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

民俗传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民俗传统包含生态、生计、社会、信仰与道德伦理及村落文艺等五大类型。村落民俗传统助力乡村振兴有七大途径:利用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建乡村精神传统;运用乡规民约之乡村自治传统,实现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三治合一;传扬乡贤文化,发挥乡贤与民间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和组织作用;以村落节庆、人生仪式传统,增强乡村人际互动,传承与增进乡风文明;以村落口头传统、乡土表演艺术,讲好村落故事;从传统村落与环境协调的生态利用经验中,提炼民俗智慧,为当代村落布局、环境治理等提出对策性的研究意见;发掘村落生计资源,以地方物产、地方特色手艺来助力乡村生产。民俗文化传统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有三大原则:保持和传承乡村民俗文化的品质特性,不能简单地将城市文化移到乡村;对一些乡村的村落传统应该有选择性地传承;要充分重视人、地、物有机复合,强调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产业业态三态并重的整体复兴。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论传统村落的审美价值

传统村落是体现家园生息图景与艺术审美价值的物质文化载体,承延着中华民族文明生生不息的审美愿景;是孕育传统文化价值、民族精神、审美理想的文化“母体”,体现着生态伦理、家园图景、艺术观照等精神价值图式的景观画卷。选取湖湘地区传统村落作为主要研究案例,揭示审美价值的物化表征形式和文化表达路径,继而总结传统村落审美价值的共通性。研究发现：传统村落的审美价值以满足生存居住为首要特性,以生命价值活力愿景、生产聚落家园形态、艺术审美观照为主要特征,以农业手工艺文明、家园聚落共同意识与生息生态图景为鲜明特性。汲取传统村落审美价值,可促进现代和美乡村建设。     

社会空间视角下的村落变迁与社区重建 ——对粤北客家农村“祖厅”的考察

从社会空间视角对村落变迁进行考察能够提供新的认识和启发。粤北客家农村是典型的宗族型村落空间系统,祖厅作为村落中的主要权威空间而存在。通过对祖厅的空间形式、价值及功能的考察,发现旧有的村落空间社会系统正在瓦解,作为熟人社会的村落共同体逐渐变得陌生化。要重建新社区共同体,必须加强对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和借鉴,注重新社区的空间建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基于缸瓦窑村的考察

城市化进程和村落文化保护是一组难以破解的矛盾。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传统村落特色文化保护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文化维新的机遇。利用村落特色文化资源融入城市体系,推进特色城镇建设;营造村落文化社区,重建文化空间;重视整体保护传承,恢复文化生态;合理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实现;最终达到村落特色文化保护传承与新型城镇化的共赢。作为特色文化资源丰厚的传统村落,南宁市缸瓦窑村的困境与际遇折射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村落特色文化保护传承的深层问题与可能路径。     

论传统村落非遗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同行--以南宁市缸瓦窑村香火龙为例

传统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浓缩了地域文化的精华,是地域特色文化鲜活的标本。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传统村落非遗保护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文化传承维新的机遇。传统村落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建设可以同行。利用村落非遗资源融入城市体系,推进特色城镇建设;营造村落文化社区,重建文化空间;重视整体保护,恢复文化生态;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产业,以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实现,从而达到村落非遗保护传承与新型城镇化的共赢。作为传统村落,南宁市缸瓦窑村地处城市新区建设核心地带,其自治区级非遗——香火龙的困境与际遇折射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村落非遗保护传承的深层问题与可能路径。     

湖湘村落家园共同体意识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培育研究

传统村落是典型家园空间的聚落共同体和文明汇集的共栖地。湖南乡村正处于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乡村社区向现代乡村社区转型的时期,而现代乡村社区培育既包括社区空间的合理营造,也包括凝聚家园共同体精神的社区文化建构。湖湘村落蕴含的空间伦理、审美观照和“家园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乡村社区文化培育的基础。探究传统乡村景观中的空间特性、艺术审美、家园共栖意识等社区精神的现代延续与话语转型,是培育现代乡村社区文化的重要路径。     

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实践路径——基于永泰县的案例研究

传统村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空间,实施传统村落保护是对乡村文化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有力维系。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能够通过发挥社会多元主体重要价值与功能,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建设和美乡村。基于社会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生成逻辑,探析传统村落保护的行动系统及协同机理。以福建省永泰县为例,梳理和阐释其在发挥社会力量、提升传统村落保护效能上的经验价值,提出社会参与下传统村落保护实现路径：优化传统村落保护人才开发机制,推动社会力量与社区主体的融合,加强社会协同的民间融资和信用监督体系建设。     

