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气候伦理对话：从分歧走向共识——第四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2014年9月21日至23日,第四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暨中英气候伦理与政策研讨会在英国雷丁大学和牛津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五组主题展开：代际气候正义与代内气候正义,气候贫困与消费者选择,平等与发展,国际法律与国际制度,新问题与新技术方案。此次会议对中英学者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增进了解、求同存异、寻找共识起到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学者参与国际气候问题交流与合作的水平和能力。     

生态文明与气候治理——第三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虽然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还存在差异,但普遍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绝对不容忽视,所有人均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次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围绕生态文明与气候治理这一主题展开,在科学认知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理性思辨应对气候变化的伦理基础及实现路径,合理定位气候治理对策与气候变化应对机制,有效融合能源战略、生态环境与经济的管理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代际气候正义中的历史责任沉思--兼与徐峰博士商榷

气候变化问题的生成既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也是一个不断地由地方性转向全球性的过程。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的后果。代际气候正义处理的是代际之间在气候资源配置与消费上的正义关系，主要包括前代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和当代人对未来人具有什么样的义务。在代际气候正义的历史责任认定上，“可原谅的无知”不能为发达国家或前代人的大气污染行为免责。因为“无知”不等于“不知”，“可原谅的无知”带来了责任认定上的契约主义，不利于贯彻代际气候正义原则。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依据在于“合理的谨慎”。原因在于引发气候变化问题的各主体都存着道义上义务---“合理的谨慎”，这是代际气候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则。人类必须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展开社会合作，“合理的谨慎”能够保证社会合作与社会发展的顺利实现；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风险的重要体现，“合理的谨慎”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理念；气候变化问题归责的立足点在于各方主体的行为，正是各方主体未能履行“合理的谨慎”义务，才引发了全球性的温室效应。     

气候政策成本效益分析的伦理批判

成本效益分析是当前反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理由，但成本效益分析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伦理问题。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气候变化政策不仅违背分配正义的原则，忽视人权，同时还忽视程序正义的原则。因此，在制定气候变化政策时，应在伦理的基础上确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仅仅将成本效益分析用于确定何种应对政策能够实现成本最小化。     

代际气候正义的陷阱

从气候伦理上看，代内正义是解决代际正义的前提。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谈判中，不断强调代际气候正义，实际上是要求所有当代人抛开历史责任共同减少排放。这隐藏着发达国家的一个“阴谋”：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无论是代际还是代内，分配正义的核心价值都要求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关照。气候变化产生的利益与损失存在着不平等分配。气候变化的受益者是否有义务向受害者提供补偿或援助，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伦理道德问题。     

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

当前，全球性气候变化进入非常时期，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充分把握国内和国际生态环境变化特点，创新性提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注入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天人合一”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践行多边主义原则，将打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中，为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保障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气候安全威胁美国的国计民生

本文通过在美国访问期间所作的《美国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的调查问卷》数据报告,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来分析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安全和间接安全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远不限于它本身带来的生态威胁,由其所产生的国际冲突、资源争夺和国际干预也对美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挑战。问卷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在中长期（至2025年前后）将会逐渐成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比较重要的因素,美国国内对于气候安全的共识将会逐渐加深。美国对气候安全政治化和国际化的重视程度日益深入,这会给未来美国参与全球气候谈判注入新的动力。世界各国应对美国的气候外交有所关切,并在合作中进行积极应对。     

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伦理责任评估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的任务,中国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伦理维度应对气候的变化》（EDCC）白皮书提出的八个伦理维度分析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承担的伦理责任,指出了中国特例下履行责任所面临的赔偿责任、开发新技术与新能源、国际国内参与、程序公平与正义等重大挑战,构建了中国政府、国内其他参与者及境外参与机构组成的多层次气候治理框架,提供了决策参考和建议。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     

