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互动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背景下,研究我国工业产业内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分析我国工业产业发展的状况,提出工业产业内升级是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利用雁行理论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路径,并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工业产业内升级的促进作用。利用实证检验和回归分析,指出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具有互动作用。     

“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与重点

今后五年,我国将处于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阶段。这一次转型与改革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点,不仅要从外部以及外部市场的变化看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更要从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了解和把握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与基本趋势。当前,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集中表现为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它体现为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脉络,其基础在于我国开始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本质在于人对自身发展的基本需求。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发展方式的相应转变。从总体趋势看,“十二五”是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历史起点,是改革发展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关键五年,迫切需要实现“四大转变”：即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从公共产品短缺转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实现这些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要求政府果断地放弃GDP增长主义,实现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由“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转变,国有资本由“盈利性”向“公益性”的转变。     

中韩经济增长特征比较分析

中韩两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存在相似性 :一是在“强政府”主导下 ,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率带来的 ,实行的是经济不平衡超越战略 ;二是在高速经济增长中实现了工业化 ;三是经济发展过程中 ,存在高增长高波动现象 ;四是经济的增长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两国经济应该从片面追求数量增长的追赶型战略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平衡型战略 ,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完成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开放程度。     

经济增长的逻辑：一个总量的成本—收益方法

根据市场经济的“不完全市场”的经验逻辑形态,对经济增长的过程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经济的“总量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框架。问题的关键部分是把经济的总量成本函数和总量成本决定因素引入经济增长理论,取代总生产函数和总产出决定因素作为经济增长分析的基础。与基于单一产业模型的规模收益递增假设不同,模型假设是：规模和可变比例的收益递减是经济的结构化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产业形成和产业维持所实现的成本收益均衡过程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美国“再工业化”的国家安全含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再工业化”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经济重建的重要内容,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和重要转向的标志。长期“去工业化”导致美国经济上的过度虚拟化、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对立、政治上的两极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美国梦”危机,对美国国家实力造成了系统性的损害,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了全局性、结构性的挑战,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制造业问题,这是奥巴马政府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的深层次原因。“再工业化”远不止是一项经济战略,同时还是一项安全战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具体体现,蕴含着对华战略冲突的性质和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意味。“再工业化”也不仅仅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还是一次兼具长远意义的战略转折。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一定会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目标,是否去做与能否实现是两回事。     

利用外贸外资推动浙江产业升级研究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使一国或一地区获取静态经济利益,更重要地,它们还能推动产业转换、结构升级,造就动态利益。本文对利用外贸外资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进行了探讨,并对浙江外贸外资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外贸外资推动浙江产业升级的基本思路及对策措施,如实施产业结构升级导向型开放战略、进出口平衡贸易战略和“贸易-投资”联动发展战略等。     

“包容性增长”的科学内涵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确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形式,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炼和升华。它是确保中国经济安全的战略需要,有助于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它强调必要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的社会公平、公平与效率的“质”的统一、人民群众享有权利的实质性增长、社会建设的多维度展开、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的国际诉求。“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它正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历史生成和逻辑展开,它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情、世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特征与时代主题的反映,又是解决时代主题的重要思路,它准确地切中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论落后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与后发优势的发挥

我国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实质是二元经济制约下的“落后的增长”,要打破“落后的增长”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培育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赶超”能力,发挥自主创新型后发优势;转变建立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的梯度推移发展思路,选择某些先进产业或优势产业进行突进,实现优势产业的技术区位的反梯度推移发展战略,从而带动落后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和赶超。     

