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夏翻译透视其翻译文化

分析汉籍西夏译本中普遍使用的翻译策略可以揭示西夏翻译文化中的一些典型现象和主导意识;对照分析汉原本和西夏译本,可揭示译者对汉文化的了解程度,进而揭示汉文化对西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并挖掘其中根源。对西夏翻译的个案研究之外,更应展开对西夏翻译和汉夏文化间关系的翻译文化的系统研究,这是夏译汉籍研究的价值所在。     

从西周大一统思想看秦学的原创性特征

西周大一统思想,是在史前观念因素强化为夏商思想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和发展并作用于社会的时期.由大一统思想在西周的形成,可见中国思想文化萌芽和产生的轨迹,也可见秦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原创性特征.当然,秦学的原创性特征也由于它曾经处于中心文化、主体文化地位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大贡献.     

从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谈西夏的主体葬俗——火葬

西夏是以党项羌人为主的多民族王国,本名大夏,因其活动地域主要在北宋的西北、宋人称其为西夏。西夏在历史上曾存在一百九十余年,其文化既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又融汇了汉文化和佛教文化,反映在葬俗上,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其别具特色的文化内涵。70年代后期,在武威西效林场发现了两座西夏墓,这是两座具有明确纪年的墓葬,这两座墓的发掘对研究西夏党项羌人的葬俗提供了详实的实证资料。下面,本文就这两座墓所反映的党项羌人的主体葬俗——火葬,结合史籍资料,对这一葬俗作一简略阐述。武威西效林场发现的两座西夏墓葬,两座都是单室拱形券顶砖室…     

传统大一统思想、权力意识对现代中国统制经济体制的影响——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研究组论之二

在现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的经济取向是以统制经济的非市场化取向和自由经济的市场化取向这种双轨制出现的,以非市场化为主导取向。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角度来看,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和权力意识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层影响主要表现为,国统区内集权性党治模式与垄断性经济统制的一体化,统制经济运行机制与高度集权的权力系统、一元独断的价值系统相结合,共同造成经济现代化的内生性痼疾,即经济统制的官僚化和权力经济的腐败化。     

以文化二元对峙矛盾观透析西夏

历史上的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存在了190年(1038~1227),与宋、辽、金长期鼎立。促使西夏走向强大的原因很多,本文拟从文化角度进行论述,从而肯定了以党项羌为主体的游牧文化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之间在矛盾斗争中最终走向统一(即: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认同),这一因素是促使西夏立国并走向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本文对农耕文化传入西夏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西夏后期的武备松弛、军队战斗力减弱导致亡国之间的联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从黑水城文献看西夏榷场管理体制

本文对西夏榷场文书中反映的西夏榷场住户资质申请制、货物无禁检验制、交易替头代理制和回货扭算报告制进行了探讨,指出西夏榷场中由银牌安排官颁发给商户的执照分为"头子"和"凭由"两种,都具有照验商户物品的职能。榷场中一般由巡检充当检验商户是否携带或出售违禁物品的职责;由"替头"作为中间商代理商户和金朝进行贸易;以进口商品总额作为收税依据,且在对进口商品进行登记时,都统一扭算成川绢作为价值尺度。同时文章还指出文书中出现的"准河北绢"不是榷场给"替头"的佣金,而是"收税川绢"的参照系数。     

创新思维与西夏文化旅游开发

在对宁夏西夏文化旅游资源现状认识的基础上,根据旅游市场营销学原理、旅游产品规划开发原理及市场需求,以创新性的思维提出了宁夏西夏文化旅游的开发、西夏文化旅游的整体发展设想以及相应的营销策略。     

从《天盛律令》看西夏的出工抵债问题——基于唐、宋、西夏律法的比较

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债务权益,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债务保障制度,出工抵债就是其中的措施之一.较之历代法典,《天盛律令》中对出工抵债的规定较为详细,无论是出工还债的前提、出工人员,还是抵债期间的人身关系等都与唐宋律法的规定有所不同,这是西夏法典中债务法的特色之一.西夏法律规定出工抵债者是除父母、70岁以上的老人、10岁以下幼童以外的所有男女,不同于唐仅限男口、元奴婢例外的限定.工价抵偿债务后,出工者即可与债权人解除主仆关系.抵债期间的工价比正常雇佣劳动力低,在实际的以工抵债中却比法律规定的更低.     

