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宋文人的生活视角看民族文化传承

生活方式是物化的文化认同,具有实践的文化品质.不同生活方式包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代表了当时人们的理想人格追求.唐宋时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唐宋诗词将诗词创作推向极致,以唐诗宋词为文化符号的唐风宋韵恰是唐宋文人的生活方式的显现.唐宋文人的生活方式更多呈现出的是文人的雅集活动,并与诗词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来的不仅只是一份“闲情”,这份“闲情”是有着厚重的文化分量的,是“东方文明”的“底气”所在.     

浓郁:《红楼梦》诗词的佛道色彩

《红楼梦》诗词，其意蕴博大繁富，其表现手法多彩恰切，其文化气脉贯通古今。而佛、道精神的有机融会，更使诗词具有了一种迷离神秘的色彩。曹雪芹深知，作为创作，应该吸收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化精华，融会贯通，再铸新品。在《红楼梦》诗词中，他不但批判地继承了中国的孔孟文化、楚骚文化、唐宋文化、元明清文化等，而且吸收了宗教文化，如老庄文化、佛教文化等，使其诗词在意象上具有“《山海经》的浑沌苍茫，在章法上具有《易经》的无穷变幻，在风格上则如同《诗经》中原始民歌那样纯朴清新”①。特别是他对道家“无用无为”、“自私快…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鹤意象

鹤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意象之一,历代文人常以鹤为喻,以象征君子与隐士,比附夫妻情笃、父慈子孝以及朋友情深,代表志士的宏大志向与人格追求,使之一成为一种道德伦常的载体,一种积淀民族思维与心理的文化符号.鹤意象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相沿承袭,并不断演绎与拓展,在中华民族浩瀚的文学星空中组成了一个多彩纷呈的鹤意象群.     

会心处不在远寻常中蕴艰辛——读《唐宋诗词语词考释》

唐宋诗词为中国文学中的瑰宝.但唐宋诗词中的诸多口语俗词却往往难以索解,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王瑛<诗词曲语辞例释>以及蒋礼鸿、郭在贻诸先生的著述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只是这项工作还远未结束.一方面仍有数量可观的语词末被前贤搜罗,一方面前贤著述也有千虑一失,故继续前贤的工作就显得非常有必要.魏耕原先生<唐宋诗词语词考释>(商务印书馆2006年12月第1版,以下简称<考释>)就正是在前人基础上努力拓进,并有可喜新发现的著作.……     

流动的意象水系:鹪鹩——从张华《鹪鹩赋》说起

张华《鹪鹩赋》与庄子《逍遥游》中鹪鹩意象的内涵存在差异,前者重在小而无用,而后者重在独立精神。差异的根源在于此意象在先秦儒道两家的不同渊源。唐宋诗文中,鹪鹩意象在先唐用法的差异上进一步延伸出了"仕进"与"归隐"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内涵,而后者经白居易中隐思想及宋代新儒学的改造,形成了"对日常生活进行诗性的审美观照"这一新内涵。     

“红杏出墙”意象考释——再论古典文学中“墙喻”的阻隔功能

"红杏出墙"是当今世俗生活中一个广为人知的俗语,它的意义指向非常明确,即已婚女子婚外情的象征。这个意象首先出现于中晚唐诗歌,诗人先是发现各种事物都有冲破围墙的迹象,后将视角集中到杏花之上。"红杏出墙"经历了"红杏"突破"自然之墙"、"礼教之墙"、"法律之墙"三个阶段。从唐至宋,有许多诗人都描写过"红杏出墙"的意象,到南宋,叶绍翁的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成为一个经典,影响了后来人们对此意象的理解。在唐宋诗词与元明戏曲中,虽然杏花意象逐渐有女性化倾向,但"红杏出墙"仍然只与生命与自由相关,尚未附着已婚女子情感出轨的意义,这一义项的转化是从明清小说的暗示开始的,到了20世纪才演化为一个有明确所指的俗语。从唐宋诗词的诗意创设到近现代的世俗混同,这一意象的意义转换成为传统文化品格降低的一个例证。     

市声:范成大诗歌声音描写的新开拓

对古典诗歌声音描写的既有研究大多围绕唐诗的抒情美学展开,注重论说"子规鸣""猿啼""疏钟""夜雨"等反复出现的类型化意象所具有的经典抒情内涵,研究范式较为单一。本文则以南宋诗人范成大为个案,试图展现宋诗在声音表现上的新开拓。以观照世俗生活的现实化描写为特点,范成大对"市声"这一与宋代城市形态及商业文明密切相关的新型意象进行了丰富的书写,深化了这一意象的情感内涵和象征意义。范诗观照现实的精神与亲近世俗的情怀使其诗呈现出有违传统诗歌意境的书写特点。而利用"梦"的心理机制对现实之声进行错觉式的呈现,则继承了北宋诗人黄庭坚所开拓的艺术模式,在唐诗"情景交融"式抒情美学之外,探索了利用声音表现内心世界的新形式,体现了宋诗自身的艺术特点。     

