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背后的“回归”——巴金《家》的再审视

《家》是巴金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收获。在传统解读中，更多是着重在对家的反叛，并进而批评主体性的缺失。事实上，巴金在《家》中描绘的二十年代渗透在我国内地广大农村、城镇中那一个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背后，暗示了出走恰恰是为了对心灵之家的回归。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巴金的创作始终保持对心灵、信仰的坚守与回归。     

大胆而幼稚的反封建闯将——谈巴金《家》里的觉慧

巴金曾说他解放前创作的全部作品里,唯一的英雄人物就是高觉慧。这段话表明了高觉慧在巴金解放前全部作品中的地位以及他对这个人物的态度。巴金在《家》的创作过程中,是满怀着希望和理想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作自己的道路。”这种理想和希望的寄托就是作品里以高觉慧为代表的新生的民主主义的力量。     

论巴金对《红楼梦》的接受

巴金《激流三部曲》与《红楼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考察巴金从童年到《激流三部曲》完成这一时期的经历,可以看出,巴金对《红楼梦》的接受可分为感受期、欣赏期和再创作期。在再创作期,巴金对《红楼梦》的家族小说模式进行了符合时代的创新。研究巴金对《红楼梦》的接受,是丰富和深化巴金及其作品研究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论巴金晚年美学思想的两个命题

巴金以文学创作的实绩知名于世。他的不朽 ,首先是他为中国文坛奉献出《家》、《春》、《秋》等等一系列震撼中国现当代几代读者人心的史诗般的巨著。同时 ,巴金本人又是一个善于进行理性反思和总结的作家 ,他在文学作品出版之时或者之后 ,一般都有谈论作品创作的理性文字公诸于世。巴金的美学思想在晚年臻于成熟和深刻 ,其中有不少专门命题和问题值得认真研究。本文主要对巴金的“我不是文学家”和“说真话”这两个非常著名的命题 ,作一探讨。     

《灭亡》漫论

在巴金卷帙浩繁的创作中,《灭亡》是一部颇为重要的作品。这不仅因为它自问世以来,一直得到众多读者和评论者的关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它还是巴金步入文坛的成名之作。人们在研究、讨论巴金早期的政治观和艺术观时,都不得不涉及这部作品。本文拟就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谈     

巴金的家庭题材小说探胜

在中国新文学的百花苑里,巴金的家庭题材小说是一朵耀眼的奇葩。它不仅艺术地再现了从“五四”到抗战胜利二十多年间的社会生活,揭示出时代本质规律的某些方面,而且也显示出巴金作为一代文学巨匠的卓越才能。巴金不止一次地说过,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最喜欢的是《激流三部曲》、《憩园》和《寒夜》。而这几部作品又都是家庭题材小说,代表了巴金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因此,探讨巴金的家庭题材小说的独创特色和艺术成就,对研究和评价巴金的创作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谈《寒夜》的思想与艺术

《寒夜》是巴金建国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继《家》之后的现实主义杰作。无论就思想深度还是艺术的纯熟而言,《寒夜》都是巴金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但是,在我们见到的现代文学史书中,对《寒夜》的论述并不充分,也没有给它以应有的地位。近年来,这本小说在海外产生强烈的反响。这一事实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报刊上已见评介文章。笔者在学习之余,不揣浅陋,试对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做初步探讨。     

浅论巴金代表作《家》的抒情风格

《家》作为巴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成就巨大 ,艺术特色显著 ,而最为重要的艺术特色 ,则是浓烈的抒情性。本文从人物的抒情形象 ,抒情心理 ,个性化语言以及悲剧场景描写四个方面论述了《家》的热烈悲郁的抒情风格 ,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创作个性 ,即用热情的笔触写青年人的直率、真挚、坦白、明朗。另外 ,文章还指出 ,由于作品写于五·四时期,因而作品中就既有一种充溢的感情 ,又往往带着浓重的忧郁 ,这既是《家》的风格 ,也是作家人格的写照。     

巴金的早期创作与无政府主义思想

巴金自三十年代初开始创作,接连发表了《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等十多部作品,显示了卓越的才华。他的作品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喜爱,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四人帮”的走卒们竟以巴金早年曾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为借口,生拉硬扯,无限上纲,诬指巴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进行残酷斗争,妄图否定巴金及其作品。这当然属于别有用心。对他们所妄加的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彻底予以推倒。但从学术范围来说,巴金早年的创作的积极作用与无政     

“家”的解构与重建——巴金家庭题材小说的现代性追求

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重要母题。巴金家庭题材小说展示了封建大家庭的两重性,体现了巴金小说创作复杂的情感体验,从《家》的解构到《寒夜》的重建,巴金家庭题材小说完成了现代性追求。     

