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中江南节日的地域色彩与叙事功能

岁时节日以其多样的民俗风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其中江南节日因其鲜明的地域色彩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叙事场景。明清小说中的江南节日体现了江南小桥流水、画船相连的水乡特色;诗酒风流与风花雪月的享乐风气和浓厚的商业氛围与较高的消费意识。在叙事功能上,江南节日为小说中故事的展开提供了具有特殊情调的环境氛围和叙事场景,通过促成人物性格的变化或作为重要的叙述线索推动了故事的进程。一部分节日也因其节俗的原始意义增强了小说的神秘感。     

沧浪亭读“廉”

<正>水乡苏州,在闻名天下的一众古典园林里,最为著名的几个,有始建于宋代的沧浪亭,建于元代的狮子林,建于明代的拙政园,以及建于清代的留园。这其中,最让我驻足良久的,当属沧浪亭。除了高洁清逸的名字之外,我曾迷惑于沧浪亭园林里的“中州三贤祠”,河南的三位贤人怎么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江南苏州,还被人建祠纪念？我还曾留恋于沧浪亭园林的诸多楹联,还有那清新宜人、高古淡远的氛围。两次造访,从读“联”到读“廉”,意趣横生,美妙自不待言。     

江南建筑艺术的精华——苏州园林

正苏州古典园林,亦称"苏州园林",是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境内的中国古典园林的总称。苏州素有"园林之城"的美誉,境内私家园林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清末时城内外有园林170多处,现存50多处。苏州古典园林宅园合一,可赏,可游,可居。这种建筑形态的形成,是在人口密集和缺乏自然风光的城市中,人类依恋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美化和完善自身居住环境的一种创造。     

唐前历史地理与诗歌地理中的江南

在唐前的历史地理中，“江南”通常是以楚国为背景，指的是长江中游的南方地区。直到东汉末年，“江南”才开始较多地指称长江下游的南方地区。这时候北方人对江南的认知是瘴厉横行、刀耕火种的落后区域，而在生活中，江南也是罪臣逐客的迁谪流放之地。但在诗歌地理中，“江南”很早就指称今江浙一带，轻松愉悦的江南民歌改变了文人对江南的想象。东晋南渡以后，以浙东山区、浔阳乡村和江汉水乡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进入诗歌并成为审美对象。美丽多情的水乡女子、轻快活泼的采莲场面、奇峭疏朗的山水景观和宁静闲适的田园风光构成了诗歌江南的一些经典意象。     

于亨笔下的水墨园林

正苏州是个园林城市,富于变化的建筑与山水交融,形成天人合一的人文景观,展示着中国文化内涵之美,也是画家青睐的创作题材。于亨移居苏州后,画了大量的园林写生,为他水墨园林创作积累了原动力。他把主观感受作为作品的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是海内外较早正式以"江南文化研究"命名的学术性机构,并于2006年3月经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地将文学、哲学、历史学、艺术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引入江南地域文化研究,设有江南文学与艺术、江南学术与文献、江南城市与社会三个重点研究方向。研究方向:(1)江南文学与艺术。本研究方向以两浙为重点,旨在从特定的地域文艺入手,探讨文艺的现代化与继承人文传统的关系,揭示特定地域文艺生成的多层次原因,特别是两浙人文传统孕育的历史经验;将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引入江南地域文艺研究,深     

陈寅恪弹词研究的文化学思索──读《论再生缘》札记

在老辈学者中,陈寅恪同王国维一样,是并不轻视俗文学的。不同的是,王国维把研究重点集中到戏曲领域,而陈寅恪却把审视目光投向了更不为人所重视的弹词。他自己还经常引用散原老人的话说自己的诗是“七字唱”,并在诗句中自我调侃道:“作诗我亦弹词体”。晚年,陈寅格运用自己的广博学养写成的《论再生缘》,就是一部研究弹词的典范性著作。《论再生缘》不单单是一部具体的作家作品论,而是充满丰厚文化意蕴的博大精深之作,正如有的论者所说:“寅恪考证史事,向能以小见大,从一个人或一件事能观察到整个政治社会的背景,或思想文化的嬗变。”①何况…     

