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资源与经验研究——如何才能写出一篇好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

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是建立在深厚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理论观点获得经验研究的支撑,经验材料为理论观点提供强有力论证。当前一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主要目标应当是用古今中外尤其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理解中国现时代正在发生的伟大实践,理解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通过理解中国经验,就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验的一般性抽象概括提炼,也就形成了若干社会科学理论,再将这些理论放置到更广泛的中国经验乃至世界经验中检验,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要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当作资源和工具而不是拐杖。只有真正懂得了实践和经验,才能真正懂得理论。经验贯通才有想事的能力,经验没有贯通,理论就是认识障碍。     

从性别批判回到性别研究

女性主义是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喧嚣之地。在本土女性意识与西方女性主义先锋意识的交杂中,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的滥用,造成了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对待性别差异与性别写作多元化的激进和浮躁,也使得其无法避免性别主义批判与学术研究价值之间的矛盾。要解决女性主义批判中的利益与价值、批判与学术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从根本上摆脱性别对立的意识,实现性别研究的中国文化语境转向。在研究公共性别经验的基础上,将当代女性主义带回到性别研究的学术殿堂。     

当代社会转型与文化研究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我们一直以西方相参照 ,把我们的时代定位为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全球化时代、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学者杰姆逊提出 ) ,这是因为我们与西方共时代 ,但我们还有本土经验 ,有我们时代的纵坐标和横坐标。我们的汉文化处在什么状况 ?只有纵横结合才能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宏观语境是当代社会转型 ,这也正是当代文化研究最为必然的理论问题与理论前提。     

从女性主义回到性别研究

女性主义是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喧嚣之地。在本土女性意识与西方女性主义先锋意识的交杂中,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的滥用,造成了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对待性别差异与性别写作多元化的激进和浮躁,也使得其无法避免性别主义批判与学术研究价值之间的矛盾。要解决女性主义批评中的利益与价值、批判与学术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从根本上摆脱性别对立的意识,实现性别研究的中国文化语境转向。在研究公共性别经验的基础上,将当代女性主义带回到性别研究的学术殿堂。     

性别研究的当代转向及中国经验的意义

西方性别研究经历了从附属于社会运动及社会流行理论到形成独立的话语和理论学说的转变。中国的性别研究一度走了一条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模式道路,即借用西方的理论学说来开展性别运动或解释中国的性别经验材料。然而,新时代性别研究的新实践决定了我们不应该照办西方理论,而必须要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话语和理论学说,并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中国性别研究的这种转向必将对世界性别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并最终可以丰富和完善全球女性研究的当代实践。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嬗变的社会根源——从哲学转向当代资本主义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可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分为战前及战后两大历史阶段。战前主要以哲学理论为主,战后主要以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为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的嬗变是与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等一系列明显的新变化同步发生的,是对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与外部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新变化在理论方向、理论探讨等方面的说明。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热切地关注和深入地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危机问题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的嬗变,一方面说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与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对于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的观点与见解     

改革开放30年西方伦理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学界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辩证的发展过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我国学界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经过了从片面否定（批判）到片面肯定（接纳）再到辩证否定（辩证批判）的发展阶段。当前西方伦理学的研究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语言障碍与知识结构问题、研究模式或理论的价值取向问题、学术参考尺度问题、伦理思想史与道德生活史的关系问题和学术研究的条块分割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较好的解决。     

国内外学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研究述评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是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看待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态度,西方学者阐释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拒绝从经济和政治结构入手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特别轻视乃至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在此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注重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复兴历史唯物主义.与之对应,国内学界描摹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去经济学化"到"泛经济学化"的视域嬗变轨迹.     

法兰克福学派对语言功能的政治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不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传统思维向度上来思考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而是根据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来分析语言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性”；弗洛姆认为语言是构成西方社会意识过滤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们的经验进行过滤，使之有选择地上升为意识或压抑为无意识。马尔库塞则更为具体地揭示了语言在现代西方社会对政治意识的过滤所起的重要作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这一理论，为我们认识现代西方社会压抑控制人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生命政治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当代审视

张亮、孙乐强等著《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从问题意识、思想资源、理论形态、研究范式等方面，系统梳理了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12个重大问题，透视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运行机制的结构性矛盾与内在弊端。这不仅有效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前沿性研究领域，也整体性地呈现了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维度和先锋话语体系。其中“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政治理论”部分，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引发了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之间的交锋、论战。著作对生命政治理论缘起语境、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分析，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材料和思想资源，也是展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现实、分析现实效力的重要窗口。     

