于国际经验的调节作用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以及中国政府的关注。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以2010—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企业国际经验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法律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均有促进作用。并且,东道国发达程度不同,经济制度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进一步地,企业海外投资经验可以减少"外来者劣势",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意味着:一方面,海外投资企业要充分考虑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积攒海外投资经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借鉴发达国家社会责任相关规范,进一步促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下正式制度距离与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

以2013年至2018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正式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济制度距离与CSR负相关,且正向经济制度距离与CSR负相关关系更显著;法律制度距离与CSR正相关,且负向法律制度距离与CSR正相关关系更显著;国有性质强化了经济制度距离与CSR负相关关系。该研究结论可为海外投资企业实施CSR差异化战略、政府实施CSR分类化管理提供参考。     

制度同构下企业环境战略的异质性响应——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分析

综合运用制度理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剖析不同规制压力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以及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对规制压力的异质性战略响应,进而从中国典型重污染行业中筛选597家上市公司,采用多项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政策压力增加,企业倾向于选择环保领导型战略,而不倾向于选择反应型战略;（2）监管和公众压力越大,企业越不会选择反应型战略,但对选择污染防御型或环保领导型战略无明显差异;（3）进一步地,政策、监管和公众压力越大,成熟期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环保领导型战略;（4）政府政策的不断施压使初创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偏好污染防御型战略。通过揭示规制压力、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环境战略选择的内在关系,丰富了制度同构和战略异质性二元行动逻辑的理论分析。     

区域多元化还是产品多元化：制度环境约束下优势企业的战略选择

将区域制度环境、企业特定优势、企业多元化战略选择置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将区域制度环境分为两种极端的类型：正式制度约束主导环境与非正式制度主导环境,分析企业所在区域的制度环境对其多元化战略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区域制度环境通过对区域高级生产要素、区域内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产生作用,进而决定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基础与约束,最终对企业多元化战略选择产生影响。正式制度约束主导环境区域的优势企业,在利用区位优势与形成本身特定优势的基础上,成为业务领域的“专家”,倾向于选择区域多元化战略;而非正式制度主导环境区域的优势企业,通过构建各种当地关系网络成“本地通”来形成优势,更倾向于选择产品多元化战略。     

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文从东道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文化制度三大因素出发,对2005年至2012年中国企业在全球176个国家发生的432起跨国并购案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投资倾向于政治制度完善的国家;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投资倾向于经济制度自由的国家;在文化制度方面,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投资的区位选择没有确定的正负向关系。     

资本下乡：进入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进入模式是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以工商资本对农户经营活动的控制权程度为依据,将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进入模式划分为“松散型”、“半紧密型”、“紧密型”三种类型。利用对广东、湖北、江苏以及云南四省151个投资主体的调查数据,采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分析生产因素、市场因素、制度因素以及生产技术传递能力对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耕地资源优势越弱,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高;市场潜力越大,越倾向于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非正式制度越不利,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低;生产技术的传递能力越弱,越倾向于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     

中国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研究——多重制度环境下的资源视角

制度理论的引入,为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研究中对母国与东道国环境差异的刻画提供了良好的框架。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存在多种类型的制度差异,但还没有充分辨识出这些制度差异对进入模式选择的不同影响。通过对中国210家上市公司2008—2012年间发生的538项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实证研究发现,相比文化差异,规制差异对技术资源与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加明显;而在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分组检验中发现,在进入制度评分比中国高的东道国时,相比规制差异,文化差异对资源与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加明显。以上研究为更全面、细致地理解制度理论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进入模式的选择提供了实践指导。     

破解OFDI建立模式中的文化距离悖论：注意力的调节作用

建立模式是国际化研究和实践中的重要议题，文化距离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国家层面因素。然而主流理论框架关于文化距离与建立模式的关系存在着“文化距离悖论”。事实上，文化距离的扩大同时造成内部整合风险和外部适应风险，而新建和并购模式在降低内外部风险方面各有所长。因此，跨国企业对内外风险的注意力分配决定了企业选择新建还是并购的进入方式。实证研究发现：跨国企业本地化战略和东道国市场环境动态性将正向调节文化距离与并购建立模式之间的关系，这一调节作用又会随着企业防御性的提高而增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升级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科学理解企业贸易模式选择行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从贸易中介空间集聚的视角,运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模式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验证。结果表明,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均会显著降低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份额,提升企业一般贸易出口份额,且贸易中介的空间集聚将进一步放大这种“贸易模式转型升级”效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估计模型、估计方法和估计样本均保持稳健。由此可见,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会倒逼“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企业转型为一般贸易企业,而在本国合理发展和布局贸易中介,将有效缓解出口企业所受国外之约束,增强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韧性。     

