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笺《秋兴八首》发微

钱谦益于明末著述的《读杜小笺》对杜甫的《秋兴八首》作了笺注,入清之后,《钱注杜诗》又更为详尽地为这八首诗作了注解。两次笺注侧重不同,方法各异,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钱氏在“天崩地解”之后,于笺注《秋兴八首》中,以史证诗,寄寓其对前明的忠诚,满怀遗民之痛。     

《秋兴八首》的时空表现及其审美文化意义

《秋兴八首》乃杜甫一情感化写实组诗。这一组诗以时空为载体,再现并承载诗人主体特定时期的生存样态、波澜起伏的心灵感受以及深刻浓烈的情感体验;而强调人的精神体验与审美观照、主倡感性即是审美文化一内涵要点的题中之义。在强调感性重视体验这一共同点上,本文试从时空表现角度在展现诗人主体时空意识、观念的同时去呈现其自有的审美文化意义。     

仇注杜诗《秋兴八首》四句分截说析论

仇兆鳌在注杜甫的《秋兴八首》时,特别标明此八首诗章法都是从四句分截,甚至认为在杜甫一百五十多首七律诗中,四句分截的占了七成,但这种分法与不少元、明、清杜诗注评家的见解大相径庭。文章先引述仇兆鳌注杜甫七律时有关四句分截的说法,以见其理论根据。然后配合《秋兴八首》的内容和元、明、清杜诗注评家的见解,与仇注比照参看,对每首的章法逐一进行分析,并做出判断。最后综观以上部分的析论,归纳此组杜诗的章法共同点,并对仇注杜诗四句分截说做出客观的评价,得出与仇氏截然不同的结论,厘清了《秋兴八首》的分截特点。     

论白先勇《台北人》的悲剧意识

从悲剧命运、悲剧情绪、悲剧氛围等方面分析了《台北人》的悲剧意识,并阐释了悲剧意识产生的原因,认为它既与作者独特的生活环境、人生体验以及与之俱来的美学追求密切相关,又是特定时代、社会的产物。     

记忆的重构与现实的再造——《台北人》主题透视

《台北人》中一个极有价值却没有得到明确阐释的主题,在于这群游离于故乡母体之外的流亡者对待记忆与现实的不同态度。记忆的重构与现实的再造,是反映人类生存困境及沟通的艰难的方式之一,而童年因素、父辈影响及历史原因则是白先勇塑造这群行将消失的老灵魂的深层动因。     

杜甫《秋兴》八首的艺术特点

杜甫(712—770)的诗歌以广博深厚的内容和丰富多采的艺术形式为我国文学积累了大量财富,他把中国古典诗歌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秋兴》八首是杜甫在公元766年(大历元年)、55岁旅居夔府时的作品。这是八首蝉联、结构严密、抒情深挚的七言律诗,体现了诗人晚年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成就。写这组诗时,离开安史之乱的爆发(755)已十一年,自诗人759年弃官走秦州、辗转入蜀已过了七个     

论福克纳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以《台北人》为例

福克纳与白先勇,同是美国和台湾20世纪文学中现代派文学的"大师级"人物。从《文学杂志》中领略了现代文学魅力的白先勇,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无疑都受到福克纳小说的深刻影响。文章试图通过对《台北人》内容、形式的解读以及与福克纳小说的比较,在分析白先勇小说特色的同时,揭示出白先勇小说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关系。     

《台北人》英译本中的归化现象

文章根据翻译文化学派Lefevere的理论,主要从体裁、名字、双关语、语域、句子结构、排印等方面,分析了<台北人>小说翻译中归化手法的运用使原作向译语文化的偏离.     

徘徊于此岸和彼岸之间--白先勇的宗教情绪对《台北人》的渗透

研究白先勇与宗教文化的契合关系,是解读<台北人>的一个重要视角.白先勇一方面揭示了世界的偶然和人生的悲惨,另一方面又试图探寻事物发展的真相,借助宗教诠释历史和人生,揭示种种神秘法则在人生中的作用.然而现时的际遇和传统的纠缠使白先勇没能最终走向大彻大悟,他始终苦苦徘徊于此岸和彼岸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台北人>独特的审美张力.     