论古代文学中的萱草意象

萱草是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的植物意象。在古代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萱草意象酝酿出了丰厚的象征意蕴：一是忘忧,二是宜男,三是代指母亲。忘忧是萱草意象的基本象征内涵,它承载着社会生活与人文理想的深厚内涵;宜男意象也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萱草代母是一个较为后起的意义,在唐宋时期才出现并最终形成。这三者有着近似的起源,却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成为各自独立而深远的影响的文化符号,并共同构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萱草审美文化意象。     

论古代文学中的芭蕉意象

芭蕉是我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植物意象和题材。地域分布的局限和实用价值开发较晚导致芭蕉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比较迟,至东晋才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但在唐宋时期出现了相对繁盛的创作局面。古代文学作品从叶、花、姿态等多个角度全面深入地揭示了芭蕉丰富的物色美感,并将复杂而丰富的思想情感投射于芭蕉之上,透过芭蕉意象引发了文人凄苦愁怨、清雅闲适、佛性禅心等情感与情趣。     

唐宋牡丹诗词的主题嬗变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唐宋时期，牡丹玩赏之风日盛，以牡丹及牡丹玩赏活动为题材的诗词作品也大量涌现。唐五代北宋牡丹诗词，以赞美牡丹之美艳、歌咏牡丹玩赏活动之繁盛热闹者居多，只有少数篇章对于牡丹及与之相关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批判。中唐以后，牡丹渐成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的生命形态与文人士大夫的命运遭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藉歌咏牡丹以抒写人生感慨的作品频频出现。宋室南渡以后，牡丹诗词主题发生了深刻嬗变，家国之恨成为最重要主题，唐宋牡丹诗词因之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马理礼学思想简论

马理是明代中期关学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秉承张载“以礼为教”的思路,肯定“天秩之礼”,主张礼来源于天,探讨了合同时用与观其会通的原则,以及以礼修身成德和淑世教化的双重功能,对关学在明代的中兴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王宏撰理学思想初探

以王宏撰两次理学答论为主要线索，以理学范畴的逻辑先后为次序，分别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加以探讨，可以发现王宏撰理学思想之真趣。王宏撰理学之本体论属理本论。就理气关系而言，他认为“理气本一”，反对“理能生气”说。工夫论方面，着重探讨了王宏撰的“格物”论。其“格物”坚持朱子“即物穷理”说，反对“格去物欲”说。王宏撰是明代关学学人中既坚持朱子而又修正朱子的学者之一。     

李梦阳母高氏墓志铭释证

明代文学研究资料丰厚,学界对新出土的文献关注较少。李梦阳是明代著名文学家,综合其他文献材料,释证其母高氏的墓志铭,可以考见李梦阳文学复古思想的形成时间与高氏生年在墓志铭中被镌刻错误等问题,对全面、深入地研究李梦阳生平、文学思想及了解明代文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传统社会晚期以丧妻不娶为特征的义夫旌表

最迟到元代末年,义夫旌表已经开始用于指代丧妻不娶的男性。今可考证的此类义夫旌表事例始见于明初。明代义夫旌表制度尚不完善,旌表具有随机性。清代道光《礼部则例》首次明确义夫旌格,但明清民间对义夫的理解一直很宽泛。清代义夫旌表比明代更趋于严格和成熟,而旌表对象则以士绅为主。     

《桃花扇》中的桃花扇样式考辨

桃花扇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定情物,对其样式,学界一直有＂团扇＂、＂折扇＂之争。从明代开始,折扇逐渐代替团扇被广泛使用。《桃花扇》剧中有12出涉及扇子,其中5出为桃花扇。桃花扇当为折扇。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论方术文化对明清小说军师形象的影响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中,军师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而不容忽视的文学形象。需要把军师作为一种类型人物整体进行研究。小说中的军师在权属、级别等方面,已不同于历史上作为官职的军师,其形象最早可溯源到远古社会的巫师,受方术文化的影响又带有明显的术士特征。主题学理论的观照,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军师形象,也有助于对同类型人物的深入研究。     

冯从吾的关学思想建构

冯从吾是明代关学的集大成者.他一生以复兴关学为己任,具有自觉的学术担当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主动回应朱子学、阳明学,虽笃信良知之学,但能站在心学的立场上取长补短,援引朱子学的“主敬”工夫,吸收甘泉学的会通精神,继承张载关学的学脉学风,融会诸家而成自得之学.     

《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

明代纂修的历朝实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朝鲜的《李朝实录》与《明实录》属同一性质的官修史书。二者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 ,将之予以比较研究 ,有助于加深对官方史学活动的认识。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

明正德年间刊印的《大明会典》,因用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朝鲜评价的一句话,引起了朝鲜国王及大臣们的高度关注,他们针对这句话中的宗系和弑四王两个问题对明朝开始了长时期的奏辨活动。奏辨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和万历两朝。该活动以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宗系奏辨的内容后而告一段落。朝鲜王朝在这场奏辨活动中,不但得到了辨白的机会,也达到了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及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之目的。明朝对朝鲜的奏辨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在满足朝鲜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