大陆台商进入模式的模仿行为——基于制度理论的视角

外资企业在进入模式的选择上,不仅要考虑经济目标,还要考虑合法性问题。将大陆台商面临的制度环境分为产业制度环境、地区制度环境、当地产业制度环境和集团企业内部制度环境等四个层面,从制度理论的角度研究大陆台商进入模式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层面的制度环境中,大陆台商为了获得合法性,在进入模式的选择上存在模仿行为。与其它层面制度环境相比,大陆台商更倾向于模仿本集团企业的进入模式;与产业制度环境和地区制度环境相比,大陆台商更倾向于模仿当地产业制度环境中的进入模式,这表明在多层面制度环境中,大陆台商倾向于在狭窄的制度环境中寻求合法性。     

跨国并购的盈利可能性:对称与非对称两种情况的分析

在跨国并购为主要特征的第五次并购浪潮中,大型的跨国并购主要都是水平并购,而日益增多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也大多是水平并购。可以证明,在开放条件下,并购者通过并购进入市场,如果可供选择的市场进入模式的成本足够高,那么这种并购就是有利可图的。然而,市场进入成本和并购的盈利可能之间并不是一种单调的关系。这个结论与经济活动的实践是相吻合的,跨国并购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发生,是基于跨国公司判断并购后有盈利可能的基础之上的。     

农户借贷供给主体的行为机制分析

农户借贷需求的满足是由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共同完成的,在当前农村农户借贷市场上,非正规金融的作用尤为重要。文章通过对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这两大供给主体运行机制的分析,试图对农户借贷市场的现状予以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并指出: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在农户借贷市场上的作用各有千秋,呈现一定的互补性。二者的共同作用以满足农户借贷需求是唯一的现实选择。     

诚信、非正式制度与政府管制

整顿混乱的市场秩序,就是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它在理论上遇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困难局面,在实践上进入"管"与"不管"的两难境地。其原因是人们的思路局限于规范市场的正式制度安排,而忽视了规范市场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新的思路是,在完善正式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经济稳定功能。完善正式制度的关键在于规范政府行为,树立政府信誉。非正式制度的核心是诚信机制的建立。     

平台企业新产品预告策略选择研究：垄断与双寡头竞争

基于新产品正式预告（F）与非正式预告（I）策略的成本差异、网络效应及其不对称预期视角,构建平台企业新产品预告策略选择双边市场博弈模型,比较垄断与双寡头竞争情景下平台采用不同策略组合时的利润、定价及其市场份额,分析平台企业新产品预告策略的选择机制,辨析垄断与双寡头竞争下平台新产品预告策略选择的差异。研究表明：垄断下,正式预告并非总是平台企业利润占优策略,新产品预告收益与成本的权衡是策略选择的关键;双寡头竞争下,非正式-非正式策略组合总是平台企业利润占优策略,竞争削弱了预告收益与成本权衡因素带来的影响,不对称预期的充分利用才是平台企业新产品预告策略选择的关键。     

东亚国家OFDI的差异化选择

通过对本世纪初中国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韩对外投资之间的比较研究发现:东亚各国对外投资在跨越贸易壁垒的意愿强度、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区位/产业对外拓展路径及组织运营模式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化选择,而这种差异的背后恰恰反映出东亚各国所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积累国际化管理经验的能力差异。     

社会信任与FDI的区位选择——基于省级数据的空间面板模型

外商投资对我国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建设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对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偏向探讨正式制度与外商投资的关系，鲜有提及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外商投资的作用效果。基于2010—2015年CGSS数据建立26个省份的社会信任指标，以市场化指数作为正式制度，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和空间GMM模型，旨在研究社会信任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对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分析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和市场化程度都会对本地外商投资产生促进作用，并通过加入交叉项证实了社会信任对市场化程度的替代作用；此外，引入空间权重发现社会信任和市场化程度通过影响本地外商投资对相邻地区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持续稳健引入外商投资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