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环境治理:一个“纵向一横向”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河长制”为分析样本

从权力运行向度来看,跨域环境治理场域中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权力作用机制.根据纵向、横向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弱构建出一个跨域环境治理的二维分析框架,划分出“弱治理”“权威依赖治理”“资源依赖治理”“强治理”四种治理模式.应用此框架分析中国跨域流域治理中的制度创新——“河长制”,通过纵向机制的强化推动中国跨域河流治理从“弱治理”模式转向“权威依赖治理”模式,在取得短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隐藏着危机.规制需求、“纵—横”权力作用机制的互补性,决定了中国跨域流域治理应该导向强纵向机制、强横向机制的“强治理”模式.     

从“欧典地板事件”看监督责任的缺位

由于监督责任的缺位,导致一家没有注册过的“欧典”企业竟然公开通过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严重损害公众利益“。欧典事件”说明,监督责任的缺位是导致企业违法和政府失职的主要原因,其最终结果是政府公信力的破坏和公众利益的损害。因此,进一步通过建立健全包括公民责任和政府责任这两大责任体系的监督责任制度以确保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嵌入性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社区合作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该范式倾向于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二元性（张力）逻辑：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属性,另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社会自治单元”的性质,二者共同体现了对“社区”的方法论关怀,而忽视了“社区”的本质意涵（本原性意义）,因而缺乏对社区治理的深层机理加以分析。本文从“嵌入性”思想和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出发,构建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新型分析框架,即“嵌入性治理”视角的提出,意味着“社区嵌入社会”是国家（基层地方政府）、居委会（准行政代理）、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社区大众等多元主体进行社区合作治理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性治理”可以被视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种本土化分析理路。     

生态移民过程中的政府、市场与家户

通过对内蒙古S旗的实地研究，我们发现生态移民政策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在复杂互动关系的背后是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民众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网络。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脉络中，地方政府处于各种关系的连接点上，其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     

完美的“ 铁笼”:规训“在场”的农村寄宿制学校——主体视角的柳溪村儿童学校教育考察

继“留守”之后,柳溪村的家长和孩子在择校的困境中,无奈地选择了寄宿制学校.学校场域中,规训化权力的深层运作无所不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规训技术”渗透和弥漫在教育场域的各个环节.这些宰制人的微观权力通过时间、空间、身体的控制,以及层级式监督、规范化裁决、考试检查、扣分制度等规训技术形式加以展现.全景敞视化的结构性监视与权力执行技术的规范性监督构成了寄宿制学校的双重规训机制.在规训的教育框架中,只能塑造出缺乏理性和创新精神的“驯顺的肉体”以及“听话的灵魂”.     

教育场域的权力合谋与失衡：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双重境遇分析

当前，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存在冷热双重境遇，不利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本文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指导，认为场域内权力的合谋和失衡是造成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双重境遇的根源，提出政府为场域内弱势行动者增权，促进场域权力平衡，推动社会工作专业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利益协调机制探讨

区域公共物品供给是其效益覆盖范围内的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博弈的集体选择结果。目前,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纷纷表现出相异的利益追求:地方政府追求的更多是地方利益;企业组织主要追求实现利润最大化;非政府组织主要体现政府或自身的利益需求。因此,以区域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协调区域内不同地方政府、企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不同利益追求,显得十分重要。具体说来,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设服务型的地方政府,促使地方政府追求实现区域社会公共利益;二是培育企业组织的社会责任,促使企业组织维护区域社会公共利益;三是提高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治理能力,促使其更好关注区域社会公共利益。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探索及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广泛嵌入国家的行政组织体系及治理实践,正驱动政府治理朝着行政决策自动化、公共服务精准化方向转型,同时诱发出权力技术化与技术权力化的双重风险。“算法黑箱”与“算法歧视”的科技异化,导致权力监督与权利保护难题。“算法权力”的异军突起与“技术依赖”的日渐形成,亦挑战政府监管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地位。以算法公开、权利保护以及技术补充为代表的既有规制路径,因存在整体性欠缺、保护强度偏低、治理弹性不足的局限,难以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风险。未来,我国有必要通过治理理念规训算法逻辑、合理配置算法解释义务,以及保持人类理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跟进,促进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治理现代化。     

全球海洋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基于实证的研究

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凸显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价值。既有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广泛地承担海洋研究与管理、政策游说、产业发展与治理能力建设以及公众教育等工作,并已成为实现全球海洋“善治”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两种路径,非政府组织活动同国家及国际组织形成了协同与监督并存的互动模式,深刻地影响全球海洋治理的走向。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时,应当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警惕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趋势和“垄断”现象对国家海洋权益的威胁,着力发展适于我国现实的“公私协同”海洋治理模式。     

构建社区共同体：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路径思考

作为连接政党、政府、社会、民众的重要桥梁，社区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场域，也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应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社区成了主阵地，激活了潜藏于社区以及社群中的各种社会力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了社区治理的不足和短板，如居民的公共责任感不强、自治意识缺乏，社会空间让渡不够、社会组织培育不足等。为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要不断审视与检视问题短板，汲取实践经验，积极构建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区共同体。在谋划上要内嵌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方式上要超越“行政化”与“去行政化”之争，在文化上要增强居民的公共责任感与社区人文关怀，在技术上要以智慧社区建设实现更加科学精准高效的治理效能。     

