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与原生态体育文化旅游的发展——以广西南丹白裤瑶“油锅”组织为例

广西南丹白裤瑶原生态体育文化旅游资源独特而丰富,它融合了服饰文化、寨居文化、婚恋文化、陀螺文化、铜鼓文化及砍牛祭丧文化,至今仍保持着原初状态。它是白裤瑶村寨族众生产、生活、节庆以及宗族祭祀礼仪的重要内容,并与该民族传统社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开发原生态体育文化旅游的过程中,应重点突出白裤瑶原生态体育文化的内涵与文化符号特征,充分利用传统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应尊重少数民族族群的文化情感,遵循其文化传统;还应满足其改善生计的需要,并加以合理的开发与利用。     

苗族村落社区消防预警教育机制的文化诠释——以黔东南苗族“洗寨”习俗为例

作为黔东南苗族木质建筑村落这一特殊文化空间普遍共享的原生宗教仪式--“洗寨”是苗族先民对“火”心存敬畏的文化表达。同时,作为苗族村落社区的“重大事件”,“洗寨”仪式调用神圣与世俗的力量巧妙化解社区矛盾,强化着社区内部习惯法的公正与威严,让防“火殃”、敬“火神”以“社区指令”的形式潜入群体成员的意识中,进而实现对集体行动一致性的内化约束,降低社区消防风险,因而成了苗族村落精英借用传统的文化力量实现社区管理的策略与手段。     

公法适用秩序的理想与现实——以“小额多次”走私行为入罪实效为切入的分析与反思

有效规制走私违法犯罪行为有赖于行政法与刑法各自特性的充分彰显和功能的协调发挥。公法适用的层次性要求行政法与刑法在适用秩序上恪守刑法最后保障原则,即公法适用秩序的先行政后刑事,在未穷尽行政法方法之前一般不得动用刑法,“小额多次”走私行为入罪恰是对上述规则的典型违背。“小额多次”走私行为入罪超越了当前中国社会对犯罪概念的普遍认知,其犯罪化的正当性值得反思,犯罪化的有效性亦不能被实践所证明。刑法不当前置所引起的法律适用上的纠结与混乱昭示着发挥行政法能动性与保持刑法谦抑性的双重必要。     

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出版实践与思考——以重庆出版集团“重述神话”系列图书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而将中国当代文学推介给世界读者则是出版社的重要使命。重庆出版集团“重述神话”系列图书的出版实践,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典型案例。“重述神话”系列图书最初出版是成功的,然而,它最终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尤其是在市场反应与读者阅读体验方面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通过探究重庆出版集团的出版过程和梳理所出版文本的学理性,发现神话叙事手法错位、媚俗式书写与民族性眼光匮乏既影响了“重述神话”文本的质量,更直接影响了作品的市场接受与出版收益。虽然“重述神话”系列图书的“走出去”实践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但在学术机制引入、品牌塑造及文学的产业化转向等方面仍然能给人们以诸多启示。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以湖北秭归县“幸福村落”治理模式为例的分析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加速,乡村社会矛盾突出,特别是经济基础较差,发展速度较慢的民族地区和山区农村,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的需要,社会治理改革亟待深入,要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模式,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有机结合,村民自治的主体意识和作用加强,社会安全稳定和谐发展。武陵山片区中的湖北秭归县进行的“幸福村落”建设实践探索,形成了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幸福村落”模式。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当前武陵片区的现状,深入分析、总结、提炼和完善这个模式,对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民间手工艺变迁中的“现代化”反思——以云南会泽民间斑铜手工艺为例

主要以云南省会泽县传统斑铜手工艺为主要对象，通过描述其产生与变迁过程，着重阐述传统斑铜手工艺在当代所面临的原材料匮乏等危机和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契机。通过对民间传统斑铜手工艺在应对“现代化”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坚持传统与顺应现实的两难抉择的分析，对“现代化”概念进行反思，并且进一步探讨民间手工艺变迁中的价值冲突以及民间手工艺保护的路径。     

