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望洞天福地

郑土有先生的《晓望洞天福地——中国的神仙与神仙信仰》一书最近已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系《羊角丛书》之一,其主旨是从中国人的神仙信仰这一角度分析积淀在中国人身上丰富的精神文化,研究中国古人的神仙信仰。全书共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主要介绍了神仙信仰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第二部分为“神仙世界的建构。”第三部分为“神仙信仰的历史发展轨迹”。第四部分阐述了“神仙信仰的三种表现形态”。第五部分论述了“神仙信仰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的地位”。第六部分是对中国历史上的神仙信仰进行批判和反思。在这本专著中,作者对中国神仙信仰的研究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一是打破了将神仙放在道教中来研究的传统方法,大胆地把神仙及神仙信仰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这种做法是一种具有创     

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

神仙信仰是道教的核心信仰.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主要是指神仙信仰深入普通民众生活并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及心理产生普遍影响的社会现象.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神仙形象的民间化,即从天上神仙到民间异人;神仙功能的社会化,即从个体成仙到救世度人;神仙居所的尘世化与内向化,即从遥不可及的"洞天福地"到遍布乡间市井的官观庙宇,一直深入到人们的心灵居所.这一民众化过程,是明清社会大变动榕局之下的产物,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控制等是民众化最终形成的外部因素.同时,这一民众化过程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特征亦有着密切的关联,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一体化与交融性.     

宋代文人士大夫占卜活动探析

宋代文人士大夫们在仕途、科举等活动中频繁利用占卜,一时占卜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了占卜的发展和流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当时社会的文化心理、文化观和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     

情中有思--宋代言情词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一词系采用西方人文主义常提到的两个核心概念即人文关怀与理性思考来看宋代言情词中所体现出的这两个元素。这两个元素体现在宋代言情词中就是士大夫们对歌妓的尊重与交往,以及词人对个体生命的深沉思考。     

论宋代的茉莉诗

茉莉花是热带花卉，在中国本土的普及经历了由南向北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宋代咏茉莉花的诗歌作品逐渐增多，南渡时期的贬谪诗人对茉莉花审美价值的发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宋代士大夫对茉莉青睐有加，形成了月夜享受花香的欣赏模式。     

在政治现实与儒学理想之间——也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以下简称《朱熹》)①出版已三年有余。三年来围绕该书已经形成多篇书评,②也有知名的学术机构召开专门的座谈会。③《朱熹》一书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不过余先生是从哲学思想史的语境中提出论点的,之前的多篇书评也主要来自思想史领域,与历史学的观察角度不无隔阂。余先生讨论的问题有着非常复杂的学术史背景,而先生是抱着明显的“士大夫情结”撰成此文的,因此《朱熹》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学术旨趣。本文试图从近代中国史学学术旨趣演变的角度来分析《朱熹》的学术…     

追寻八仙踪迹品味千古风流——读吴光正著《八仙故事系统考论》

八仙故事流传千年,无论佛教、道教还是民间文学、作家文学,都无一例外地涉及过这个群体,甚至在民俗习惯上也不无联系。八仙本是道教神仙团体,因其在民间影响甚广,使得八仙故事不再仅仅存在于道教故事系统中,而是进入了民间传说、文人创作、民俗活动甚至进入了佛教视野,引起佛道之间的争衡,由此而流传下来的八仙故事系统在文化内涵上不仅更加丰富而且更加复杂。不仅如此,有关八仙的表现形式也涵盖了方方面面,从诗歌、小说到戏曲、美术,无不反映着八仙这一神仙团体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八仙这一故事系统就必然要跨越宗教、文学、民俗、图像等领域而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故事系统。而对这一故事系统的清理,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唐代三李的神道观念论略

李白、李贺、李商隐三人的诗歌在奇特幻想和浪漫精神方面有着共同的特质。三李与唐代其他文人一样热衷学道、访道、做道,而且道教思想和神仙观念对他们人生态度、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三李对神仙观念也进行了世俗化和艺术化的改造,从“道”路—“道”情—“道”理三个层面凸显出逐渐深入改造的意义。神仙题材在他们的作品中主要是作为隐喻、象征而存在,是抒发情志的手段和依托。其审美成分大于信仰成分,艺术意义超过宗教意义。     

市场瑰宝 宋代气质

正日前,一件烧制于北宋年间的汝窑天青釉洗,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中竞得2.6亿港元,再次显示出宋代名窑瓷器的市场价值。事实上,在今天的古玩艺术品市场中,一旦有流传有序的宋瓷精品现身,竞得天价便是十拿九稳。毕竟,千年前的珍品名瓷流传至今已是凤毛麟角,且多为公立博物馆等收藏机构珍藏,在市场上几乎是可遇不可求。从古至今,以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宋代瓷器都是收藏家热衷搜寻的瑰宝。今天人们熟知的五大名窑,即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可不是今人     