乡土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保护与传承

“美丽乡村”建设关系到广大乡村群众的生存与发展,也关乎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为避免盲目追求速度以及经济效益所造成的乡村建设性破坏,以乡土文化与传统村落环境的共生性发展关系为切入点,运用建筑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景观生态学、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学科理论,探索乡土文化在当代乡村建设中所承载的重要文化价值。其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凸显地域文化特色,提升生产、生活环境质量,推动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作用。乡村建设应以尊重传统文化根基为己任,通过“传承、保护”,“创新、新建”,“挖掘、改造”三种形式,在遵循保持、创新地域乡土建筑原则,延续、传承乡土文化资源原则,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产业导向多样性等原则下进行村落建设与改造,为当代乡村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空间环境保障。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以“地图”为方法考察“文学中国”——中国文化绘图人杨义为浙大EMBA学生讲述“文化中国”

“地图”作为一种解读中国文化的方法论,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地图”的方法解读文化中国,首先要面对民族承续性和生命力的问题。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促成了南北融合。中华民族形成了“中心凝聚力—边缘活力”的复合型动力机制,中心凝聚力和边缘活力是互动的结构。家族命题是中国文化的实质性命题,讲中国古代文学不讲家族问题,往往是讲不清楚的。国族问题是家族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关系到先秦诸子进行思想原创的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国族考究,才能提供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真确依据。描绘中国的文学地图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恢复地图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用地图的方式重绘文学中国,其意义绝非单纯的补漏,而是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现代重塑。     

文脉传承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规划方法建构

鉴于以往传统村落的文脉传承效果不理想，进行传统村落空间规划研究。根据新型城镇理论对传统村落空间布局提出的要求以及现今村落建设出现的问题，引出文脉传承在传统村落建设中的重要性，从而以文脉传承为本从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建设现状、本土文化、记忆场所、住区空间等方面探寻传统村落的文脉传承因子，并从宏、中、微观三层面进行融入以探讨传统村落空间规划方法。     

乡村传统风貌空间的变迁——基于禄丰县叽啦村的个案研究

乡村传统风貌变迁是当代乡村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传统风貌空间的变迁为视角,考察叽啦村建筑空间、历史与文化空间、功能空间的演变机制和内在动因,认为乡村空间的变迁机制与地方社会人群的文化观念存在内在关联,且乡村空间中各要素的变迁是一个动态与持续的历史过程。     

论乡村政治的空间结构——村民小组与村庄空间结构的相关性研究

中国农村是一个超大型的社会实体,不同区域的农村由于地理、文化等条件的不同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这也必将决定不同区域村庄性质的不同,从而对乡村治理带来影响,导致国家政策在不同区域农村具有不同的实施机制。调查发现,在江西和山东农村,一个自然村通常被分为几个生产队,村民小组由分田到户之前的作业组转变而来;而在江汉平原上的农村,一个生产队则通常包括几个自然村,而后来的村民小组就或者由生产队的作业组或者由生产队自身转化而来,并成为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单元;江淮平原的小井村的村民小组同样由生产队转化而来,但生产队一般是一个自然村,因而村民小组的认同更强。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侗族寨老组织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研究

民族农村地区存在着一些传统的社会管理组织,它们在村委会或基层党组织农村社会管理职能薄弱方面能发挥惊人的作用,配合村委会对民族地区村寨进行有效管理,促进村寨稳定和发展.“寨老”组织就是侗族地区农村的一种社会管理组织,在侗族地区村寨中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对村寨的日常运行和管理以及农村的社会管理创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社会性作用,成为侗族村寨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和制度.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传统村落保护:实践困境与制度缺陷

传统村落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遗产,对其进行保护是树立文化自信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然而,实践中的传统村落保护面临多头管理、人力财力保障不足和权利归属不清等问题。归根结底为传统村落保护制度不健全,体现在法律法规之间矛盾、政策之间冲突、权力配置失衡和地方政府激励偏差等方面。用“实践—制度”的框架分析表明,传统村落保护同时面临着实践困境与制度缺陷。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的关键是基于社会生态环境进行制度设计,根本路径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难点是增强各类制度的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