“承诺”何以“兑现”：全球气候资金落实机制的建构因应

全球气候资金的供给和使用是各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基础。供资国和用资国在资金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不断深化,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有意推动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基金的注资和运作,但资金承诺落实路线仍不明朗。气候资金各方博弈表现为供资国和用资国之间的互动叙事。从价值共识、规则约束和国家利益的逻辑来看,全球气候资金落实的困境主要源于利益博弈失衡所致互信缺失。中国是《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重要缔约方国家之一,应当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并呼吁发达国家兑现供资承诺,履行供资义务。通过细化资金承诺不遵约情事程序,建立资金使用方效益评估机制,进而体现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责任本位和程序气候正义的价值诉求。     

多哈世界气候大会成果及其影响

多哈世界气候大会通过了“多哈气候之路”,延续了《京都议定书》,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启动了新一轮谈判以便制定2020年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框架,初步描绘了全球保护气候长期安排路径。多哈会议成果及其最终可能形成的长期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安排,将对未来碳市场、全球经济及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长期来看,多哈会议成果对中国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我国应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东南亚国家气候变化法律应对之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决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各领域通力合作,法律应对机制的构建必不可少。以往,我们常常将关注点放在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领域的基本问题研究上,而未真正对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进行认真剖析,找出其目前和未来发展阶段的不足之处,东南亚国家深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必须积极面对这一挑战。尽管有必要强调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但是东南亚各国也有必要提升＂道义责任理念＂,从自身法律完善做起,为温室气体的减排落实真正尽一份力。     

气候变化冷思考

气候变化事关每一个人,人们有权利听到“不同的声音”,以确保正确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气候是否在变暖？气候变冷说和气候不变论都是对气候变暖的质疑,科学界内部对气候变暖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气候稳定是否存在？人们试图实现的可能不是稳定的气候,而是人们所熟悉的气候。气候变化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相对于自然界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言,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微不足道,把可能的气候变暖归咎于人类活动是武断的。人类活动总是消极的吗？只有将自然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进行对比研究,才能得出具有实质意义的结论。气候变暖一定是坏事吗？如果气候变化的收益远远超过损失,那么气候变化或许会是一件好事。是否一切负面问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很多事件与全球气候变化趋势没有必然联系,气候变化与农业、公共健康和生物多样性没有直接关系。科学家、政治家和其他学者将各类负面事件归咎于气候变化,其原因很可能是为了实现气候寻租,谋取经济利益,争取国际发展权。神学家们特别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因为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危机使旧宗教与气候变化的新宗教结成了联盟,人们因排放温室气体而犯了“气候罪”,这是人类新的“原罪”。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气候危机根源性分析

基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研究与分析气候危机可以拓宽其研究路向。虽然许多人长期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抱有敌视的态度,但只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探寻到导致气候危机的真正肇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围绕这两大进路展开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逻辑的批判以否定其解决气候危机的能力,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观和宗教伦理的批判以澄明其反生态和伪正义的本质。可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为正确认识和解决气候危机提供了全新的思维范式和理论支持。     

我国国家赔偿法归责原则探析

国家赔偿制度在各国的建立与完善都是近期的事情,国家赔偿的核心问题是归责原则的确定,就是以什么标准确认国家对其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它是国家赔偿理论研究和实际立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确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关键所在。过错原则归责体系、违法归责原则体系及以公务过错为主、以危险责任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三个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体系。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是违法归责原则,这种归责原则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与不足,所以我国不应当继续实行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而是应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归责原则体系,该体系以违法原则为一般原则,以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和结果原则为特殊原则,各自适用于不同的范围。     

气候变化与国家利益博弈的哲学思考

当前,气候变化渐趋引起国际社会的重点关注,并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的政治、经济焦点之一。各国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益共享成为各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基础和底线,也是国际立法操作性的砝码。若综合而前瞻性地看,气候问题的继续升级将打破国家间政治冲突之壁垒,世界各NA~-Jk-会更大程度地力促合作,趋向于“大同”治理。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正义探析

享受工业化以及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益处的人往往并不是那些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最大的人,气候变化利益与负担的不公平分配正是全球正义的关注范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肇因是发达国家的累积排放,因此,发达国家对解决气候变化负有特殊的义务,这种特殊义务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使全球气候正义成为可能,发达国家就必须放弃＂以邻为壑＂的固有观念,将分配正义的共同体扩展到全球范围,建立全球正义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