论政府的理性与社会政策面向

当前,我国日渐成熟完善的市场与日益扩大的政府干预产生了“共生现象”,而市场与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政策主体面向尤为关键的问题。本文认为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实质是资源性配置的问题,如果我们无视政府功能的限度,政府必然失灵,也必然不能真正消除政府失灵。我们目前不能也没有必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选择,更没有必要争议“纯福利”还是“准市场”的价值体现,我们必须重申“政府理性”,也必须尝试一种新的社会政策面向,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功能组合。本文认为政府理性就是一种公民社会路径下的政府公共理性。面向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据此做出的社会政策面向。就是说,政府除了面向商业部门购买服务而发挥市场的力量之外,需要所谓“视界向下的革命”,不断拓展社区面向和非政府组织面向,从而实施有效的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     

国家政权建设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变迁(1911-1935)

本文从国家政权建设视角探讨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的变迁。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通过政权更迭取得了承袭公有土地的合法性,并用法律规章明确划分出官产,以区别于私有产权。广州市政厅成立后,为了明确省、市政府在税收中的权限范围,提出“市产”之名,在市区范围的公有和共有性质的产业随之都被纳入“市产”的范围。通过铺底登记,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实现了对双重产权的管理。最后,政府通过设立土地局进行土地登记,以实现私有土地的产权确认,进而征收土地税。至此,现代国家政府与民众在土地事务上重新确立了契约关系,城市土地产权管理体系初步确立。     

论社会治理原理与原则

社会治理时代正向我们走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在后工业化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我国多质态的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还将历时态与共时态地长期并存,同时呈现以政党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三位一体的“独家管理”为主、社会自理或自治、合作或共同管理、相互管理或相互治理的多种模式。社会管理或治理主客体的二重性,往往使得原生性主体缺位,派生性或衍生性主体越位,形成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主客体之间的不对称、不对等的互动互补趋势。这种趋势必然要求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治理。     

英美日公益信托社会的发展现况与比较分析

公益信托是以慈善、文化、艺术、宗教或其他公益性质为目的的信托模式,因公益信托具有设立手续弹性简便与营运成本低的优点,较容易引导大众支持参与。但现阶段的非营利组织面临着同构型的机构募款竞争以及企业界对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包装竞争,导致发展空间处处受限。本文先以老牌信托王国的英国开始探讨公益信托事业的历史演变,再参酌重视资本运营效益的美国模式,最后以信托业融入东方社会价值观的日本进行比较分析,借鉴国际公益信托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运作手法。相对于中国公益信托事业还处于萌芽阶段,除了不具英国有庞大民间财力可左右城市开发政策之外,加上人民过度依赖政府、信托法令不周全、中央地方政策冲突、领导过于重视经济开发、企业社会责任淡薄、非营利管理人才欠缺等等都让公益信托事业无法深入民心。因此本文以第三部门为视角,探索除政府、企业职能之外,对自然环境与文化资产保护该如何协助政府对公共利益观念的落实并因此创造可观的文化观光财。     

北洋政府时期的查禁文学与文学发展空间

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包括艺术）的事件,从档案资料和有关报刊资料记载中发现的重大案例有14起。被查禁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所谓＂不良小说＂,包括＂宗旨乖谬＂和＂词义淫邪＂者;另一类是所谓＂思想偏激＂的作品。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的意图和目的主要是所谓＂通俗教育＂,即针对一般民众的社会道德风俗教育,其中也有抑制新思想新观念的企图,但那一时期政治没有把文学完全当作工具的意图,政治对文学没有进行奴役的打算,政治对文学的介入不是十分急迫,加之北洋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相对松弛,对文学和文化没有完全控制,因而在客观上形成了20世纪初期文学自由发展的较大空间。     

政府的规范目的：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

现实中的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未必是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者,但在规范意义上,政府应当追求公共利益。政府合法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政府应当追求公共利益实际上也就设定了政府的行为边界。政府的权力应当是有限的,只能将其行为严格限定在与社会公共事务有关的领域。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努力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为他们提供优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公共利益。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定位研究

根据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历史经验教训 ,国有企业由于政府目标的多元性、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高度不对称性 ,决定了国有企业的弱竞争性。但是国有企业在满足公众公益性需要、政府政策调控、自然垄断行业以及涉及国家安全保障领域等方面具有非国有企业难以替代的作用。此外国有企业可以利用政府权力聚集优势资源 ,在加入WTO的今天有利于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在经济转型时期 ,国有企业还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控制制度变迁进程的作用。     

建设世界城市:北京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北京提出的建设世界城市发展目标,既是北京城市发展迈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要求,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中国今后参与全球化的需要。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将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针对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应对之策,即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构建首都大都市圈管理新体制,建设国际金融之都,打造各具特色的功能区、重点打造CBD功能区,加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升首都软实力等。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的中国逻辑及其治理——一种基于网民视角的分析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是全球风险社会下中国社会结构紧张长期诱发的结果。处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中的普通网民,不单是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发动主体,更是中国经验最为直接的感知者,因而,从普通网民视角探求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的中国逻辑具有合理性。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形成,体现了网民“理性”和“非理性”言论相互交织的特点,在逻辑上具体包括利益表达逻辑、逼迫回应逻辑、群体极化逻辑、抗争动员逻辑以及情感宣泄逻辑等;在治理上,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坚持利益共享、制度表达、公信修复、信息公开、网络盟友、话语引领及真诚沟通等原则,这才是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标本并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