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边地小说的文化价值

边地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文学样式,自身蕴含着特有的文化价值。但是,长期以来边地小说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一直处在一种遮蔽状态。因此,论文秉持生态文学观,运用对话理论,从边地文化与中原汉儒文化的互动来剖析边地小说存在的文化和文学意义,由此体现出多元民族文化形态互补的重要性。     

胡天胡地关东风

近30年以来,谢友鄞的小说营造了关东边地的鲜活景象和奇特风情,在新著长篇《一车东北人》中,展现了关东边地历史和文化多元碰撞,展示了关东的环境、关东的汉子和女人,关东的别具特色的动物和关东的独特风情。谢友鄞对关东边地的独特感受来源于他出身于南方人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与关东草莽风情产生较强烈的心理冲撞和陌生感。     

赋魅与认同:新中国初期边地诗歌的国家形象建构

国家形象建构，事关一个国家的团结稳定与长治久安。在新中国初期，新的民族政策的施行和新的边疆治理模式的形成促进了边地诗歌创作的“异军突起”，为建构“多元一体”的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多民族语境下，边地诗歌从风景、新人、民族文化等层面，通过边地风景重构、革命新人型塑和民族文化发掘等，对国家形象的多维空间进行了“翻新”和拓展，实现了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再造与民族国家认同感的生成。在建构新中国国家形象过程中，边地诗人以“他者”视角，采用“赋魅”策略，视认同为旨归，通过文学“想象”等方式，实现了民族国家共同体之同步建构，为新生政权合法性及合理性地位的取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诗歌文本资源。     

边地作家的抗战书写与国家认同——以彭桂萼为例

一直致力于云南西部边疆历史地理考察研究和边地抗战诗歌创作的彭桂萼,把抗战当作促进边地融入大时代发展浪潮以及体现国家认同的重要契机。他呈现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主动汇入"抗战总流"的动态进程,自觉担起"号兵"的职责,启蒙边地民族晓以国家情况,激起爱国信念,又以表现"牧歌"到"战歌"转变的必然来表明边地对国家的认同,从而让人们知道边地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早已"织定了经纬交错的密切关系"。     

基于空间诗学的女性书写与悲剧意识——从雪漠“大漠小说”的女性意象说起

基于西部与东部、乡村与城市文化时空的差异,雪漠“大漠小说”中的边地与边地之外的空间对垒形成了时间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间离与建构的是虚实相生的文学意境。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叠叙事中,其小说文本中的疾病隐喻、等待主题、父权制度等文化主题的书写,表征的是女性的生存悲剧意识与边地世界的文化忧郁意识。     

从边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

中国的边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域,但它的文学存在一直不受重视。这种惯性忽视导致边地和边地文学成了"中国"的附属。且边地文学被认为面貌单一,甚至被看成一种"次一级"的文学。但实际上,边地具有独立自主性,现代边地文学也具有独立性和多样性。因此,对边地和现代边地文学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唯有如此,中国文学的多样性以及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才真正成为可能。     

民国时期云南边地教育的特点分析

民国时期 ,各级政府采取各项政策和措施 ,发展云南的边地教育。云南边地教育在发展过程中 ,有其自身的特点 ,即以扫盲教育为主、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在校学生中少数民族子弟少、强迫教育现象突出、女子教育落后等五个方面     

民国时期云南边地教育的特点分析

民国时期,各级政府采取各项政策和措施,发展云南的边地教育.云南边地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的特点,即以扫盲教育为主、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在校学生中少数民族子弟少、强迫教育现象突出、女子教育落后等五个方面.     

论杜甫陇蜀诗的边地意象

自晚唐论者提及杜甫陇蜀诗至今,人们逐渐加深了对其蕴涵的种种认识,形成了广义和狭义的陇蜀诗观念,其中的边地意象也概莫能外。杜甫陇蜀诗的边地意象,作为一个整体,是由若干个不同的意象群构成:意象群之一,西北边地风光与多元文化气息;意象群之二,边地殊异习俗与华夷共处情状;意象群之三,边地别致物产与艰难苦恨境况。杜甫陇蜀诗的边地意象,并不是意象群的简单排列,而是存在着“异面”与“多元”化的情况,诸如陇蜀诗的“道难”意象“、吾道”意象、归隐不遂、虚实搭配、史地印证、携家征行“、同谷”意象等,存在着“异面”与“多元”化的纠结,弥漫着漂泊之悲和时世之忧,艺术地再现了特定时期西北边地的民族关系,也成为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融的诗史见证。     

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述评

借助图书馆情报学的手法总结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可以弥补传统史学的不足。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在21世纪初由冷趋热,研究趋于活跃,前后差异巨大;涉及的学科以史学最为集中,其次是教育学、民族学等,薄弱领域广阔。作者群体除个别特例外,呈现出分散性特征;研究单位除北京外,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边疆史的研究中心在边疆,其地域化色彩鲜明。高被引数与高下载量在研究专题之间的横向对比方面显得较低,边疆史学是边缘史学,而非显学。就研究水平的区域差异看,以东北研究较为深入,西北、西南研究相形落后。     

东北边疆历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近年来,关于东北边疆历史问题的研究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成就斐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科研立项纷纷立项并完成,已经成为我国边疆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未能将东北边疆历史研究置于中国边疆研究全局中加以考察、研究力量分散、研究工作易受外界因素干扰等等,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应予以加强和改进.     

嘉道年间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的原因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之风逐渐兴起,出现了一大批名家和名作,西北边疆史地学在当时也获得了“显学”的地位。本文对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神圣动物:沈从文“湘西边地”中审美理想的神话原型研究

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是现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湘西经验是沈从文独特的文学风格的关键,集中体现了其“自然人性”的核心审美理念。“湘西边地”的审美图景中有着复杂的神话构成与大量动物符号。沈从文借助神话传说与风俗描写,巧妙地运用动物原型将风俗民性与五四以来“人的发现”融合起来,整合了人的神圣属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三个维度,在文学上创造了美与善的标准,树立了“健康的自然人性”的人格典范,体现了独特的审美理想与深厚的人文关怀。     

从《朔方备乘》看何秋涛的边疆史地研究

何秋涛是鸦片战争时期主要从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 ,其代表作《朔方备乘》有着明确的撰述原因和意旨 ,该书集中表达了他的史地学思想 ,体现了求实致用的治学风格 ,在近代边疆史地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边地精神气质的审美观照--论艾芜南行小说的文化风貌

六年的南方漂泊生活是艾芜一生最重要的写作矿藏,蛮野而神奇的边地是他创作灵感的源头活水。艾芜在边地行走中尝尽了生存的灰暗和底层的艰辛,同时也享受到了边地人文的慷慨赐予。他把笔延伸到被时代和文学所遗忘和遮蔽的又一天地,聚焦“时代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为中国现代文学打开了新的审美窗口。他笔下的边地粗粝、原始,但也展现着无穷魅力。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困境及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经济增长目标转向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民族地区更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边疆民族地区具有特殊属性,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进而保障“十四五规划”的顺利实施,是国家治理始终贯穿的命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如何更好地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本文回归理论和逻辑的起点,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并加以分析,提出实现路径,以期进一步推进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顾颉刚与《禹贡半月刊》

在中国史学界，顾颉刚等一批现代史学精英在抗战时期成立禹贡学会、并创办《禹贡半月刊》等学术刊物，最先倡导系统研究边疆民族史、民族地理学，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