内生抑或外引：社区公益组织生长机制与培育路径研究——以湖北武昌区的“院落自管会”为例

借鉴制度发展理论研究逻辑,通过引入内生和外引两个核心变量,我们认为外部资源环境决定了社区公益组织的生长需要国家的有效介入,基层社会发育滞后要求社区公益组织应走内生性生长路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规则共识要求社区外专业社会组织的引入,社区结构碎片化现状要求社区公益组织应走以内生为主导的培育路径。内生为主外引为辅的社区公益组织培育生长路径是基层社会自主意识得以萌发的前提。     

社区居委会直选中居民参与行为的调查分析——以H市为例

本文运用政治学的有关理论,结合对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中公民参与情况的实证分析,本文认为要推进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一方面居委会需“权能”归位,在维护居民权益性的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体现能力,通过整合资源、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社区服务;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平等化、人性化的选举制度设计增强居民的参与动力。     

试析当前我国社区矫正本土化的困境与路径选择——以无锡市为例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在探索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社区矫正在我国八年的探索成果非凡,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本土化困境,如社区矫正运作体制不健全、缺乏法律支持、社会认可度低、资源缺乏、内容行政化等。应从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构建多方位的社会支持网络、运用社会工作理念等方面来推动社区矫正的未来发展。     

社区组织体制中居民自治的国际经验分析

社区自治是实现公众参与、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途径。本文对各国社区发展中居民主体、政府、第三部门及其他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进行了逐一分析,探讨了国际经验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借鉴作用及其意义。     

制度保障:为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护航——基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开展社区教育实践的思考

参与社区教育是高职院校的功能之一。结合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开展社区教育的实践探索,我们以为,高职院校参与社区教育发展,应具备三个方面的制度保障:一是要进一步完善财政经费制度;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外部行政管理制度;三是要进一步调整学院内部管理制度。     

农村社区的伦理形塑与道德发展 ——以自治制度伦理为视角的宏观讨论

从制度伦理到社区伦理秩序再到个体道德进步,是基于自治视角考察农村社区伦理道德发展应当遵循的基本逻辑。针对当前农村社区面临的“情面”逻辑愈发式微、“家园感”空前失落、“权威真空”“价值空场”等典型问题,应当通过自治制度伦理扬弃农村熟人社会伦理,建构“依系的主人翁式的”社区人伦秩序。而在实践中,需要审慎对待社区伦理道德的“本土资源”,明晰自治制度实体规定的根本“善”与基本“善”,并且重视程序的“善”——这也是现实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方面。     

东北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制度分析

东北地区的振兴离不开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而制度环境又是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笔者将对东北地区产业集群发展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挖掘东北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制度优势、制度障碍,并提出其创新途径.     

新农村县域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以浙江省义乌市社区教育为例

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新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社区教育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全体社区居民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教育活动。新农村社区教育是在县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城乡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县域内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县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社区教育活动。文章从目标任务、功能定位、管理体制、办学形式和保障机制等方面阐述了新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运作机制和工作方略。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作用探析--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治理必须树立现代治理理念。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合作互动、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目标。目前政府与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职能转变进程的滞缓和主导性强势行为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要改变现状,政府必须正确定位,摆脱自身社会管理的重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快培育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使之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会管理社会化。     

民间妇女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析论

民间妇女组织作为中国制度结构中的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是在相关的规范性行为准则、宪法秩序和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共同建构的制度环境中成长和发展的。但是,制度环境中的约束因素诸如父权制的文化制度、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政治法律体制中的双重管理规定等也直接导致了中国民间妇女组织发展缓慢。因此,推进民间妇女组织的发展必须培育适宜的文化、法律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环境。     

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基于共容性组织视角的分析

制度领导力是一个组织将其战略目标与核心价值观融入组织制度之中,让制度引导并规范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和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融入到党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之中,体现出强大的制度领导力。作为一个典型的共容性组织,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了共容利益。在共容利益的形成、维护与巩固的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党和国家重要的制度变迁坚定不移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人民群众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民主集中制和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发展的基本经验。     

温州民间商会:一个制度分析学的视角

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供给是政府和商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基于群体自发形成的内在制度在商会的治理实践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商会激励机制包括物质性激励、团结性激励和目的性激励.组织在治理实践中为不同层面的参与者提供的各自所需的"选择性激励".商会的监督机制呈现出了制度化与道德驱动相结合的自律特征,而商会网络式的组织结构为会员建构了一个低成本的参与网络,从而塑造了组织的监督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