张籍诗歌的“江南文学”特征

江南文学是以江南文化为背景和依托的,张籍诗歌对江南地域文化的反映、摹写,以及江南音乐文化的因素对张籍产生的影响等,深刻体现了张籍诗歌的＂江南文学＂特征。     

清末民初北京歌谣的地理叙事

清末民初北京歌谣的价值有重新审视之必要,就其地理叙事方面而言,除具有地理意象、地理图像和城市空间的广泛蕴含外,还具有审美和“召唤”的功能。北京历史文化的记忆,以歌谣而展现;北京独特的地域特质和文化空间因歌谣而丰富。从北京歌谣的地理叙事中可以见出,其地理意象的跳跃性、地理蕴含的多义性和文化空间的交错性,充分体现了北京城立体的、层叠的人文景观。地理叙事的介入,在审美上为北京歌谣增添了质朴活泼、清新灵动的地域特色,从而也丰富了既往历史向度研究的单一性。     

中西方旅游者旅游动机差异性的文化层次分析

旅游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寻找文化差异、体验异地文化的审美过程。中西方旅游者旅游动机之所以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与双方生活的地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双方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对价值取向差异性,从而双方的旅游动机也就有所不同。     

从文化自信到虚无:历史叙事的另类形态--《故事新编》与"新故事新编"比较研究

当下的历史小说,尤其是借助网络媒介的所谓"新故事新编"大多以戏谑的方式关注先秦乃至本民族的始初历史,以现时态的情节碎片冲击了文本的封闭性.这与鲁迅的<故事新编>颇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所呈现的精神状态相距甚远.<故事新编>是一次思想的对垒、哲性的交锋;正是这种理性智慧的存在,托起了解构传统文化、重建现代文化的希望,透露出生命蓬勃的文化构想.而"新故事新编"则充满了内倾与自敛,弥散着浓厚的神秘与虚无之感.大多数文本以第一人称直述当下的迷惘.这深刻反映出民族文化身份的淡薄与所处困境.     

论"辽河文化"的主体构成及其主要特征

"辽河文化",是指以辽河流域历史文化积淀为基础的古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层叠总和."辽河文化"既不是从行政范围,也不是从一般的地域范畴来演绎的文化,而是特定的辽河流域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辽宁地域文化的主干.辽河文化具有特定的民族性、明显的早发性、较强的兼容性、卓越的独创性、频繁的更替性、持续的向心性和不断的赶超型,形成了辽河文化的开放、奉献、和谐和坚韧创业、充满生命活力的奋发向上精神.     

在场与超越:江汉平原地域史诗的精彩呈现——论达度的长篇小说《贫困时代》

达度的长篇小说《贫困时代》以长江大河般的叙事激情和山呼海啸般的雄浑气势,全景式地复现了1964—1976年的平原水乡历史。《贫困时代》是一本读起来令人感到格外亲切的书,纤毫毕现地描绘了江汉平原地域历史和风情;同时又是一部沉痛之书,"文革"期间,物质匮乏与精神贫困的双重束缚,让小说中的人们无法动弹。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多为原生态的自然性的关系,与邻为壑,争斗没有止境,生存没有尊严,的确是对"文革"历史中江汉平原水乡的世道人心的真实再现。强烈的在场感是达度小说的鲜明特征,他敢于直面苦难,揭开伤疤,将隐藏在乡野历史深处的真相在阳光下裸呈,同时,浓郁的江汉平原地域文化风情的铺陈与再现,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真实历史的残酷性,形成叙事结构和情感表达的张力空间,由此实现了对历史在场感的审美超越。     

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变奏中开拓新的审美空间——转型期陈建功的京味小说

作为文化内涵与审美艺术形式都颇具稳定性的京味小说，８０年代中期以前很以它的北京地域文化特色和传统的审美艺术范型在京城乃至全国红火了一阵子。进入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的转型期，它的稳定性受到了挑战——虽说基本遵循着“有头有尾地讲述一个北京人的故事”模式的...     

