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战前的维新思潮

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甲午中日战前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低潮时期.清王朝凭借中外反动势力与满汉地主阶级的相互勾结,血腥地镇压了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暂时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且大肆吹嘘所谓"同治中兴"、"中外和好".然而就在同治小皇帝死去的第二年,敏感的官僚知识分子薛福成已经看出中国的形势"譬诸厝火积薪,廪然不可终日".这种惶急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七十年代以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是在此期间,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国际资本主义逐步加强了对中国友邻国家的掠夺,相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解构

官僚制与现代化的发展相辅相成,西方官僚制在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诸多弊病,产生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因而受到后现代理论的猛烈批判.后现代理论主要从官僚制的效率、技术专家治国、官僚制主体及其公共性、官僚制权威及官僚制治理风险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解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理论的这种批判或解构为官僚制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对于我国现阶段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也不无借鉴价值.     

官僚制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官僚制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时期,它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其内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不适应是引起危机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中国官僚制的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下一步改革任务更艰巨、意义更深远。     

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调查鄂北江湖会起义史实

1911年武昌首义以后,江湖会张国荃等曾經在鄂北地区起义响应。这次起义对武昌首义給予了巨大的支持,并在鄂、豫、川、陝边境一带扩大了革命影响。但过去对这次起义没有比较翔实的記载;原有的記载也都未提江湖会张国荃在光复襄阳中的领导作用,甚至把当时的会党誣之为“匪徒”,而把光复襄阳的功绩归之于一貫仇視革命、后来投机革命并破坏革命的旧官僚黃仁菼。     

走出官僚制困境

官僚制是作为19世纪初就盛行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公共管理模式,它在工业社会时期,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以来,官僚制在新科技革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进一步复杂化的情况下已经显得不太适应了.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其限制民主、效率低下、压抑个性、应变能力差等弊病不断地凸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因此,走出官僚制的困境,对官僚制的改革不可避免.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基于风险社会视域

频发的公共危机让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显然无法通过危机衍生系统的自适应来化解。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核心主体毋庸置疑,特别是对采取政府主导性发展战略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而言,其功能性地位更为凸显。然而,现行的基于常态公共事务管理的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制约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甚至形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低效或失灵的路径依赖。这集中表现为,基于传统人治理念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进退失据;基于现行官僚体制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局面;基于垄断式管理模式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力不从心。鉴于此,更新危机管理理念,重塑官僚体制,引入协作治理体系,就成为化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的基本路径。     

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取向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官僚制基础之上的传统管 制型政府遇到了来自理论和实践中的种种危机与挑战.为应对这种危机,西方世界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改革运动,摒弃了传统的管制型政府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建立服务型政府.     

近代东北农民大起义的特点及意义

近代东北地区是有清一代掘起的故乡。为保征其特殊的地位与安全，清政府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与旗民二重制，加剧了东北的闭塞、落后，拉大了东北与关内沿海等地的差距，这在近代东北农民大起义身上也打下深深的烙印。1860年在龙兴之地爆发的农民起义，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统治的危机，与关内农民大起义共同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这次起义的重要意义在于猛烈地冲击了封禁政策，加速了东北土地开发，使东北闭塞的状况有所改善。     

论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及消解

传统公共行政受合法性问题困扰由来已久,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形成于对代议民主制权力结构之上的现代理性官僚行政的持续改革中.传统公共行政以政治-行政二分作为其理论成立的根据,其官僚体制的特性使得民主与效率之间产生了深层对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各个层面冲击着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表现为合法性危机.我们应该从深入理解合法性危机中学习如何巩固公共行政的合法权威.     

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现代官僚制再设计

现代官僚制的合法性稳固无疑是社会有效治理实现的重要基础。韦伯根据其形式合法性理念对现代官僚制进行了构建,认为理性设计下的现代官僚制能够满足现代社会中法理型权威的理性统治需求。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理性设计的现代官僚制出现形式合法性不断丧失和实质合法性缺失等问题,其合法性危机不断扩散。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中国官僚制度改革的设计理念仍存在缺失现象,只有正视官僚制合法性获取中的价值维度,通过将理性设计的合理思想与社会设计理念相融合,强调基于公共利益的全局意识,获取实质合法性,方能稳固其合法性基础。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仕宦研究

元代江南寓居着因各种原因前来定居的蒙古、色目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承袭上辈的官职入仕。元朝开科以后,相比继承爵位,生长或生活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更加积极地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由于受到江南地区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这部分蒙古、色目官僚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本着爱民之心。推行儒家的仁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中的学者型官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动荡时期,几乎都选择与元朝共存亡,一时“殉国”者层出不穷,完成了理学意义上的政治实践。     