三教融合与宋代文学主题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释、道三教是在不断冲突、不断融合中共同发展的。从社会教化角度的三教一致到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地位上的三教鼎立、三教争衡,再到思想义理、哲学层面的三教融合,至宋代,社会思想领域最终确立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基本格局。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思潮铸就了宋代文人士大夫迥异于前代文人的思想性格和处世心态,从而使宋代文学呈现出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思想和艺术面貌。其中,文学主题的演变即是宋代文学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代隐逸的精神化转向、迁谪文人的自适情怀以及宋代诗文中怀才不遇主题的淡化,均与当时三教融合的思想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     

邸报与中晚明的公开议政

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治理,政治的生命与活力在于公开,公开方可赋予政治治理以理性精神。以儒家传统话语而言,则为决之“公论”,“公是非于天下”。然而这一点的实现,则需要相应的媒介作为载体。本文所探讨的邸报,就是“公论”与“公是非”的介质。中晚明的邸报,其承载内容之全面,覆盖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不仅使明代政治呈现高度的公开透明性,而且有效促进了儒家士大夫的议政热情。晚明的“清议”风行,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以明代历史沿革而言,邸报之从无到有,至万历臻于极致,进而延续至明亡,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于政治制度建置上的努力。     

东亚海中大蛇怪兽传说的主题学审视

东亚沿海有关海中大蛇怪兽传说,可以看出不仅是一个佛经母题文本承继性问题,还有着多种因素陆续起作用,如水文气象及仙话的民俗背景介入其中,从而构成了母题由地区向周边扩散的重要文化现象。     

中国古代官学选士制度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官学选士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国学选士与稷下养土、汉代太学射策课选与鸿都门学文学取士、宋代熙丰舍选与明清监生出仕等基本阶段;而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官学取士与其他选士制度的关系类型也各不相同,西周以国学选士为主体汉代太学射策课选与察举诸科并行,隋唐以降则官学课试与科举铨选逐渐结合;同时,随着中国古代官学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古代官学选±又表现出国学选士、太学射策、熙丰舍选、伎术人流、监生出仕等具体形态。     

汉代宫廷的“小儿官”

题东汉学者卫宏撰《汉旧仪》卷上说到＂小儿官＂职任。＂小儿官＂是内廷近侍身份,有＂持兵＂＂侍宿＂的责任。在特定情況下,可和帝王保持极其亲近的关系。作为能够提供反映当时内廷制度以及未成年人生活情状的信息,＂小儿官＂应当为官制史、宫廷史和未成年人生活史研究者关注。＂少为侍中＂史例,值得讨论＂小儿官＂时重视。有些被史家归于＂佞幸＂者的事迹,亦符合有关＂小儿官＂的记述。＂小儿官＂作为特殊的历史角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宫廷生活的复杂情状。而对于汉代一些特殊的未成年人的生活情状和政治责任,也能够得以说明。     

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其位处官僚结构底层,向为治秦汉制度史者所忽视。通过对百年（1914-2011）来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之综述,指出目前汉代少吏诸多方面亟待学者深入探讨。如汉代少吏的历史沿革,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人数及分布状况,汉代社会的少吏制度,汉代少吏与其他社会势力（各级官僚、豪族、宗族）的互动关系,汉代少吏的趋贱历程等。汉代少吏是一座亟待学者挖掘的矿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试析朱元璋重典治官吏与屠戮功臣

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发展到后期,经历了元末的动荡,由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完成了大一统。作为一位封建政治家,他勤政爱民,不辞辛劳,为明王朝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耗费了毕生的心血。他重视法制,执行认真,冀图通过国家法律的框架严肃吏治和约束功臣。然而,事与愿违,官吏贪赃枉法,功臣更是骄纵不法,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严峻的形势使朱元璋的“忧危”情绪日甚一日,更激起其猜忌多疑的心理。于是,在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对官吏和功臣法外加刑,进行了大规模的诛戮,确实对吏治有所匡救。但是,他狂暴杀戮,也为明王朝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就其整顿吏治和屠杀功臣的全过程而言,这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深层次的联系。     

魏晋南北朝文武分途的基础性研究——几个概念的辨析

从文武官职的角度看,"军将"、"武臣"、"武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用来泛指军事行动中的各级统帅,多与地方行政官职构成文武之别,但"军将"一词北魏后内涵有所扩展,亦指中央与地方军队的统帅。"文官"与"武官"之称从东汉开始普及,主要用以区分中央官职。两汉存在"文吏"与"武吏"的对举,所指侧重地方的基层吏员集团。从文武群体的角度来看,汉代以后,从军队出身、以武功扬名者渐渐被视为一个群体,该群体常被称作"武士"、"武夫"、"武人"、"武将",他们多具有善战强悍、学识浅薄、不闲吏职等比较固定的特征。文人群体常被称为"文吏"、"儒生"、"文士"、"文人"、"学士",尽管诸词所指人群掌握的知识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和武人群体相区别,强调其不长武事的特征。     

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     

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移民问题探析——以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为中心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整个北方地区流传甚广,人们普遍将其作为本族祖先的来源.通过对明清其他时期迁至豫北地区的移民进行具体考察,再结合豫北族谱、方志等地方性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流传,不仅是移民们对其祖先历史集体记忆的反映,更为关键的是将祖先的历史定位于明初奉诏自山西洪洞迁移而来,从而使他们的合法身份得以确立,在居住地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从而反映了移民宗族对保护与维护自己实际利益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