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称谓演变、市民化发展阶段进行了梳理。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市民化障碍以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建议进行了综述,分析了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瓶颈和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为进一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分担的博弈研究

在农业转移人口、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经济人”假设下,农业转移人口依据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的预期收益之差选择市民化类型;引入社会民生函数,构建了农业转移人口、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方优化博弈收益矩阵,得出并分析了6种三方博弈均衡.在此基础上,提出摒弃单纯经济指标,引进人文发展指标考核;保证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获得利益,强调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实现地区差异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三点政策建议.     

市民化率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度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不可回避、首当其冲的任务。以福建为例,旨在理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情况,测度市民化率,反映真实城镇化水平;测算市民化公共成本,确定城镇化所需资金量,从成本视角阐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最本质的症结;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对实现"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在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社会保障缺乏、融入城市困难、子女受教育矛盾突出、自身素质限制等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市民化研究

近几年,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农地制度、产业结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就业培训和市民化意识、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等五个方面进行问题研究,提出完善农地流转制度、优化产业结构、公共服务均等化、农转人口职业化和市民化、丰富考核指标及增强服务意识等实现路径。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府责任探析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是在政府主导下推进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与政府责任缺失有关,主要存在制度和政策供给的缺失、政府职能缺位、管理方式单一、文化引导缺失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明确自身责任,切实履行职责,通过制度创新、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才能助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出现成为必然,这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民在生活方式、职业、社会心理和行为等各方面向城市居民转化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桎梏使得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应深化户籍改革,使农业转移人口享有与城镇居民平等权利;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法制观念,保障其民主权利。     

农业转移人口的“选择性市民化”：一项类型学考察

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到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造成的制度切割,但忽视了农业转移人口对自身市民化转型的自我切割和选择性。行动者视角下的市民化是一种“选择性市民化”,它是透视城乡互动关系的最佳微观视角。本文基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选择建构类型学框架,整体考察并比较了四种市民化的基本类型——内生型市民化、跃升型市民化、观望型市民化以及迫迁型市民化。由此展现了一副与城市化高歌和以往理论预期较不一致的市民化选择图景,并进一步分析了“选择性市民化”可能带来的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

户籍制度改革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保障。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市民化路径,即就地或就近市民化。然而,随着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兴起,原先的就地或就近市民化路径开始遇到更大的挑战。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农业转移人口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选择去实现市民化,使城镇化逐渐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     

安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区域差异实施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思路的实践重点就在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阶段无论从外在的政策方向、经济发展和城市承载空间来看,还是从内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来看,安徽省都具备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条件。但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城市在经济、文化、生态环境、资源优势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各地政府财力的承受能力也不同,不可能运用统一的市民化模式。因此,应采取区域差异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主要从皖江与皖北差异性、主体功能区差异性,以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差异性三个维度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水平较高;阶层的上向流动,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分别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老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对其市民化水平影响更大,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更大的市民化发展潜力。据此,应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化社交平台,畅通阶层的上向流动,尤其关注老一代和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鼓励就近市民化,西部地区应重点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地位,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协调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研究评述与理论框架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存在成本,收益也不容忽视。在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后,才能更加合理地分摊市民化的成本,推进高质高效的市民化。首先,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成本分摊机制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其次,首次总结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关系中的两大矛盾：农民工个人福利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不一致的矛盾、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同期不匹配的矛盾,并构建了一个以矛盾为导向的分摊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框架。最后,分析了以往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机理及提升路径

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人力资本理论阐释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内涵,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农民工职业转化能力、城市生存生活能力和城市融合发展能力形成之间的作用机理,并提出通过教育培训制度设计、机制完善、模式选择等路径创新以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对策建议。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

农民市民化是指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城乡一体化是农民市民化的前奏,农民市民化是城乡一体化的目标。由于城市化总体水平和质量不高、历史上形成且现在仍旧具有羁绊作用的制度、不公平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城乡隔阂的社会观念和农民自身的素质缺陷等制约因素,致使我国农民市民化面临许多困难。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农民市民化的有效载体,改革落后制度,建立劳动力市场机制,完善组织管理,统一观念认知,增强农民综合素质,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视角下的城市融人问题探讨

农民工进城后,无论城市社会还是农民工自身都不能把进城农民作为城市的主人。鉴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在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完善城市融入机制迫在眉睫。政策上的制度体系异化、社会保障缺乏,社会上的歧视和排斥,自身 条件限制等问题的存在,威胁到社会和谐稳定。这就需要政府、社会、农民工自身不断完善改进,进而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     

推进福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学分析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下,福建省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农业转移人口个人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决策可以视为一种投资行为,其考虑迁移城市至市民化与否的经济动因是进行成本收益因素分析,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及收入收益、教育收益、医疗收益、文化收益。作为公共政府应该制定措施,降低市民化总成本,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要以强制性制度创新,构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体系。     

加速农村税费改革 减轻农民负担

近年来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 ,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税外收费越来越多 ,越来越乱 ,费多税少 ,费强税弱 ,尤其是农村的税费问题日益突出。要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必须规范税费关系。     

湖南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倾向分析及对策选择

发展理论及国际经验表明,实现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湖南部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倾向,深入挖掘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倾向的关键因素,提出了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创新政策制度、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促进农民工稳步增收等对策措施。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共生与错位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有着必然的共生关联,但是在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事实与迅猛的城镇化进程相分离。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的经济驱动型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给付型需要错位,国家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强意志与地方政府的弱反应形成反差,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存在矛盾。在城镇化发展中,要以“共享“为理念,重构农民工的城市权利;以“主体性”为依归,尊重农民工的市民化选择;以“均衡发展”为目标,拓宽农民工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