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的法律思考

公司监事会制度是公司法人机关权力制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维护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的保证。然而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由于观念、体制和立法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公司监事会的功能难以发挥 ,甚至产生监事会虚化现象。在全面分析公司监事会制度产生的理论依据和价值功效的基础上 ,从探讨监事会虚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入手 ,本文试图提出完善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的立法对策 ,以期能为我国企业公司化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有力的保障     

派性村庄政治下的农民上访研究

派性村庄内的农民上访行动兼具个体意志与派性意志的双重特征。农民上访的个体意志使得个体的上访行动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内涵,而派性意志使得上访行动具备明显的政治斗争意图。在派性村庄政治下,农民上访变成了派性斗争的工具,国家权力则在上访行动中变成了派性斗争倚重的工具。通过农民上访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村庄派性之间的权力格局被重新塑造,同时国家权力也通过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塑造及上访活动的回应获得了合法性和权威性。村庄内的派性政治衍生了上访事件,同时也构建了上访事件的再生产机制。     

改革选举制度 推进党内民主

选举制度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推进党内民主应从改革选举制度入手,要完善党的公权力的授受机制和监督制衡机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的现象。党员代表大会应实行官员代表和普通代表分开履职的＂两院制＂,党组织的一把手取消任命制,实行党内提名后的普选和竞选制。     

元朝时期权力对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的操控

进入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新学派和新观念层出不穷,显现了翻译研究多样化的特点。在西方,权力与翻译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90年代译学＂文化转向＂以来,突出权力问题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转向＂已成为＂文化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史和译法的讨论都开始关注权力对翻译的影响。对于中国译学界来说＂,权力转向＂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其中所蕴含的一些新的理念、范式、案例等,都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所揭示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在蒙汉翻译活动中也同样存在。然而在蒙汉翻译研究领域中,从翻译与权力视角进行探讨者寥寥无几。本文将从翻译与权力关系入手,主要以元朝时期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为例,试论权力对蒙汉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给蒙汉翻译研究做出新的尝试,拓宽研究视野。     

当代社会伦理生活种种疏离现象的现场拷问——清明世界与正派社会本真性道德生存之思

一个多种文化与价值差异化并存的转型化社会,共同体的道德生活因不同道德生活理念和主张共在、共生所造成的复杂博弈化现实,必然会出现程度不同的＂道德疏离＂现象。此种疏离反映的是非成熟性、非规范性、非健全性市场社会真实的社群共同体严重阙如的情况下,制度道德理性存在和功能自身所固有之有限现实表现。属人社会中的种种非道德现象、反道德现象以及逆道德现象的出现,根源在于社会肌体自身,在于组成这一有机体的每一个个体德性的严重不足自身。社会本真性道德存在,吁求并遵循的是现代清明世界与＂正派社会＂的生命伦理与个体生存至上的道德价值逻辑。     

我国少数地方政权权力异化现象的成因与对策

改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开始式微,全民动员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淡出,少数地方政权中衍生出了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权力异化现象,被有的学者称为"中国式的地方政权苏丹化".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对此,应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强预防和惩治权力腐败的法制建设,拓宽从源头上防治权力腐败的领域.     

对社会网络视阈下权力寻租现象再研究

对于"权力寻租"现象的分析,学界多集中在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寻租者思想道德素质败坏、法律法规不完善与缺位等方面。在以往诸种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社会学中的关系、人情、社会网络、社会设置以及社会资本等相关概念和理论,探究权力寻租现象,应采取的治理举措为:弱化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的干预行为;加强社会监督控制力度,建立权力拥有者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优化社会设置,铲除权力寻租现象滋生的土壤;加大寻租的交易成本,使寻租者无机可乘。     

网络文化主体的认同转型

网络文化中主体认同面临＂灵韵＂消褪以及朝＂离化认同＂的转变。这与其说是由于网络场景的内容变化,不如说是由于主体所处的电子信息场景在性质上的根本转变,表现为：＂场景性＂从仪式性向景观性的转变,＂场景间性＂从总体性向分离性的转变,＂场景———主体间性＂从卷入性向观看性的转变。     

水权研究的社会学视角及其现实意义

＂水权＂是当前国家推动水利建设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但以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为主流的水权研究有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已有的研究提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学视角,并归纳出社会结构、文化象征、政治权力、社会互动这四种具体研究路径,最后从社会学角度提出水权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确立切实可行的筛检标准是科学开展党建工作的务实举措

