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制度供给研究

传统就业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制度由于只突出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训练,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要建立起以能力导向为特征的新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在供给内容上应丰富培训的内容,增加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内容,在供给主体上应提升目前政策供给主体的级别,并强化省级政府的责任,在供给方式上应尽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法律,提高制度的权威性。     

制度供给与权益改进——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实现与政府责任

社会保障权是农民工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追求公平正义和风险规避之内涵。政府制度供给相对不足、约束力不强已经构成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诉求的瓶颈因素。政府应加强制度供给和组织协调,在户籍改革、社保体系与法律法规制度建构等方面有所作为,并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中承担必要的财政责任。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探索

近年来,农民工群体逐渐进入新生代农民工时代,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对于推动城市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阶段,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群体,采取分类分层的办法,健全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在内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尊严缺失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主力军,但是由于自身素质、社会认同、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等问题的影响,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出现生存尊严、政治尊严、社会尊严遭遇缺失问题,影响到了和谐社会主要的构建和实现。本文从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自身素质提高以及社会氛围营造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尊严问题进行了分析。     

论农民工土地权益的法律保护

现阶段,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当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农民工在城镇中工作、生活的待遇方面,而对他们原有的土地权益问题却很少注意。当城镇用工环境或国家相关政策发生变化时,农民工返乡现象增多,他们便会重新要求其土地权利(承包经营或居住),致使村内已有的人地关系产生了新的矛盾。为解决这类矛盾,在分析其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可以从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权利并将其转化为财产权利、规范宅基地流转行为、完善相关的法制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维护农民工的土地权益。     

生命历程理论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是渐进的个人生命历程与剧烈的社会变迁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利益分化失衡、社会发展断裂和价值意义碎片化的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出现了深层危机,并由此而导致进一步的社会隔离、社会紧张和社会风险。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强有力的社会保护有利于其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保护应坚持以公正性为根本、以动态性为保障、以发展性为方向的原则;构建以教育权、发展权、福利权、生命健康权、信息权和就业权为核心的权利体系,赋予其平等的权利并将其权利制度化;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中介、组织为关键、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系统。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特征及市民化政策探讨

本文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并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最后,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置于城市发展转型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以整体政府和公民社会为治理基础,从文化、社会、政策的多重角度,研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制度、资金、法律、素质、观念等五大障碍和困难.使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安居乐业,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创新制度,改革户籍、劳动就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土地、住房、教育等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多渠道筹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规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转变城市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     

兰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调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关系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也关系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文章通过对兰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调查得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存在就业的层次低;就业的稳定性差,工作变化频繁;就业的收入偏低,对就业的满意度较低;就业的环境相对恶劣,劳动安全缺乏;就业培训体系不完善,就业渠道狭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从而提出了加强维权组织建设,认真贯彻相关法律法规和办法;引导与加强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建立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严厉打击黑中介,拓宽农民工就业的渠道;加快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供求探析及协调解决——基于福州市258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从需求与供给双重视角对福建省福州市258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所进行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社会保障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与此同时,近年来农民工社会保障供给状况也有了较大改善。但是,调查也表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需求面还是供给面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供需之间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数量上的供不应求和性质上的供需脱节。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需求状况与供给状况相联系、相结合,理顺各种制约性要素,畅通供给渠道,创新供给模式,提高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     

新生代农民工的矛盾性特征及其应对

当前,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虽然来源、务工时间和留城意愿等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内部显现出一些差异性,但就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在其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六大矛盾性特征。应对这些矛盾,需政府、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宁市的实证考察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问题,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如何解决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新课题。通过对南宁市六辖区实地调研,经济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社会融入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影响显著。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应创新服务机制,让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同城的国民待遇从应然到实然,让其留城变理想为现实。     

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权益的影响

移民研究文献强调同乡网络是移民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保护移民权益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劳工研究文献则强调同乡网络对移民权益的剥夺作用。本文基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值匹配方法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分析了“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这种同乡网络对农民工人身权利等底线权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但与更多的超时加班以及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等状况联系在一起，阻碍了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实现，（3）与此同时，这种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社保福利等发展型权益的实现影响也不显著。最后，本文分析了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同乡网络等社会资本的作用与限度，提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关键是制度建设与工会组织建设，以及农民工个体尽快脱离原始型社会资本，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以1980年前后出生为界,中国城市农民工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80后农民工拥有更多人力资本,有职业规划,求职途径较多为市场和政府,关注自己的长远发展,职业稳定性较低;他们被侵权或自己感觉被侵权的比例更高,对相关劳动法规更了解,更有维权的勇气;个人消费水平高于80前农民工,网民比例高,业余生活娱乐休闲色彩浓厚;对社会的评价和认同度相对更高,与老家的联系程度正在减弱,更愿意放弃老家田地、把户口迁入工作城市。80后农民工向企业的管理理念提出了挑战,更向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农民工在取得流动权、工作权以后,理应进一步取得与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民权。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现已达到约1亿人,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等已发生很大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年“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消费特征和地位认同,并重点分析了“代际”（新生代）和“阶层”（农民工）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行为取向和社会态度的影响,以及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活压力的变化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新一代农民工的返乡适应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在打工生活中完成基本社会化的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接受消费主义的熏陶,生活模式与意义世界都已城市化,在经济波动中失业返乡之后,他们面临着谋生、交往及情感满足上的诸多障碍。农村人多地少的结构矛盾与打工经济的社会基础决定了村庄对于青年农民的角色期待就是进城打工以完成家庭的再生产,因而返乡的少数青年农民难以形成群体以生产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这些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后的心理调适需要更长的时间。     

社区学院应致力于提高农民工的素质

农民工是城镇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一支重要的建设力量,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须依赖的主力军,他们是促进我国永续发展的强大力量,但他们又是一弱势族群。在城市化、工业化中农民工已发挥、还将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的发展与未来与多达2亿的农民工群体及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基于劳动者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诉求,重视、致力于提高农民工素质是社区教育重点和社区学院的重要工作。     

留守经历与新工人的工作流动——农民工生产体制如何使自身面临困境

本文批评了“农民工”和“留守儿童”两种研究问题意识割裂的现状。通过对 “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试图在两种问题之间建立系统性的关联。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更频繁地转换工作。对工种性质进行进一步划分后的统计模型表明,体力工种相对非体力工种、非熟练工种相对熟练/半熟练工种,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这说明有留守经历的工人更难适应世界工厂高强度、异化的劳动方式。父母外出打工造成亲子分离,儿童家庭责任感淡薄,但也带来更优越的经济条件和更少的务农经历,由此共同导致了有留守经历的工人频繁的工作流动。留守经历是“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的产物,但某种程度上它又加剧了这一体制持续运行所面临的困境。逐步赋予工人公民权,修复家庭生活,是解决系统性危机的基本立足点。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