巴金的世界观与创作

对巴金创作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的分歧意见:(一)巴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倾向,是否有进步性;(二)巴金世界观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抑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三)巴金的作品是否有真实性。为此本文企图从“五四”以来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生活道路和主要政治倾向,以及他们世界观矛盾的两个方面,谈一下对巴金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的一些肤浅的看法。     

从老鼠说起——巴金《寒夜》与曹禺《北京人》中老鼠意象内涵的比较分析

巴金的《寒夜》与曹禺的《北京人》都较多地出现了老鼠的意象,它们在这两部同时期的作品中出现,却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分别表现为作用、情感和象征等方面,亦可从中探讨出巴金与曹禺这两位作家创作风格的差异及原因。     

巴金《家》电影改编中电影性与文学性的表达

巴金的小说《家》被多次改编成话剧或电影,文章主要分析从巴金的小说《家》到1956年版电影《家》电影改编中如何处理文学性和电影性的问题。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探讨1956年版《家》在电影性表达中的叙事转换,文学性包括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表达方面的得与失,在具体的分析中体会经典作品改编的启示及正确看待不同时期电影改编的意义。     

巴金:写作乌托邦与现实

我们应该意识到,写作是什么。它是一种艺术创作,它含着虚构性乃至作家的臆想。以巴金的作品对比现实生活,我们发现他的写作中存在着对理想自我的乌托邦幻念。巴金早期和晚年靠坚强意志支撑着的写作生活和作品中的宏大誓愿,多多少少都会在现实中趋于瓦解。首先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觉慧精神与党新性格所代表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如我们在《家》中所感受的那样,巴金体现在作品中的认识既有时代的深刻处,又是以其年轻难以真正体察现实人生的全部含义作为代价的。巴金在１９５７年７月《谈〈家〉》中说：“然而幼稚和大胆救了我。在这一…     

传统文化影响与巴金的伦理观

关于巴金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外学者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但对巴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却还是一个较少接触的题目。不少研究者指出了《家》和《红楼梦》的内在联系,但也只局限于个别作品的比较。 巴金自己承认:“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家的影响比较深,我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的,以后也就顺着这条道路走去。”①他在谈到自己创作时,毫不隐讳受过某些     

《英雄赞歌》的幕后故事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电影《英雄儿女》中这首风靡全国的歌曲《英雄赞歌》,其创作和演唱背后都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1952年春天,中国文联组织以巴金为组长的创作组赴朝鲜体验志愿军的生活,准备创作一批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文学作品,巴金选择志愿军某团六连作为体验生活的地点。在七个多月中,他与战士吃住在一起,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到前线采访。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巴金满怀激情地创作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保卫和平的人们》《明珠和玉姬》等作品。1961年,经过三年酝酿与创作,巴金的中篇     

从《家》看巴金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位有影响的大作家,他的创作活动是从一九二七年左右开始的,在大约半个世纪以来的创作生活中,他已为我们创作了四万多字的作品,给现代文学宝库增添了财富。在这些作品中,《激流三部曲》是最能代表作者的创作成就的。特别是其第一部——《家》,更吸引着广大青年读者的心。巴金在《激流总序》中说:“在这里,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自然这里只有生活的一小部分,但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所组织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     

谈谈巴金小说《家》里的鸣凤

在《家》里,巴金塑造了一组丫头、仆人、佣人等下层人民的形象。鸣凤是这类形象当中最典型的一个。巴金在创作《家》的时候,“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他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和书中的人物一块儿受苦,一块儿在魔爪下挣扎,一块儿欢笑,一块哀哭。狄德罗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能打动人心”。巴金在他强烈的民主主义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基础上迸发出了炽热的创作激情,并把这激情倾注在作品中被压迫、被剥削、被蹂躏的人物身上。这是鸣凤形象能“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人们从鸣凤的身上看到那些年青、有为、可爱的生命的垂死挣扎,认识到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听到了作者“我控诉”的呼声,预感到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命运。     

袁枚《续诗品》诗论思想研究

《续诗品》是其诗论思想的重要一部分。本文旨在从创作前提、创作精神、创作思维、创作艺术、创作宗旨、作品“辨微”等六个方面，对《续诗品》的诗论思想进行分析。     

巴金童话创作初探

在巴金六十多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长河中,童话作品是一朵晶莹的浪花。巴金是在外国童话作家作品的启迪下,萌发童话创作欲望的。早在二十年代,他就以纯真的童心研读过俄国盲人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三十年代初期选编、出版了爱罗先珂的第二本童话集《幸福的船》,四十年代又完成了译介英国作家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集》等。并在悉心传播外国文化的过程中,吸取优长,融入自己的童话创作之中。三十年代,巴金已在日本和上海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