论《古诗十九首》的怀乡意识

十九首的怀乡意识中潜藏着迷茫和苦闷,有欲归不能欲说还休的复杂况味。这种苦闷的怀乡意识所透露的,是汉末特定时代文人士子精神的痛苦迷茫与无所归依。事实上,他们不仅是一群远离故乡的游子,更是一群被时代放逐的游子。他们真正渴望回归的,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故闾”,更是一个可以安顿灵魂的处所,一个能够赋予自己生命价值与生命意义的精神家园。     

杜甫送别诗略论

杜甫的送别诗蕴涵着丰富的情感内涵。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叹老嗟卑、自伤弃掷的郁闷情怀;二是“寄热望于知交,托末契于后生”之款款深情。三是亲情、友情、乡情俱备于衷的离情别绪。杜甫的送别诗充满了生命意识。其所流露出的诸般伤感情绪除了共时性的社会原因外,还受安土重迁、念故恋群等文化传统和民俗心理等诸种因素的引发和制约。     

《潮州诗萃》在潮人文化史上的价值

系统介绍大型古籍抄本《潮州诗萃》的规模、形制;简要评述其文学美学成就;阐述其在潮人文化史上的价值,包括体现潮汕先贤志节事功、间接反映潮汕历史重大事件、歌咏潮汕的地方胜景与文化遗迹以及诗作者游历为宦行脚所到沿途之所历所见所闻所感等多方面的重要文献价值。     

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两个版本《国朝诗别裁集》比较中的清代诗史案研究

沈德潜在遴选清代前期诗歌时,十分强调“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得到其特别重视的“贰臣”诗人的入选作品尤其体现了这一原则。通过这些诗人及其作品,也可见清代诗歌创作与时势人心的密切关系,而诗史互证、以诗见史、因史明诗,则为清诗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汉代思妇诗与汉代社会的互现

汉代思妇诗是汉代社会的反映,它与汉代力役、兵役、游学、游宦制度、汉代女性的婚恋与守节,以及汉代文人尤其是东汉文人的婚恋思想密切相关,呈现出丰厚深挚文化的特质。     

诗经所见周代礼俗与关中西部人文资源开发论纲

关中西部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而作为周代礼乐文化载体的<诗经>所反映的周代民俗风情、民族文化性格,在关中西部民间有大量的遗存;将这些文化遗存进行发掘和批判清理,不但对西部人文资源起到保护作用,也对于实现关中西部人的现代转型、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七夕诗:自然燃烧和温暖诗人灵魂的火焰

七夕诗展现了民俗习尚的风情画,体现出民族情感的人文意蕴。七夕诗较多的是爱情题材,与牛郎织女的传说有关,同时也有以乞巧风习为诗的。表达爱情的七夕诗既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激情,又有一种发人深省的无奈。七夕诗表达的爱情内容多是感伤情调,并以其悲剧性的美感令人消魂,令人深思。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桂馥《后四声猿》与清代中期杂剧

桂馥《后四声猿》作为清中期杂剧的代表，体现了当时杂剧创作的特征：形式结构上的单折短剧特点；抒怀写愤的抒情短剧特征；雅化特征。     

论《宋诗精华录》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

陈衍晚年编选《宋诗精华录》,鼓吹、宣传宋诗,表达其宗宋而不抑唐的诗学观,为同光体诗人乃至清初以来的宋诗派作了理论总结,也为后来读者阅读宋诗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范本。该书的评语与圈点,体现了较为丰富而积极的诗学思想：第一,注重避熟避俗,主张生新求变。第二,推崇吐属大方,感情真挚,不搬弄技巧的诗。第三,提倡论诗亦如乐,须音律协畅,方是好诗。但编者却相对忽略了诸如理、禅及以文为诗这些原本属于宋诗特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