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之“法治”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命题.这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现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转变的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结合是法治思想史的重大转变.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而非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需要法治之理,法治之理是人们公认的法治规则.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接受宪法、法律的约束.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建构需要阐明法治的基本含义: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方式;是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主要方法的战略实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理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形成,一方面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伟大实践经验的总结之上,另一方面包含了伟大的理论创新并为未来法治建设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法治建设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新时代面临新问题,我们需要结合新形势更加深入地理解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涵和逻辑,不断总结和推广在法治事业推进过程中取得的宝贵实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深刻的历史性和实践性作为根基,同时在政治性和规范性的关系协调中坚持党的领导,最终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兼顾改革和法治,在整体推进的前提下突破重点,并综合运用各种治理工具,实现国家社会人民利益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原理性创新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立场,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环境、历史任务和基本国情,从三个"全新"的维度科学阐释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它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发展、最新成果,更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理论到实践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在依法治理、法治道路、党法关系、依宪治国等领域的理论创新,深化了对国家治理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和共产党依法执政规律的认识,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之理”

法治之理是以实现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谐秩序为目标,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为手段的政治行为之理;它也是一种尊重法律规则和程序,理性运用和有效约制权力,并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法治意识形态。对于传统中国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强化意识形态中的法治之理,属于观念层面的变革。在思维过程中讲究法治之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先决条件。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用法治之理打量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供符合实际的理论支撑,进而把发现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常态化。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弘扬法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为基础,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为核心,以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为要求,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作用.在现阶段,探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构途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论哈耶克法治理念及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哈耶克的法治理念是深邃而丰富的理论体系。哈耶克认为,法治是一种自由秩序,法治之法即自由的法律是真正的法律,这是一项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即元法律原则。而哈耶克的法治观为:自由主义的、进化论的普通法法治观,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模式。本文试从哈耶克的法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入手,阐述其法治理念的含义、原则要素等,进而系统论述哈耶克的法治理念对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与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部分,也是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特征和保障。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提出建立革命法制,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再到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宪法法律至上",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法治建设日益重视。研究这一历程,具体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概念、历史经验的承传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新发展等方面入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可靠保障,宪法法律至上是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最高行为准则。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准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展现新面貌。     

从法治与德治结合看和谐社会构建

从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方面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性,认为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并论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向略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法治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对中国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从封闭保守到开放改革的变迁推动了法律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推动了中国革命型法制到建设型法制的发展,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推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目标的确立;政治文化的创新,"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法治理念的更新与发展.     

论政治文明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

现代政治文明体现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宪政、法治等重要的价值理念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从文明的演进来看,通过法治促进和保障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要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国法治发展的道路和法治的模式是不同的,必须同本国国情相结合.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建立法治政府、尊重司法独立、执政党依法执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论罪刑法定的宪政维度

作为宪政精髓的制约国家权力、保障人权是罪刑法定原则与生俱来的实质内涵。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通过刑法的契约性,在国家的刑罚权与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正好契合了宪政的价值理念,从而使刑事法治在宪政框架内获得了合理性。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需要在制度层面上保障司法权的独立性、刑法的谦抑性以及构建违宪审查制度。     

司法法治视野下的司法体制改革探析

司法法治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司法法治的必然要求。按照党中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部署,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是：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司法法治要求的法律体系;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提升司法职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的腐败。     

近年来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建设工作，党中央、国务院高位统筹、多措并举，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建 设硕果累累。全国各地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建设经验为我们提供了积极丰富的实证研究材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各地工作模 式。学界对如何推进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也进行了丰富卓越的探讨和论述，提供了学界智慧，及时对其进行梳理总 结，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转型政府与行政法治

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行政法治的变迁史。以政策追踪分析的方法,可将中国行政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行政法学也经历了四个转型：第一阶段是“精兵简政”改革,是行政法制的初创期,效率价值主导了行政法学研究;第二阶段是“职能转变”改革,在这一阶段,控权理念占据依法行政的核心要义,形塑了以行政行为为支点的行政法学体系;第三阶段是“公共服务”改革,拓展行政活动的形式,在平衡论与控权论的论辩中探索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根基;第四阶段进入国家治理改革,补强民主正当性的实质法治路径受到青睐,新行政法学研究提上日程。历史发展的脉络表明公法研究必须深植本国背景。唯有理解当下并预判未来的政府定位,才能经由法释义学方法而发展出契合国情的行政法治。     

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类型取向

法治建设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呼声中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但由于我国传统和现实的因素制约,在建设法治类型上产生了分歧。在借鉴西方法治建设的同时,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兼顾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目标,推进法治化进程。     

论实验主义法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种方法论进路

实验主义治理思想是当前新兴的治理理论,具有若干突出优势,对当前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实践、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提出实验主义法治新构想,即从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出发,重新理解中国法治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提供新思路。中国现代治理实践中已存在实验主义倾向,当前地方治理自主性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具备构建实验主义法治模式的条件。实验主义法治以实践为核心,从目的、结构和方法三个层面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实践。在目的上,以框架性目标取代理论独断;结构上,以网状结构突破层级体制;方法上,强调法治评估在实验主义框架中的核心位置,并促使其从绩效考核向路径实验转型。     

邓小平法治思想探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建国以来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关于法治的一系列思想: 一是分析了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实行法治的原因;二是明确提出了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党和国家坚 定不移的方针,确定了民主和法制在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三是明确提出了解决党与法关系的原则;四是强 调要发扬民主和加强监督,特别是加强对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的监督。     

以法治的名义——评《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

借助民族国家的研究进路和复线式的历史叙事模式,中国在建构东方族群式民族国家图景愈发清晰的同时,国家强力的压制性特征使个人自由的取得遭受限制。问题在于,对重构民族国家并进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而言,一个宏大而具体的现代化计划的落实尤为必要。于是法治作为改革的工具,成为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而法治自身的价值则受到一定程度的削损。作为刑事领域彰显法治精神的罪刑法定原则,其价值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要想真正落实法治和罪刑法定,除了做到严格解释刑法规则之外,更重要的是构建权威的宪政秩序和精致的法治运作体制,有效提升刑法保护法益和保障个体自由的认识。唯此,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自由才能成为刑事领域的价值核心。      

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培育,更离不开高校法治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创新。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特点具有建设主体的层级性、内容的针对性和继承性。探讨高校法治文化建设,是高校职责之所在,使命之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