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谈判的困境与展望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所有国家和团体共同应对,国际气候谈判应运而生。谈判充满矛盾、挑战和博弈,尽管形成了减排温室气体的共识,但仍有＂搭便车＂现象,谈判一度陷入＂囚徒困境＂,存在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冲突。国际气候谈判受到气候、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中,应当寻求国际合作,民主协商谈判,尊重国家主权,借鉴天下理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气候变化与国家利益博弈的哲学思考

当前,气候变化渐趋引起国际社会的重点关注,并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的政治、经济焦点之一。各国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益共享成为各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基础和底线,也是国际立法操作性的砝码。若综合而前瞻性地看,气候问题的继续升级将打破国家间政治冲突之壁垒,世界各NA~-Jk-会更大程度地力促合作,趋向于“大同”治理。     

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的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外交应对

当前,国际社会在缺乏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把一些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灾难的诱因简单地归结为气候变化,尤其是把一些军事性冲突武断地归因于气候变化,夸大气候变化的安全含义。一些西方大国是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试图给新兴发展中大国贴上全球气候安全破坏者的标签,借机为推动安理会对新兴发展中大国采取干预和遏制措施寻求法理依据。中国必须重视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敏锐把握西方大国政治观点的理论漏洞并坚决予以驳斥。在气候变化与武装冲突的关联性方面,当前国际安全学界的科学研究总体上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中国的气候外交中,要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加强观念沟通,阐释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的理念;进一步加强安全共同体意识,加强南南合作的力度。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     

ANT理论视角下的绿色气候基金组建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分析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相互博弈而动态构建的异质网络过程。在绿色气候基金组建过程中,各方通过博弈,或用本国语言来表达别国利益,或成功转译别国利益,或本国利益被他国转译,体现了行动者网络中各行动者为达成整体目标利益而进行的复杂协调,从而维护整个联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恰恰是转译模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转译模型为基础,各方达成共识,完成利益转译,实现联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协商与妥协,同时积极寻求客观公正且富有社会和政治激情的联盟代言人或代言团体,正是绿色气候基金各成员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要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技巧性地转译别国利益,尽可能多地吸纳同盟者,并设法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网络代言人。     

气候安全的作用机制、风险评估与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气候风险的溢出性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竞争与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跨国扩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两大概念入手,遵循“后果—影响—风险”的逻辑链条,构建气候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发达国家率先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不能适应气候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水平,应当加强针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与管理,结合气候风险特征完善区域气候安全治理路径,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制定并完善气候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框架,通过气候外交与大国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共同体。     

试析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国家集团及其影响

国际气候谈判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谈判中 ,不同的国家及国家集团发挥着各不相同的作用。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到国家利益 ,因而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合作中既有南北矛盾 ,也有发达国家间的内部分歧 ,发展中国家集团也出现了分化趋势。文章指出 ,发达国家率先采取实际减排行动是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前提 ,也是化解南北矛盾与分歧的一种有效方式。作者认为 ,各国家集团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做出某种“妥协” ,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共治民主：应对气候变化的民主模式初探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特殊的公共领域。为应对气候变化,民族国家和国际政治都已经悄然发生并将继续发生调适性变化,这就是共治民主的形成。在这一人类活动领域,无论聚合民主还是协商民主,抑或一种局限于二者之中的参与民主概念,都不敷使用。共治民主是利益相关各方共同合作或自主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它是共治定向的而非共识定向的;它是合作的,而非博弈的;它是社会的,而非政治的。     

文明冲突论与先进文化建设

文明冲突论昭示了当代世界发生的文化冲突无不直接或间接体现出国家或民族经济政治利益的主导性。文化冲突的实质是文化的民族性冲突和文化的时代性冲突。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明的冲突”的深远影响,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努力实现中国当代文化的世界化。     

有关国际化的若干理论问题

有关国际化的若干理论问题王文元一国际化的概念与内涵国际化是人类社会打破国家与民族界限，持续地、全方位地拓展合作范围的趋势。古代的雅典与罗马曾经是各国进行合作的交汇地。唐朝的长安更是让许多东西方国家心往神驰的国际圣地。当时的这些城市都称得上“国际城市”...     

《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的俱乐部模式及其功能和风险

气候俱乐部是国外常年关注的气候合作方案，但很少有人直言俱乐部式治理能否创新性补充和完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多边体制。规范型、论坛型、联合行动型等开放包容型俱乐部较能保障政治可行性、制度合法性，可缓解《巴黎协定》“大而弱”所导致的治理规制困境，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增效，但分别存在沦为空谈、大国操纵、透明度低的风险。封闭排他的布坎南俱乐部政治可行性和制度合法性都比较低，制度设计要求高，较难建成，并存在背离多边规则、与协定相冲突的风险。总体来说，俱乐部式气候治理或能成为协定和公约框架的有益补充，但需警惕其弱化“共区”原则的风险，避免其沦为发达国家弱化和逃避气候责任的迂回手段。从引领气候治理和应对国际气候政治变局的角度出发，中国有必要关注俱乐部式气候治理，对开放包容型俱乐部保持开放态度，积极参与和创建；对封闭排他型俱乐部保持警惕，有所防范。     

