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今年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以德治国",法、德相济成为我们的治国施政方略,正确地理解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会使我们更好地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方针,更好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促进经济发展.     

论"礼法之治"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礼法之治是中国封建正统治国方略,强调礼与法结合治理国家,其中礼占主导地位,法作为必要的补充二者结合达到治理的目的.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一治国理念是新时期吸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特色提出的,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略.深入挖掘礼法之治的内涵并把握其实质,可以使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战略内容更加完善与充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念,既符合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需求又可获得人民大众的接受,既凝聚了历史的智慧又凸显了新时代的要求.     

德法相兼的治国方略历史理念六议

议论德法两治及二者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时,应以有关历史理念为参照,防止在基本概念上模糊与空洞,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本文以儒法两家和启蒙思想家有关学说为底本,着重论述德治与法治是治国方略或治国主张,同道德与法律不可等同;现代中国实行德法两治和二者相结合治国方略,应明确其当代含义与执治主体,避免在理论上出现深层的重大矛盾。     

再议"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

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一些流行的观点、看法存在某些不足,乃至误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构关系决定了整个治国方略的系统性质."依法治国"是"坚定不移"的"基本方略","以德治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略,正是这种结构关系决定了整个治国方略区别于人治的法治性质.     

论江泽民"以德治国"方略的理论渊源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这一基本方略,既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德治"与"法治"思想的精华,又批判地吸收了现代西方各国的治国经验,同时又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治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及其日趋完备

治国方略是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根本大计。江泽民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共同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法律是道德的最基本体现，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础；法治需要以德治为基础，德治也需要法治作保障，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互为补充，才能成为完整的治国方略。法德并举，既要加强教育，也要健全制度，更要领导率先垂范。     

"以德治国"与经济伦理学

一般来说 ,治国是对有治国权力和责任者而言的。在我国 ,是通过党领导人民群众来实现治国的 ,因此 ,“以德治国”就意味着 ,对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共产党来说 ,现在治国依据不仅是法而且是德 ;对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来说 ,接受领导从而实现治国的依据也是法和德。因此 ,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意义就是 ,明确现在治国的依据、基础是法和德 ,党与人民群众有关治国的共识是法与德 ,只有在法与德的基础上才能实行和接受管理。我国经济伦理学者近年来已经提出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 ,而且是德治经济。这与“以德治国”对经济…     

"法治"、"德治"相统一治国方略新境界

人类社会的治国方略大体经历了"人治--法治"两个阶段,按照内在规律应该向着"法治和德治有机统一"的阶段发展.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及时提出"以德治国",是人类治国方略的新境界.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复兴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试论我国古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它的确立经历了“周公制礼,明德慎罚”,儒法之争,儒法合流等几个阶段,并被西汉以后历代王朝继承和坚持。这一治国方略的运作是通过:修订礼制,梳理纲常名教,使之社会化;引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律儒家化;德礼至上,法律依循道德,使司法伦理化。     

"德主刑辅”思想对我国治国方略的启示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治国方略有着深刻的启示反面的启示是要反对道德至上,坚持法律至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面的启示是要以德治促进法治,以法治保障德治,社会主义要德治与法治并举.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完整的理论体系,是新的理论体系,是发展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中的理论基石、理论内涵、集中概括、落脚点、灵魂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整体;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内涵中,对思想路线的理论创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对治国方略的理论创新、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创新,相互联系、渗透、贯通,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结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加深了对"三个规律"的认识,因而具备指导人们有效改造客观世界的功能.     

坚持和创新“德法双治”治理范式

在治国理政的方式上,德治与法治是两个主要手段。纵观中外历史发展,只有实现法治与德治的协同互补,才能形成良好的治理体系,产生好的治理效果。古代中国奉行"德主刑辅"的观念,坚持德法并用,实行"重德轻法"的治国方略。这一治国方略曾产生积极影响,但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当代中国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德法双治"、德法相济,构建和实施"德上法下""循法成德"的新型治理范式。     

论新时代法德结合共治之道

法德相互结合与法德兼治、共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治国理政之道。法治与德治虽然都是国家的治理方式,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功能,二者各存其局限性。只有把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以道德教化人的内心,二者相互辅助、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做到内外兼治,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和社会。从历史和实践维度观之,法德结合共治既是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要真正实现法德结合共治,方法与有效路径有三：第一,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第二,以法治承载道德,以法治保障道德;第三,强化领导干部在法治与德治中的关键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控制思想的两条主线

我国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对社会控制思想的研究.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主张"礼治""仁政"的"软控制"思想和法家认为"人性本恶"、主张"严刑峻罚""以法治国"的"硬控制"思想,对我国古代封建专制集权制度德法兼治、"德主刑辅"这一传统治国模式的形成有着根本的影响,并成为我国传统治国方略的基础.随着2000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渐次展开,历朝历代根据现实的需要对儒法两家的社会控制思想也进行了融合与排斥的抉择,同时也对二者进行了演绎、发展和完善.     

道德·德治·德政--学习江泽民"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

国之魂在德.道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道德教育和建设可以使人性得到升华.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将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以德治国"的内涵.承担着治理国家任务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做"以德治国"的表率.     

论贾谊崇仁尚礼的治国方略

贾谊以"人性非甚相远"、"习"以成善恶的人性论为理论依据,阐述了其崇仁尚礼的治国方略.他认为治国之道既需要礼法也需要仁义,礼法是仁义的外在表现和形式,仁义是礼法的实质和核心,礼法与仁义二者是有机地统一的,不可或缺.贾谊治国学说对当代中国治国模式的选择有一定参考价值.     

德治与法治结合并举的学理依据和现实根据

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是单方面的、不完整的治国方略。法律和道德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以及行为的规范 ,但二者又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对制约人们的行为来说 ,道德是内在的“自律” ,法律是外在的“他律” ;道德治“本” ,法律治“标” ;道德“教人为善” ,法律“禁人为恶”。法治和德治各有其局限性 ,法治必须以德治为思想基础 ,德治必须以法治为现实保证 ,二者相互结合、相互补充 ,共同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系统思维与"三个代表"思想

作者认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倡并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现代系统科学思维方式,把对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识纳入了先进的社会系统工程框架."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系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建党治国的科学思维、系统思维与创新思维,"德法结合"、"德法并重"的治国方略则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延伸.     

论"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反思、总结后作出的明智选择."以德治国"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交替运用,便可有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面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