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的实践与失衡

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在2009年之前,新加坡一直奉行一种介于完全的制衡和追随之间的“对冲战略”,即新加坡在经济和外交上与中国保持深度接触,却在安全和战略上与中国保持距离,以实现风险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但在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之后,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逐渐失衡,新加坡开始在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方面追随美国制衡中国,其外交中的“联美制华”的色彩日益浓厚。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失衡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给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体系压力,引发新加坡对中国的忧虑,而新加坡自身的脆弱性又加深这一忧虑,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诱导下,“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偏离了原来的对华“对冲战略”。这种失衡的“对冲战略”,导致中新关系恶化和新加坡自身的战略空间被压缩,最终损害了新加坡自身的国家利益。 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产业结构升级、对外开放是否减弱了经济波动及其负面效应？

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面板数据,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检验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是否影响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在减弱经济波动的同时促进了经济长期增长,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增加了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表现为1996年以前影响不显著,1996年后有正效应.进一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但1996年之前和1996年之后影响不同,分别是正影响和负影响,此外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减弱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并且当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度超过一定临界值后,这一影响转而为正.据此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金融发展和生产多样性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关系

针对近年来多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区域性或全球经济波动,结合全球产业重组和产业链布局调整步伐加快的时代背景,使用160个国家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Arch in mean模型从金融发展和生产多样性的视角对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再度进行探究。研究认为,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负效应;金融发展(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既会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也会通过弱化经济波动对增长的负面影响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且这一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经济体中更为明显。研究还认为,生产结构多样化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减轻波动对经济的不利作用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但生产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完善的制度建设水平可以增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完善银行体系并加快建设金融服务体系,在稳步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坚持稳健化、规则化的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健康的软环境。     

开放经济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开放型经济是指商品、资本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越国界流动的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走开放型经济模式成为世界各国未来发展本国经济的必由之路。我国当前在总量规模扩张的同时,也正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调整,在开放经济下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在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步伐;通过产业结构重组才能建立起真正开放的经济运行体系,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长江口及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域与产业布局优化问题探讨

长江口及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极,是全国海洋经济最为发达的强势区域,将会在国家新一轮海洋经济开发进程中再造辉煌。为此,需要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认定区域综合优势,确认区域结构优化方向,特别是为区域产业布局作出正确安排,以利于进一步优化海洋产业的成长方向;加大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实现海洋经济战略升级;依托优势海洋资源开发,促成海洋优势产业格局;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提高海洋产业竞争力;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实现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建立海洋资产化管理体制,为海洋经济进步提供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使长江口及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在全国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中力拔头筹,发挥引擎功能和表率作用。     

产业结构变迁在延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衡量一个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重要维度。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视角分析延边产业结构变迁对延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延边产业结构不合理,偏离均衡的现象严重,产业结构高级化面临瓶颈。计量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对延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稳定关系得到确认,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确认。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企稳回升,然而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是最终战胜危机和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危机时代,我国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采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机制、新办法。同时,将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有效结合起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是提高生产要素的素质和效率 ,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需要经济体制的转变相配合。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紧迫性 ,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 ,也是我国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针对当前突出的问题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措施是 ,坚持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发展经济 ,加快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深度市场化改革 ,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     

江苏省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及其变动与经济增长相互依赖。产业结构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合理的产业结构会促进经济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以1952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来描述江苏产业结构变化的历程,运用灰色理论和统计学理论就江苏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说明各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及产业结构变动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江苏经济的发展。     

论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创新驱动”中协同发展

在当前严峻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中,我国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自主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引导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致力于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继续发挥好国有经济在创新升级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必须正确认识,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能够顺利实现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因而,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来加快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结构优化,充分激发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的创新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创新升级,显得尤其迫切与必要。同时,应把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作为"开放式"创新的重要微观载体,引导外资企业积极参与到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中。     

混改破解结构性问题 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扩大民营企业的发展舞台，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携手并进，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如今中国，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为创新发展持续注入活力，改善了中国的就业和民生，壮大了中国企业，培育了企业家精神。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陷阱和诸多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挑战日渐突出。特别是近期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国内又恰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原来依靠投资和出口的规模扩张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亟须内部再平衡，培育新动能和改造旧动能。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破解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激发广泛的企业家精神，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