江南的牛郎织女宝卷研究

江南地区的三本牛郎织女故事宝卷,是目前仅见的有关牛郎织女故事的宝卷,都出现在江苏苏州北部,但内容有不少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部分虽来自故事情节的变异,但宣卷先生的新创、仪式性运用与宝卷本身的特质,才是导致三种宝卷出现不同风格的主因。这三种宝卷展现了更多江南宝卷＂现在进行式＂的可能性与变异性。牛郎织女宝卷的结局,与一般故事宝卷的情节产生明显不同。     

水乡最后的舟来船往

正提到江南,我们就会下意识联想到小桥流水乌篷船。对游客来说,轻舟坐看江南景的生活是自带诗意和远方的。但对于旧时江南人来说,外出都要坐船。船对于水乡的意义,就像车之于城市、马之于草原。要看懂水乡,必须找到船匠——他们是水乡最平凡的个体,也是水乡最合适的代言人。船匠张菊生的造船作坊是一幢粉     

老子美学思想的文化根源及其开显

老子由于受到巫风浓厚的陈楚地域文化影响,其美学思想体现为巫史精神融合的特点;随着华夏地域文化大融合的趋势出现,老子又融入了以商文化为特征的《归藏》思想。老子的美学思想体现是巫史精神和《归藏》文化的融合,而这种融合,造就了老子美学思想的神秘观念、重母权尚阴柔的特点,也是老子对其时代审美反思的原动力。     

江南文化于周作人日本研究的意义

在与中国江南文化、主要是故乡的越文化的对比观照中，周作人认为质朴、自然是日本生活文化之重要特色，而滑稽趣味和游戏的心情则为一般日本文化所共有。本文对此进行了详细考察，揭示了具有文化渊源关系的不同国家和民族间了解、研究对方文化的一般规律。也即以趣味为原始或基本动力，从形而下的生活文化入手，以利收两者相互观照与发明之功。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以求了解对方文化之堂奥。     

江南轴心期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生成

中国民族在轴心期(约西周至战国前后)最重要的精神觉醒是"人兽之辨",即由于意识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而把自身从它与自然的原始混沌中区分出来.江南轴心期所带来的最根本的精神觉醒则是唤醒了个体的审美意识,它使人自身从先秦以来的伦理异化中摆脱出来并努力要成为自由的存在.与轴心期一样,这同样是生命在巨大的悲剧与苦难经验中的产物.中国民族的审美精神是在江南文化背景中生产出来的,如同轴心期的诸子哲学一样,它构成了这个民族一切审美活动的"原本"与"深层结构".以后大凡真正的或较为纯粹的中国审美经验,可以说与江南轴心期的精神结构都是密切相关的.     

六朝分权体制考——东晋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

六朝为门闽贵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但是,皇权也同样存在并发挥作用.贵族的权力和皇权的权威,构成了东晋时期的国家权力.另一方面,这种权力架构又立足于江南地域社会之上,没有了后者的支持,皇权与贵族便犹如浮萍一般,毫无所据.所以在东晋,皇权、贵族和地域社会之间,呈现出了两层分权态势.这种分权,并非出自对峙者的主体意识,而是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没有皇权,贵族将无法存在,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地域社会也无法应对流民的南来;没有贵族,皇权将失去依靠,无法应对豪族;而没有豪族,国家权力本身将无法存在.当皇权受到威胁时,贵族和豪族都要出手相助;当皇权强大,侵犯了自己利益时,就必须联手予以压制,这些都是东晋时期分权体制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