西夏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西夏通史》

本文对《西夏通史》一书作了客观、公允的评价,认为“编纂体例上有所创新,结构框架科学、合理”、“资料宏富,史料基础扎实”、“论述客观公允,分析深入透彻”、“图文并茂,图表并存”是该书的重要学术特点,并指出其不足之处。     

从语义层面看英语—汉语的文化背景差异

在不同语言背景的国度之间,即使运用相同或相近的语言,也会常有不同信息的传达与接受,甚至导致不应有的分歧与误解。从语义层面对英语和汉语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承认、尊重并逐步理解、适应这种差异及其规律,对于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传统“大一统”观念对清末“排满”运动的影响

“大一统”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宝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它对清末“排满”运动的整体走向与最终归宿,均发挥出相当突出的整合与引导作用。这通过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说、1905年至1907年梁启超等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以及武昌起义后革命派放弃“排满”口号而转主“五族共和”等事实,清晰地凸现出来。     

西夏的官品与官阶——西夏官吏酬劳制度研究之一

西夏的职官制度以承袭中原传统官制为主,官品、官阶数量繁多,用以强化官员身份性、等级性,并利用这种等级的激励作用来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另外,西夏的官品、官阶制在运作过程中所衍生的官吏的各种特权、待遇与礼遇等,体现了官品与官阶的功用是明显的和直接的。     

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与中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不唯指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统一的地理中国,而且指一个重诗书礼乐、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以上两方面内涵的结合,构成了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观念。赖有这种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纳诗文英华又足以护持大一统中国之运命的士人群体。对比中国当代大学生,之所以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一种敬重与认同。因此,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够只是为学生增加一些校园文化生活而已,必须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     

从文化遗存看渔洋在商代的聚落性质

渔洋文化遗址位于古渡之旁 ,环境优越 ,适宜人类生活。从其所存的甲骨、陶器等文化遗存以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看 ,在商代 ,特别是殷商时期 ,它是一个平民聚居生活的普通聚落。     

文化背景对语言交际的影响

作为交际手段,语言受制于使用者的文化背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跨文化敏感度是成功交际的关键。本文旨在通过实际调查,了解有着东方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在运用英语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交往时,为了达到成功交流的目的,对对方文化的关注程度。     

从俄藏汉文《杂字》看西夏社会发展

《俄藏敦煌文献》第十册中所收且Дх-2822号卷子为蝴蝶装,册子本,首尾皆残,共36面,定名为《蒙学字书》。马德先生结合敦煌文献考证其应定名为《敦煌新本〈杂集时要用字〉》。这一卷予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中也被收录。定名为《杂字》或《字杂》。《杂字》是西夏时期的识字课本,以事门分类编辑当时常用语词,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情况都有记录。此卷子字数虽不多,但涉及西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却十分丰富,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研究《杂字》内容可以使我们对西夏社会发展状况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秦文化与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大一统”思想源于三皇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时期随着“中土”“中国”“天下”“海内”和华夏四夷等观念的流行而萌芽。春秋以来,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学说系统提出了以仁政王道和恢复周礼为特征的大一统国家观。后经以商鞅、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和吕不韦整合诸子学说的创新改造,形成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新“大一统”理论。战国晚期历代秦王特别是秦始皇将其创造性运用于政治实践,促进秦国迅速崛起和完成统一,进而创建了维护多民族中央集权的一整套“大一统”国家制度和运行体系,由此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运行模式和文化传统。秦人在兴起、建国、东出、统一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观念、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等文化特质和品格。兼容开放和与时俱进的秦文化及其特有的心怀天下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文化观、富国强兵的发展观和奋发有为的事业观,正是“大一统”思想付诸实施和成功的主导力量。     

浅谈文化背景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同时，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掌握语言，必须要了解其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这样，在交流中才不会出现误解，才能正确、得体地使用语言，从而才能更好地掌握语言。本文正是以此为目的从有关英国的国家名称、地理位置、天气、动物及一些典故的角度略谈文化背景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传统文化意蕴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 发展,同时也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 弘扬。具体说来,“一国两制”建构中华大文化的理念,体现了传统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本质的时 代价值,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一国两制”构想及其实践表达了中华民族对和平的渴望、 对统一的追求,与传统的“大一统”思想的理想模式产生共振效应,表现了“和而不同”、容纳百川的气 概,集中体现了中华和合文化精神,让中华和合文化大放光彩;“一国两制”对一国四地全体人民福祉的 深切关照既与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合理内质相互贯通,又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能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找到源头活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 化和民族形式的最完美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