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923～1925年政治思想曲折发展的轨迹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物 ,其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以往对陈独秀政治思想的研究 ,偏重于分析中共三大前后和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 ,忽略了 1 92 5年五卅运动前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进步和发展。这样 ,既不能全面地研究陈独秀的政治思想 ,也影响到对中共早期历史的评价。1　　从 1 92 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到中共三大前后 ,是陈独秀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许多错误的分析。在对于工人阶级的认识上 ,陈独秀由以前重视工人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 …     

新文化运动与“孔教”观——评康有为、陈独秀之间的一场争论

<正> 新文化运动中,康有为与陈独秀之间围绕着孔教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其时, “打倒孔家店”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和先进分子的共识,张勋复辟清王朝政治活动与孔教主张又有着不容否认的联系;其后,孔教观反对者陈独秀的文化意识和理论思维在事实上长期制约着人们对某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因此,似乎不言而喻的政治结论代替了从思想文化角度对孔教观的评价,而争论双方主张本身反倒一直没能引起人们认真的探究。评价这场争论实际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孔教观在政治上是进步的还是反动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文学革命论》

将陈独秀与胡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陈独秀再三催促与坦诚切磋,胡适未必能“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前已基本形成其新文化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远非仅仅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响应或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其思想内涵也是极其深刻与丰富的。其一为“革命”正名,其二指明文学革命与政治革新的关系,其三确立文学革命的对象,其四明确文学革命的目标。而以往的研究对这份“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的思想内涵的估量是很不够的。     

陈独秀20世纪30年代的被捕与法庭上的斗争

陈独秀 2 0世纪 30年代初在上海被捕 ,南京受审是陈独秀政治生涯接近尾声时的一个重要事件。陈独秀大气凛然的政治表现———法律程序各环节的抗辩与斗争 ,很值得我们作历史回顾与文化分析 ,国民党“训政”下的法治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晚年的政治思想和舆论立场。     

对《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的再认识

191 6年《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以推进思想启蒙 ,确立了自身主导民初思想文化变革主潮的地位。但是 ,由于紧贴现实政治 ,使重新评价孔学这一在当时富有变革意义的学术思想文化命题未能得到更深入地展开 ,文学语体变革提出后也被纳入既有的思想启蒙框架中进行 ,并且衍生了《新青年》直接干预现实政治的主导倾向。《新青年》所以由提倡思想启蒙而转向介入现实政治有多方面的原因 ,根子则在陈独秀及其同仁身上根深蒂固的“共和制情结”。     

略论陈独秀的早期思想

<正>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政治生涯中渡过。虽然五四时期他首先举起民主、科学两面旗帜,发起新文化启蒙运动,以激进民主主义者著称于政治思想界。但是,他涉足政治活动并非始于此时,而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刚刚步入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就冲破封建主义思想的禁锢,投身于爱国革命活动,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他的这些早期活动,为其五四时期的斗争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因此,弄清陈独秀在这一阶段的思想,有助于对他的一生作出全面的历史的评价。     

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陈独秀与杜亚泉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对这场论战的评价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1990年代之后从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这场论战进行的再估价也非常可疑。因此,这页旧账很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新文化阵营为何而战?论战开始之前,双方都在进行文明比较,但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冲突可谓不可避免。论战中的分歧主要在于:一、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呼唤思想自由,杜亚泉却习惯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不喜欢思想的自由状态,因而主张“统整”。二、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中国固有文明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杜亚泉却留恋中国固有文明而不满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三、杜亚泉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陈独秀则为这“国基”阻碍民主共和的健康成长而痛苦。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的护国壮举有同样的意义。任何再评价都需要首先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陈独秀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陈独秀的经济思想是复杂的，个中虽有一些模糊、偏颇甚至武断的认识，但也不乏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天才的预见。一、“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陈独秀经济思想的立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他反复强调，经济‘“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无不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其时，陈腐朽败的“礼让退婴”学说还在败坏国人的血液，‘“儒学救国”的妄论正在毒化时代的青年，革命者当务之急正需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来唤醒绝望消沉的民众。l、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落后。陈独秀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     

不容歪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孙思白同志的《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一文

(一) 1963年10月份《历史教学》上刊载的《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一文,是孙思白同志为论述陈独秀一生思想活动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据孙思白同志自己说,这里所指的“前期”是“约在1920年10月以前”。孙思白同志“解剖”的结果,认为在这一阶段内,陈独秀在政治战线上虽然是“软     

