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谚语初探——兼与陈炳应同志商榷

《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刊载的陈炳应同志《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以下简称陈文)是国内发表的唯一一篇涉及西夏诗歌,谚语的论文。这篇文章译引了苏联著名西夏学家聂历山撰写的《西夏文字及其文献》(以下简称聂文)一文中的六首西夏诗歌和二十七条西夏谚语,並对其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进行了探讨,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是文中一些译文     

略论大汶口墓葬的社会性质——与唐兰同志商榷

一九七七年七月,唐兰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其中提到:“关于大汶口文化,有的同志认为是氏族社会末期,我认为这种提法似乎过于谨慎了,大汶口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他还列举五点理由,来论证“大汶口文化已经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从氏族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我们认为:唐兰同志这个论点是值得商榷的。对他所提出的理由,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只同意他所说大汶口文化是家长制家庭这一点,但家长制家庭正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家庭形式,正好推翻他所提出“进入了奴隶社会”的主张。     

略论白朗起义性质——兼与周源同志商榷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白朗起义也有一个从自发到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发展过程。周源同志在《白朗起义与反帝斗争》(以下简称《周文》)一文中说:“据开封《大中民报》1912年5月30日的报导,白朗曾参加革命党人领导     

试论红军北上抗日战略方针——与陈维民同志商榷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缅怀革命先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本文试对红军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进行一些探讨,以求教于党史界,并与陈维民同志商榷。红军北上抗日战略方针酝酿、产生、大约经历了三年时间,即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     

略论西夏的社会性质及其演变

(一) 西夏(公元1038——1227年)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它出于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后裔——党项羌。党项人原来散居在今四川省松潘以西,青海省积石以东,南北数千里广阔的山谷间。那时,党项人以畜牧为生,尚无法令徭役;部落是最高的社会组织,平常各为生业,要打仗和祭天时才聚会。显然仍处于无阶级社会阶段。但从马、猪的喂养和有“室     

也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与朱贵生等同志商榷

世界人民反对德日意法西斯侵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今年已是四十周年了。在世界各族人民普天同庆这一伟大胜利的日子里,笔者回顾了近几年来我国学者编著的几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特别是朱贵生等同志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二战史专著,它突出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读后使人耳目一新。     

关于调和平均数的性质——兼与周雄鹏同志商榷

关于调和平均数的性质,五十年代中期因陈正谟同志的文章引起了一场争论。最近又在《统计研究》(1986年第二期)上见到了两篇关于调和平均数的论文,上海财经大学周雄鹏同志的文章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无论对统计理论或实践都是有意义的。本着这个精神,本文就调和平均数的涵义、调和平均数与算术平均数的关系等问题,谈一些看法。     

试论梁祝悲剧的性质——与苏力教授商榷

笔者不赞同苏力教授在研究梁祝悲剧时通过考究梁祝年龄寻找根源的做法,也不赞同其梁祝悲剧与“包办婚姻”制度无关的观点。笔者以为,梁祝悲剧的根源在于主人公的性格,在于封建礼教与“包办婚姻”制度,在于不能由人类自主的人生命运。梁祝悲剧的反封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能说其不具有“追求婚姻自由”的意义。     

社会场论──兼与胡国祥同志商榷

作者根据法拉第的电场和磁场的概念，认为在人类社会有机体的周围也存在一种特殊物质——社会场。他将胡国祥同志的社会力论纳入社会场论的体系之中。     

试论存在和物质的关系——与张奎良同志商榷

张奎良同志的《论存在范畴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一文(载《求是学刊》1982年4期),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存在而不是物质。在论证过程中谈到物质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时,他认为,存在“高于物质,是最广泛的哲学范畴,给存在下定义,必须开阔视野,突破物质的框框,……和存在相比,物质仍然是个局部性的范畴,是存在整体的一部分。”张奎良同志在一九八二年《哲学研究》第十一期发表的文章,也坚持相同的观点。我觉得将存在与物质的关系理解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值得商榷的。     

试论祥林嫂的悲剧——兼与李何林同志商榷

<正> 《祝福》这篇小说的主人公祥林嫂,在鲁迅小说中,几乎和阿 Q 一样,是人们所熟悉的文学形象,就象一提到阿 Q,人们就想到旧社会的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一样,一提到祥林嫂,人们就想到旧社会的劳动妇女所遭到的压迫和苦难。小说是通过祥林嫂的三个生活片断展现她的悲剧的:她死了丈夫,来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工,后来被婆婆抓回,婆婆把她卖给贺家墺的贺老六,生了儿子,但不久,贺老六病死,儿子被狼吃掉,大     

