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自由法治观

在人类法治史中 ,马克思无疑是一位思想巨匠。他的法治思想是对传统法治思想的继承 ,但更多的是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在笔者看来 ,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自由法治观 ,探索法治的实质价值 ,对我们的今天的法治建设有重大裨益。笔者以时间为线 ,以伟人思想发展为脉 ,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自由法治思想 ,并阐述了其自由法治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的若干启示     

法治下的自由——重读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

自由是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是一种永恒的政治理想。有自由才有创造力,自由理想激发了西方文明,自由的实践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在哈耶克看来,自由首先是否定性的,是消极意义上的,对自由的威胁来自强制。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既然强制不可避免的,因此,捍卫自由就是用强制对付强制,用普遍的、抽象的、一视同仁的规则将侵犯个人自由的强制限制到最小程度,这种普遍的、抽象的、一视同仁的规则就是法治。     

自由：法治的核心价值诉求

在法治的实现过程中,包含着相应价值上的诉求.而这些价值上的诉求,是法治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衡量法治是否完成,以及采用法治调控社会的合理性的重要判断标准.而在法治诉求的价值序列中,自由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可以说自由实现和维护的程度如何,是证明法治是否形成的重要标准.     

自由、民主与法治——哈耶克的自由观评析

哈耶克吸收了知识论上的康德主义观点,以理性限制与自发秩序作为哲学基础,并继承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将自由界定为＂独立于别人的专断意志之外＂。哈耶克主张在法治下实现自由,并以超立法原理作为判断法治标准的最高准绳。在论述自由与平等、民主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哈耶克强调法治之下的民主才能更好地保障平等与扩大自由,并以此论证了对政府权力适当的限制的必要性。     

两种自由及其在中国命运的思考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相互依存:消极自由要靠积极自由去争取,积极自由以消极自由为界限。中国特殊的国情,使得两种自由在中国近代遭到各自不同的命运。积极自由争得民族国家的独立,并最终争得了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在和平时期,积极自由中的某些过激和集权的因素应被人们抛弃,但其中的负责和参与因素在政治私人化中需要肯定。     

自由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追求

自由幸福是美好生活的集中体现；追求自由幸福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使命就是保障每一个个人追求和实现自由幸福。法治的自由价值和幸福价值高度关联融合。自由是幸福的前提，幸福的本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幸福是最高位阶的价值，意味着人生存和发展的完满；法治则是实现普遍自由和幸福的首选方式。资本主义使追求自由幸福合法化，却因其“虚假共同体”的本质而制约着自由幸福的普遍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聚焦自由幸福这一根本价值，既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护航，也促进“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实现普遍自由幸福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法治环境中的契约自由

契约自由作为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在西方早期的经济发展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加之社会问题的突出,到了现代市场经济时期,传统的契约自由思想已经死亡。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环境中的以自由和平等为内涵的契约自由,则以一种理性的态度诞生在私法领域,并展示出勃勃生机。     

哈耶克与拉兹法治思想的比较研究——以法治和自由的关系为视角

在法治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哈耶克与拉兹有不同的结论,前者崇尚建立一个自由秩序的社会,并认为法治能够对自由提供充分的保障,后者则将此看作是一种奢望;在基本法治思想方面,二者对"法治"、"法律"、"法治之价值"等也有不同的认识;在法治观上,二者则是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积极法治与消极法治、目的法治与工具法治、彻底法治与不彻底法治、对法治的完全信任与中立信任、价值主义的法律立场与实证主义的法律立场之间的对立.     

论自由、民主、法治的内在关系

自由、民主、法治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合理地界定并调适三者间的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融 人现实生活的关键。民主因自由与平等的张力而产生,是实现自由并调节自由与平等紧张关系的一种政 治机制。法治则是理性地发展民主、实现自由的一种规范性制度安排。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联系表现在两 者彼此依赖,在与自由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现实中实现人的自由之美。     

个人自由还是社群自由——兼论马克思的自由观

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神圣不可侵犯,个人自由高于社会（社群）自由,且强调消极自由;社群主义基于一种抽象的整体主义指出,个体的自由建立在社群自由之上,个人的权利内在于公共善,针对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他们主张积极自由;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真正内涵和本质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到实现。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     

法治视野下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法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地方性。对源自西方的法治概念作中国情势解读，它在组成形态上包含私法之治、私法的公法之治、公法之治三部分。法治视野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使命，实质上就是要在行政领域实现行政法治；作为互动的另一面，行政体制改革应当从观念变革和法律制度完善两个方面对法治作出回应。     

从人治到法治: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不仅仅是一种名词的变化,更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建立在理性反思后的选择。人治社会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其表现出的三个特征在今天已经全然失去存在的土壤和理由;人治社会并非完全抹煞法的作用,只是法的作用从来都是受到各种限制的限制;法治与人治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特性决定法治对于人治的取代是一种必然的结局,是一种理性反思后的选择。     

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同质性,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选择。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历史经验证明,和谐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调节中实现的,而实现手段之一就是法治。因此,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制度性、根本性的问题,它可以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塑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精神创造一种基本的制度环境。和谐社会蕴含法治价值,二者在本质上契合,因此,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82宪法与中国的法治建设

8 2宪法被公认为是我国宪法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 ,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规范和保障作用。82宪法确认国际公认的法治原则 ,较好地体现了宪法的法治功能和价值 ,特别是 99修宪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是 ,82宪法在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缺憾 ,这与其对中国法治建设推进方式的选择和具体的制度设计有一定的关联。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必然会促进 82宪法的进一步完善 ,而 82宪法的不断完善又会对中国法治建设起着更好的规范和保障作用     

转型政府与行政法治

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行政法治的变迁史。以政策追踪分析的方法,可将中国行政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行政法学也经历了四个转型：第一阶段是“精兵简政”改革,是行政法制的初创期,效率价值主导了行政法学研究;第二阶段是“职能转变”改革,在这一阶段,控权理念占据依法行政的核心要义,形塑了以行政行为为支点的行政法学体系;第三阶段是“公共服务”改革,拓展行政活动的形式,在平衡论与控权论的论辩中探索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根基;第四阶段进入国家治理改革,补强民主正当性的实质法治路径受到青睐,新行政法学研究提上日程。历史发展的脉络表明公法研究必须深植本国背景。唯有理解当下并预判未来的政府定位,才能经由法释义学方法而发展出契合国情的行政法治。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同构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治国方略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功能互补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二者作为治国的方略并举提供了可能与保障.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法治征程的足印

改革开放30年来,作者亲身参与了中国走上依法治国道路的几个标志性事件,本文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其间个人经历和实践活动。但限于篇幅,未详述李步云在法理学和宪法学,特别是法治与人权问题上的创新性学术观点。其50年学术生涯中的主要工作和贡献,可参见《李步云学术精华》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