气候变化对中东的复合安全威胁及其应对

中东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十分脆弱，全球气候变化作为长时段和结构性的变量，对中东国家造成“复合型”的安全挑战。沿着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国家稳定与安全的光谱，气候变化逐渐由低政治的环境安全问题转变为高政治的安全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机制呈现出从直接到间接的转化，形成气候—干旱—社会矛盾加剧以及国际水源争夺两种主要作用机制。中东国家普遍加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承担相应的气候责任，着力推动减排去碳，发展清洁能源，增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但中东作为主要的化石能源产地，尚未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资源受限，面临着兼顾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进程与能源转型的两难处境。这需要平衡两者关系，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防止引发新的危机。     

论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内部机制——以国际气候谈判立场为分析起点

气候谈判问题正逐渐演变成一场气候、经济、政治等利益的多重博弈。在松散的组织和复杂利益下,传统阵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阵营的破碎和重组必将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一股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力量,研究其联盟内部的差异性对于当前中国扭转在气候谈判中的被动性,争取更多的国际合作的力量有着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对小岛屿国家联盟内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地缘政治情况和不同的对外贸易情况进行归类,明确不同类别国家的不同立场,进而提出中国相应的应对策略。     

气候变化冷思考

气候变化事关每一个人,人们有权利听到“不同的声音”,以确保正确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气候是否在变暖？气候变冷说和气候不变论都是对气候变暖的质疑,科学界内部对气候变暖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气候稳定是否存在？人们试图实现的可能不是稳定的气候,而是人们所熟悉的气候。气候变化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相对于自然界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言,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微不足道,把可能的气候变暖归咎于人类活动是武断的。人类活动总是消极的吗？只有将自然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进行对比研究,才能得出具有实质意义的结论。气候变暖一定是坏事吗？如果气候变化的收益远远超过损失,那么气候变化或许会是一件好事。是否一切负面问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很多事件与全球气候变化趋势没有必然联系,气候变化与农业、公共健康和生物多样性没有直接关系。科学家、政治家和其他学者将各类负面事件归咎于气候变化,其原因很可能是为了实现气候寻租,谋取经济利益,争取国际发展权。神学家们特别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因为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危机使旧宗教与气候变化的新宗教结成了联盟,人们因排放温室气体而犯了“气候罪”,这是人类新的“原罪”。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域下网络突发事件的治理研究

借鉴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传统国家管理理论进行创新解读,认为网络突发事件的治理应在坚持法治的大前提下,以形成网络自治的理想局面为期许,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的利益以合作、竞争的方式共同参与治理,推进治理过程的民主化。对多中心理论的创新认识和实践领域的合理、合法地运用,为国家治理寻求新的路径,为网络突发事件的治理提供新的视角和模式。     

气候正义诉求下的气候伦理原则

气候变化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亡和灾难,它要求人类对此作出伦理回应。回答不了气候正义的问题,国际范围内的合作就难以展开。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表达了气候正义诉求的气候伦理,为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提供价值的引导。在商谈应对气候变化时,我们需要将不伤害原则、公平原则和知情同意原则作为气候伦理原则应用其中,同时就气候正义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并将这种原则贯彻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计划中,才有望在国际层面展开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产生的不利影响。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     

秩序内外的正义情境

从词源上看，正义最初是指向某种神性秩序。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政治国家，正义也朝向日常政治生活的规训转变，但这种转变并未消解其作为整体性或基础性的秩序意涵。在这种转变中，政治生活或经济生活中某个个体或群体借由某种权利介入秩序运行之中，正义转变为对实存秩序的反抗，并在与秩序的冲突中呈现出自身的张力。在现代社会之中，秩序内外的正义冲突实质上是个体之“权利”与政治国家之“权力”之间的冲突。化解这种由人格化资本在政治秩序中所导致的“无主体”或“物主体”的社会秩序，需要以作为整体之个体来弥合“权利”幻想的碎片化，从而为正义实践塑造坚实的确定性基础。     

气候安全威胁美国的国计民生

本文通过在美国访问期间所作的《美国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的调查问卷》数据报告,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来分析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安全和间接安全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远不限于它本身带来的生态威胁,由其所产生的国际冲突、资源争夺和国际干预也对美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挑战。问卷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在中长期（至2025年前后）将会逐渐成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比较重要的因素,美国国内对于气候安全的共识将会逐渐加深。美国对气候安全政治化和国际化的重视程度日益深入,这会给未来美国参与全球气候谈判注入新的动力。世界各国应对美国的气候外交有所关切,并在合作中进行积极应对。     

日本民俗学研究概况

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类各集团共同生活中普遍具有的代代相习的社会事象。它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积淀 ,集中表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以及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征 ,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原动力。民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 ,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 ,当是在 1 9世纪。人们普遍地将英国人汤姆斯 ( William John Thoms)提出“民俗学”的 1 84 6年 ,视为国际民俗学运动史之发端。一日本有关民俗的记述 ,从广义上讲 ,可以溯源到记纪神话时代。《古事记》(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