我党党建工作经历了革命和建设截然不同的两大阶段。制度建党使我党成功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建党理念的大转型,但因为现实的复杂多变性,确立切实可行的筛检标准的任务依然艰巨。通过法治与预防、监督、淘汰制度并举的制度细化工作,不仅能够保证党组织生活的正常化,而且能够保证党员队伍的优良化,确立切实可行的筛检标准是科学开展党建工作的务实举措。     

村民自治的溢出负效应及控制

村民自治这一制度设计是国家宏观管理下的一种微观制度安排 ,它最初是由农民群众自己创造的 ,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 ,因此 ,村民自治权力具有天然的内向化功能和特征。但是 ,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角度看 ,农村自治权力的生成却不是农村能够自发完成的（贺雪峰 ,１９９９） ,它需要体现国家现代化的意志 ,通过合法程序完整、准确、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因此 ,村民自治必须与国家权力特别是基层政治权力相联结 ,村民自治的功能也具有外化特征 ,即溢出效应。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村民自治运行对基层政治权力控制力及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影响 ,…     

司法区布局调整：城乡统筹进程中宪法基本权利实现的保证——以重庆市司法区现行架构为分析图景

司法地方化一直困扰着司法正义的实现,司法区的建立是克服国家权力地方化的有效制度安排,而顺势根据城乡统筹乃至城镇化建设调整司法区管辖地域,不仅是司法正义的应然要求,也是适应社会纠纷呈现拐点时期以人为本的司法能动的具体应对,司法区的建立与调整则是践行这一规律的科学抉择。     

家族在农村现代化中的走势:嬗变与同化

家族作为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组织 ,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格特征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宗族的烙印。由于解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家族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功能已明显减弱。然而 ,近２０年来 ,农村出现了带有家族色彩的活动和趋势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纵观近代家族和近２０年来的家族残余的走势 ,人们会发现消解是家族运行的基本轨迹。当然不排除局部的反弹。另一方面 ,在观察近些年农村热点问题时 ,笔者发现许多新生事物出现了拟家族化 ,即被家族同化。这种现象导致了家族消解过程的延长和复杂化 ,甚至会导致中国农村现代…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探索与改革的历史考察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发展于60年代,鼎盛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从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道路,但仍然未能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预期目标。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国务院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终于在2008年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成就。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影响力的对策思考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团结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堡垒。当前阻碍农村基层党组织影响力提升的主要因素有：党员观念落后，队伍老化等。因此，需要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合理配置农村权力资源等方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     

论我国权力文明建设的主要特征与价值取向

任何权力文明,由于社会制度不同、阶级本质不同、民族历史和文化不同,都有其独特的个性。我国权力文明建设既要体现人类权力文明发展的共同要求,又要考虑我国的制度属性。推进社会主义权力文明建设,在权力设置方面应充分地体现人民主权的原则,在政党制度方面应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权力文化方面应汲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其基本的取向应该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民族性与普适性相结合、中央与基层相结合、执政党内部与外部改革相结合、重点突破与整体协调相结合。     

“四作用”“五能力”——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与素质浅谈

就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与＂三农＂问题之间的终端,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然的团结和领导核心。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发挥谋划建设新农村的工程师作用,发挥教育培养新农民的园丁作用,发挥发现和使用新农村建设人才的伯乐作用,发挥党团结带领农民的桥梁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新农村的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在＂三农＂领域的具体化,是化解＂三农＂问题的决定性物质力量。就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迫切需要具备五种基本能力：启动农民与时俱进的能力,解决农民潜在失业的能力,巩固农业产业地位的能力,优化农村公共事务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能力。     

论中国代议制民主权力监督模式的完善

代议制民主权力监督方式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采用的权力宪政监督模式。我国人代制度的非人民性、官僚化、利益化、集团化、兼职化以及代表制度本身运行机制的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等,导致了权力民主监督制度的落空。构建以代表直接选举、代表专职化、选民与代表信息沟通和代表履职监督法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权力民主监督模式,是实现权力有效监督的根本制度选择。     

寮村的“张公信仰”及其祭祀圈的扩大——当前中国东南宗族重建过程中村落文化整合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中的祭祀圈理论出发,以福建寮村民俗中的“张公信仰”为切入点,结合当前中国东南宗族重建的农村社会背景,描述了作为祭祀对象的“张公”从“私家神”到“角头神”再到“村落神”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张公信仰”祭祀圈的扩大和巡神仪式中村落轮值制度的研究,提出了“现代宗族”的核心概念和“现代宗族家族化”的分析模式,讨论了在村落范围内公社集体主义体制解体以后,宗族集体主义和村落集体主义的共生共变所呈现的村落文化形态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尝试展望村落集体主义文化整合对农村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