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的产生条件及其它

七九年以来,“朦胧诗”以它自己的新姿态和新风格冲击了诗坛。也许因为它越来越朦胧,越来越不可思议的缘故,人们对它也越来越反感。 “朦胧诗”引起了争论。争论以来,学术界所持的态度是这样的:否定方面认为“朦胧诗”仿照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继承了资产阶级现代派文学的抽象性;肯定方面则认为“写诗在某种情况下,要有点朦胧的意境”,所以朦胧诗只要能令人看懂,思想上过得去,一般来说是有它的存在地位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黄药眠《关于朦胧诗及其它》)。     

朦胧诗“问题”的再思考

朦胧诗潮已过去了近20多年,但有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或存有争议。一、朦胧诗研究中的不确定问题(一)朦胧诗的命名问题,众所周知源于1980年8月《诗刊》刊载章明评论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该命名距朦胧诗派核心刊物《今天》1978年12月创刊,已有近两年时间。此后,人们在讨论中为了论述的方便和统一,就使用了“朦胧诗”这个概念。并把大量的具有反传统的异质性诗歌都纳入了讨论的范畴,由此成为对一种诗歌现象和一种诗歌思潮的宽泛式命名。对于这一名称后来研究者有如下几种主要解释:(1)继文革十年“帮诗风”后出现,超出了人们常规的欣赏习惯,晦涩、难懂。(2)政治压力。朦胧诗的出现有政治上的原因,政治环境不好、有压力,只能曲折表现,变形表现,就产生朦胧诗。[1](3)对主客观世界认识的模糊性,所导致的艺术表现上的含混和不确定性。[2]当时的文学环境出现了朦胧诗创作,但不被理解,或部分理解。反对派的存在凸显了朦胧诗及其支持者的独特性。当下研究评论对“朦胧”这一关键词的理解,仍模糊、含混,增加了讨论和研究的难度和混乱。[3]由此推及朦胧诗研究中众多关键词的不确定性,如“意象”、“人道”等。(二)在朦胧诗派的具体划分上,哪些诗人、哪...     

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史诗：南京市各界寄语改革开放30年——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徐小跃：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巨大改变

30年奋起，30年梦想，30年辉煌！1978年年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自此，改革开放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各方面体制，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借鉴与融合——新时期文学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关系

“新时期文学”的上限国内一般没有争论,一致公认刘心武的《班主任》(1978)可以代表“新时期文学”的起点。“新时期文学”的下限尚无定论。本文把“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区间定在1978年至1986年。原因有二:一是“新时期”本是一个政治概念,这个词在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使用后,随即在全国各行各业(包括文艺界)中流行开来。1987年后这个词在政治文件中便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朦胧诗”论争

“文革”之后，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最强烈的社会参与精神，“朦胧诗”是其典型代表。但是，“文革记忆”使得新文学观念在产生之初就携带了相当多的主观情绪，并使“朦胧诗”在社会上引起争论。不过，这场争论的实质并不指向“朦胧诗”本身，却因对各自立场的坚守，使得双方在思维方式上并未有质的变化。最后，以这场论争为媒介，意在完成对“本质不变论”的历史批判。一是“朦胧诗”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而不是某种观念的衍生物；二是对“朦胧诗”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方向性地位的刻意强调也似乎有不妥之处。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     

论"朦胧诗"与北岛、多多等人的诗

“朦胧诗”是以《今天》诗人为代表,不同于“现实主义”倾向的一股当代诗歌思潮.它与“五四”提出的建立“人的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把诸多荒谬的、“倒挂”的经验带进了诗歌世界,因而具有与现代主义文学相通的美感面貌和艺术风格.不过,他们的诗又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区别：与西方现代主义既把客体世界看成是荒谬的,同时也认定主体世界的荒谬性不同,“朦胧诗”肯定主体的意义,企图以诗重演过去的创伤性经验和创造新的未来,重建人的尊严和诗歌的尊严.“朦胧诗”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既在开拓了新的诗歌言路,也在言说方式的多样性.     

寓言性的消失与历史的力比多化

21世纪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的长篇小说，以世纪之初（头三四年间）三部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银城故事》《檀香刑》和《人面桃花》为例，它们在成功实现文学“现代化”的同时，也呈现出上世纪中后期詹姆逊所指西方现代文学具有的“公私分裂”的特征。在这种公私分裂的结构中，政治参与被心理化和主体化了，因而20世纪的中国和历次革命在此种文学的历史重述中也被欲望化和去历史化了。如何重建公私联系、重建文学的寓言性，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格非的《春尽江南》正体现了这种重建的可能性与困境。     

“个体”的崛起与突围——对“崛起派”中个体意识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从一开始就远远超出了“诗学”理论的范畴.支持“朦胧诗”的“崛起派”论者以尊重个体价值为理论武器为其辩护,他们高扬“自我表现”和“心理真实”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究其实质,他们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其内心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想象.     

当代文学研究四题

文学的“当代性”即是文学现代化意识的体现。现代化的文学是独立的、开放的、有探求精神的。“朦胧诗”(以 1 978年《今天》创刊为标志 )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诞生。中国当代文学完整地展演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从人文精神到文本意识 )及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走向 ,具备了获取当代性文学品格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也有疑点。疑点是 :文学的载道性倾向和商业化倾向的双重异化 ,深度减弱和道德守望倾向。消除疑点需要开放的宏观眼光和对世界本质的、微观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