关于龚自珍社会改革思想的性质问题——兼与易梦虹、吴松龄等同志商榷

龚自珍是我国社会历史大转折时期一位承前启后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曾给予近代改良主义以重大影响。近几年来,对于龚自珍的社会改革思想,引起了一些爭论。爭论的焦点在于:龚自珍的社会改革思想,究竟有沒有包含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易梦虹同志认为:龚自珍“是为经营地主和富农、手工业经营者、中小商人立言”,他的思想“包含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因素”;吳松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龚自珍“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     

关于生产力性质问题的探讨——与孙叔平同志商榷

生产力性質这一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之一。这一概念,一般是结合生产关系所需要適合的怎样的生产力性质来研究,因此,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孙叔平同志先后在《羣众》(1961年第10期)和《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发表了有关生产关系一定要適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文章,认为决定生产力性质     

试论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与姚伯茂同志商榷

唯物辩证法究竟育几条规律?这个原来有争议的问题,前不久又在哲学论坛上重新提到人们面前来。有的同志认为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见1979年4月19日《光明日报》)有些同志认为“有三个”,“不可以对立统一规律来代替其他规律。”(见1979年5月3日《光明日报》)还有的同志说“从唯物辩证法的本性来看,把它的规律限定为一个或三个都是不对的。”“既然客观事物的普遍的本质的关系有许许多多,那么辩证法的规律也应当许许多多。”(见1979年6月28日《光明日报》)姚伯茂同志在同年6月     

试论陆机的《文赋》——兼与郭绍虞同志商榷

《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著名的一篇创作论。它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渗透着自己创作的心得体会,比较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文学创作(诗赋和散文)的有关问题。这些见解,不独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其重要价值,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仍有借鉴意义。但是,专家们对《文赋》的评价还很不一致。比如著名文学批     

试论黑格尔的艺术典型论——兼与薛瑞生同志商榷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一样,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典型论同黑格尔的艺术典型论也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尽管给予黑格尔的艺术典型论以唯物主义的改造,但他们还是从其中直接接受了一系列思想资料,并在基本观点上同黑格尔有一致之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黑格尔在艺术典型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多年以来,真是众说纷纭。学术界有的同志将其概括为“共性说”,有的则将其概括为“统一说”,最近一段时间,又有的同志将其概括为“个性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召开的典型问题讨论会上,有些同志明确提出“个性出典型”的理论主张。而《西北大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二期所刊登的薛瑞生同志的文章《论典型的个性化道路及其他》,     

试论《狂人日记》的情节——兼与杨江柱同志商榷

《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作品,也是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一块丰碑。几十年来,人们对它进行过广泛的研究;近几年来,一些研究者、评论家又提出了不少新的意见和看法。杨江柱同志在《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两次崛起——从<狂人日记>到<春之声>》(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提出的“鲁迅先生是我国创作意识流小说的第一个先驱者”,“《狂人日记》是中     

也论1864年丹麦战争的性质——与李良玉同志商榷

《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发表了李良玉同志《略论1864年丹麦战争的性质》一文(以下简称李文).文章称1864年丹麦战争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王朝战争,而是德意志对丹麦的侵略战争,丹麦方面则是民族自卫战争.这一结论,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我们的观点是,一方面,1864年丹麦战争就形式而言是一次王朝战争,是中世纪和近代以来欧洲历次王朝战争的继续,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争霸和侵略的特点;另一方面,就战争的主体性质而言,普鲁士作为德意志帝国的代表,虽有扩大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意图,但此     

也谈现阶段个体经济的性质——和彭坤明同志商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的个体经济是什么性质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一直争论不休。彭坤明同志就此撰写文章(见《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内容很好,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是,我对该文的某些观点有异议,在此不揣冒昧,仅就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师长。     

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辨析——兼与王付昌同志商榷

学术界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的一贯观点。本文试图从军事、政治、经济几方面说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阻碍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原因，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的最主要矛盾，它制约和影响着其他矛盾和斗争。通过对毛泽东同志一贯思想倾向及有关重要论述的分析，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并一贯坚持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这一结论，从来没有放弃或修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