陈独秀早期的军事观

从投身民主革命到发起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主要是从救亡图存出发去审视军事问题 ,认为国家应有“国防权” ,国民应有国防观 ,主张对民众进行“尚武”精神教育。从发起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陈独秀军事观的基本特点是 ,从实现民主政治出发去审视军事问题 ,对军国主义的侵略性、反民主性进行批判抨击 ,同时力主铲除中国封建军阀推行“武人政治”。五四运动后 ,还提出新文化运动应影响于军事 ,劳工者应该自己管理军事。陈独秀早期的军事观对 2 0世纪初期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政治认同与集体记忆的建构：1932年陈独秀被捕的舆论反应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使隐匿“地下”多年的陈氏重归舆论界视野。从自由主义知识社群的舆论阵地到国共党报、都市民营报刊，对陈独秀被捕有着不同的报道、评论取向。而陈独秀个人的生平和革命历史也在报道和评论中被唤起和重新解读，呈现了“断裂”、“对抗”、“传奇”为主要叙事策略的记忆文本。这些迥异的集体记忆既交织着不同政治社群分歧显著的政治认同，也反映了其时多元政治力量竞争语境下民国报刊建构集体记忆的政治功利性特征。     

陈独秀系统研究的新视角——评朱洪《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

作为一个曾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均有深广影响 ,又始终褒贬并存、毁誉交加的特殊历史人物 ,陈独秀无疑极富研究价值 ,其研究热潮自然也早已形成———有关专著不断问世 ,文章更如恒河沙数 ,且不乏突破性成果的取得。然而 ,陈独秀研究中涉及最多的还是其政治思想、建党思想、文化思想等 ,而对于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却相对较“冷” ,只有一些单篇的文章 ,未见系统研究的专著。前不久 ,青年陈独秀研究专家朱洪先生继《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陈独秀与中国名人》、《陈独秀传》后 ,又推…     

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北伐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奠定基础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从多方面进行了思想政治工作,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文献。尤其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空前高涨,引起了城乡反动派的恐慌和抵抗,他们一方面向农民进行反攻,一方面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党的领导人陈独秀采取妥协政策,不但不支持农民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于左倾”,给农民运动泼冷水;党内也有一些人对农民运动持怀疑态度。…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思想特点

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前、后期的划分,同样,对于陈独秀个人在这一运动期间的思想状况,也大都认为前后有所变化,只是人们对于所谓前、后期的界定意见不尽相同。笔者认为,作为具体的政治历史事件的“五四爱国运动”最足以构成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分水岭,因为从这一事件开始,新文化运动事实上从比较广义的文化运动的范围中发生某种突破,其中的一部分逐渐而明显地带有了政治运动的性质。而从陈独秀的情况来看,他在“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潮中意外被捕,正与上述演变相吻合,另外,他在获释后的社会活动,更是鲜明地转向实际的政治活动方面,至于这阶段的     

陈独秀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又是一位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探索研究上有过重大贡献并提供了巨大教训的复杂人物。他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及其思想哲学、政治行为呈现曲折多变的形态,他的丰富厚重的学术著述表明他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陈独秀在思想学术界影响最大、成就最辉煌,贡献最积极的便是“五四”时期主办《新青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对宗教的认识与评述,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前期批判并力主废弃宗教,中期倡导基督教,后期批判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本文以《新青年》为主要资料,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研究“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该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陈独秀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宗教的近现代变迁,及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四”后期陈独秀的思想立场与哲学观

“五四”后期 ,陈独秀由渴求法律言论自由、崇尚基督耶稣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转化为宣传民主科学、主张劳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清陈独秀由“五四”思想文化启蒙与创新转向政治理想建设与传播的基本线索 ,对深入“五四”时期思想史研究 ,大有裨益     

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

“五四”时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后期出现明显的转向.这与其创始人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密切相关,而直接诱因则是陈独秀不再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事既与校外的新旧之争相关联,也涉及校内的大学体制构建,以及与办学取向异同相关的人事之争.而陈独秀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转移,及其主张的谈政治与《新青年》侧重思想的既定方针之间的紧张,还需作进一步的考察.与思想倾向关系不大的经费问题,反倒可能是使刊物与中共联系起来的一个实际考量因素.重新探讨《新青年》转向的因缘脉络,由此揭示出“五四”远比我们认知的更丰富多彩.     

民主、自由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彰扬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明确提出新青年的标准。从此 ,民主、自由如飘扬的旗帜 ,成为新一代青年不懈追求的目标 :反对封建思想专制 ,主张思想解放、思想自由 ;反对封建人身束缚 ,主张个性解放、个性发展、人格独立 ;反对民主政治的形式主义 ,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唯一条件在于“惟民主义”。     

关于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与刘炳福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3年第11期上,刊载了刘炳福同志“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一文。文章对司马迁政治思想研究中的一些非阶级观点的批判是正确的;指出司马迁“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而不是什么超阶级的“人民的歌手”、“人民历史的开创者”,也是很对的。但是,在批判各种非阶级观点的同时,却有些把司马迁政治思想的评价简单化和绝对化了。这篇短文,不打算全面分析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只想就刘文所存在的问题方面,提出一些意见,请同志们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