日本江南史研究管窥——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为中心

日本的江南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史学曾经有过依据以“阶级斗争”等为代表的特定历史观来设定研究对象的情况，这种僵化的、从既有结论出发的研究难免会出现漏洞，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江南等地域为对象、尝试脱离战后历史学桎梏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意在分析中国特定地域的社会形态，吸引了多数研究者的注意。而如今，直接针对江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并不多，地域研究大多成为更大的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如同战后的历史学史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地域社会史取代一般，随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对江南这一地域看法的改变，江南地域史研究也在改变。目前，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强烈影响，单纯细致观察某一地域状况的做法已经难以得到有意义的结论。可以说，对某一地域的研究已经成了“东亚史”等更大的研究范畴的一部分。     

主持人语

区域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迅速展开,其相关理论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区域史研究应当具备方法论的意义。区域首先是需要被检讨的对象,研究者应当将区域视为历史演变的结果,思考其由来的问题。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区域史应与社会史、整体史实现统一,充分注意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通过展现各个区域的历史发展逻辑,区域史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要求研究者同时关注不同区域之间、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东亚语境中"汉字"词源考

日本学术界素有“汉字”一词由该国首创之说,最早文献为入唐僧最澄817年撰著的《照权实镜》。迄今为止,中国人或其他国家学者也未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早在8世纪初以前,唐僧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已使用“汉字”一词,时间比日本早百年以上,因此推断最澄所用“汉字”概念源自中国而非其独创。此外,在中国书法史上,“汉字”相对于魏晋以后流行的草书、行书、楷书等,指称“汉代之隶书”。然而,梵汉对译实践中产生的“汉字”及中国文字书写形体流变过程中萌生的“汉字”,均限于特殊语境及历史时期,并未演化成代指“中国文字”的泛称。清末赴日的中国官绅接触到日本语境中与“假名”对应的“汉字”概念并将之引入国内,创造出一个涵盖东亚的“汉字”新概念。     

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例

文学的地域性与气候（物候）的差异性有密切关系。中国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时代差异,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时代差异,使中国古典诗歌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景观、地域色彩和地域风格。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关系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可以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理解文学与气候的关系,进而理解文学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     

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从江南区域史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国内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者对相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关注有限。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是要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在东亚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

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的一种“事后”考察,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评”、“重写”、“重排”之后,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它现在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历史重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难度的,一是在扬弃了“从属论”、“政治决定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怎样表达对政治的拒迎;二是在扬弃了阶级斗争理论之后,文学到底应该如何展开对革命的书写。对这一关乎当代文学整体全局的根源性和根本性问题,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情境中,揭示历史进程及其内含的历史逻辑,与研究对象形成一种认同与认异并置的平等的对话关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化”。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论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争的三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一些英美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与道德的关系展开激烈争论。总体上看,论辩双方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非道德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纵观两派争论的焦点,其理论分歧主要源于双方在三个问题上缺乏共识,即道德是否必然是意识形态、事实是否可以容纳价值、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消解了道德客观性。只有对以上三大问题进行清晰界定和有效辨明,才能有效应对不同学者有关马克思道德哲学是否存在的诘问,并更切近马克思道德哲学的阐释路径和内在结构。     

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与范礼安的"文化适应政策"

耶稣会士利玛窦改换儒服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利氏的形象改变并非只有一次,首次易服是其入华之初采用中国僧服,而12年后改穿儒服,亦是为融合于中国文人官僚而做的社交努力。有证据表明,利玛窦多次易服不仅是仿效日本同行的类似举动,其过程还受制于修会内部传教策略之争及复杂矛盾。形象改变的本质意义在于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通行证和护身符,是范礼安 “文化适应政策”的具体表现。所谓“合儒、补儒”既非利玛窦的初衷,也是从未实现的文化神话。     

以“地图”为方法考察“文学中国”——中国文化绘图人杨义为浙大EMBA学生讲述“文化中国”

“地图”作为一种解读中国文化的方法论,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地图”的方法解读文化中国,首先要面对民族承续性和生命力的问题。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促成了南北融合。中华民族形成了“中心凝聚力—边缘活力”的复合型动力机制,中心凝聚力和边缘活力是互动的结构。家族命题是中国文化的实质性命题,讲中国古代文学不讲家族问题,往往是讲不清楚的。国族问题是家族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关系到先秦诸子进行思想原创的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国族考究,才能提供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真确依据。描绘中国的文学地图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恢复地图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用地图的方式重绘文学中国,其意义绝非单纯的补漏,而是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现代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