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刍论

首先对“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这一学术概念进行分析 ,指出西方公共行政范式传统上的分野。在此基础上 ,着重考察了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的产生及其危机 ,批判了理性崇拜、“三权分立”学说的权力概念的缺陷 ,及其对效率、民主等的损害 ,论证了新公共管理兴起的必然性     

从丁未黄冈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

丁未黄冈起义尽管历时仅仅数日,然而却暴露出清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的种种不足,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预警机制的缺失.二、社会控制能力弱化.三、对舆论宣传控制不力.四、人事协调能力弱化.总之,面对黄冈起义,清政府在危机应对上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试论尔朱氏集团的兴亡

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代北地区的尔朱氏部族迅速发展。到孝明帝时期,代北爆发起义,尔朱荣以其训练有素的部民为核心组建了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是北魏末年,唯一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指挥有力的军队。尔朱荣凭借其军队迅速控制了北魏朝廷,平息了反抗势力。但是,尔朱荣没有意识到洛阳官僚、汉豪族的敌意。而且,在尔朱氏集团内部形成了以贺拔岳为核心的武川集团和以高欢为核心的晋州集团。在尔朱荣被洛阳官僚刺杀后,尔朱氏家族发生内讧,被高欢一一消灭。     

新疆辛亥革命述论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新疆先后爆发的迪化、伊犁以及喀什起义,是这场革命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到了旧官僚杨增新手中。杨增新担任新疆都督,这对于结束革命后新疆分裂混乱的局面、巩固国防有重大意义。同时,革命对于他形成“无为而治”的治新思想也有决定性影响。     

新体系·新范式·新方法--评《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价研究》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传统的适应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官僚制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并导致了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与合法性危机.西方国家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和困境,相继掀起了旨在将公共部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运用商业管理模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绩效的政府管理创新浪潮.政府绩效管理作为一种评价和改进政府绩效的治理工具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已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课题和公认难题.     

唐才常与自立军起义

整整１００年前,１９００年８月,在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爆发了一次震惊中外的“自立军”起义。这次起义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中国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与维新运动不同,它试图将挽救民族危机与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结合起来,并且走着一条自下而上开展武装斗争的道路,因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由改良走向革命的历史转折中的重要一环。它的主要领导人,就是早先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作出卓越贡献的湖南浏阳人唐才常。 （一） 唐才常（１８６７——１９００）,字伯平,号佛尘（也作丞、级丞）,别号 。他…     

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明末农民大起义”专题研究之一

李自成所领导的起义军,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最主要的战斗力量。自从崇祯十三年(1640)他们自河南重新整顿、扩大编制以来,由於提出了正确的政治口号,制定并贯徹了一些正确的政策,再加以他们多少年来作战经验的积累,——所以截止到他们胜利地攻入北京(1644)为止,在这三年多中间,他们几乎是战无不胜的。但受了时代的限制,他们对於政權(包括全国性政權和地方政權)的设置,却是重视不够的。从史料中看来,即便他们中间最贴近政策核心的人,如牛金星和李岩,对政權设置的意义也是认识很不足,他们还认识不到起义政權应该是巩固起义成果的最高表现,也认识不到起义政權是镇压敌对阶级——地主阶级的一种最富權威性的工具虼?他们不僅在大顺朝中央政權的设置中,发生了许多滥用旧明官僚的错误;而且对於京几、山东、河南这几个最邻     

南宋初的范汝为起义

一前言在北宋末南宋初无数农民起义中,范汝为起义是比较重要的一次。(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方腊起义和锺相、杨么起义。)这一起义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七月到绍兴二年一月(1130——1132),前後一年有半。在范汝为死後,又有馀党范忠的起义(绍兴二年冬),如果连范忠起义一并计算在内,那末,这一次起义从开始到全部结束,就达两年半之久。在宋代的无数起义中,时间要算比较长的一次。起义地点是在福建,而福建是临安政府的後门,所以这一起义,直接威胁到南宋政权的背面。在内外夹攻中的南宋政权,曾在这一起义中看出了它的重大危机。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指导之下,南宋政     

从白朗起义看袁世凯政府的危机应对

白朗起义是民初政府面临的重大政治危机。袁世凯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存在如下问题：官员重视不够,大意轻视;官军素质低下,腐败无能;官军之间协作缺失,关系不睦;基层政府力量薄弱,疏于防备;未能有效阻断白朗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联系。白朗起义之所以能够转战5省、持续3年有余,对民初袁世凯政府造成沉重打击,上述因素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