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决策的伦理评估

实施决策的伦理评估,是管理和决策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决策伦理评估过程包括四个基本环节:确定利益相关者,分析利益关系变化;运用伦理规范进行决策方案的伦理分析;确定决策方案的伦理表现水平;根据"超越因素"对边际可接受方案进行评价。要提高伦理评估水平,必须健全伦理规范,建立标准工作程序,提高决策者的道德素质,创建良好的组织文化,建立决策伦理评估的保证机制。     

以伦理视角审视气候变化的意义

气候变化的本质是一个伦理问题。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人群引起的,但是受影响和伤害最大的却是世界上的弱势群体,气候变化对世界上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而言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气候变化的全球性特征决定了必须将其作为一个伦理问题来理解。以伦理视角审视气候变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任何国家在减排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伦理维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     

从意图伦理到责任伦理:中国政治伦理精神的嬗变

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政治伦理的两种类型.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生活践行的是意图伦理.本文分析了我国政治生活的意图伦理及其消极影响,简约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责任政治的成功实践和责任伦理的基本精神,并分析了促发中国政治伦理精神嬗变的诱致性因素.怂     

后京都时代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问题思辨——首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在德班气候变化会议召开前夕,举办此次学术会议意义重大。参加此次会议的大多学者都认为气候变化不是单纯的学科或单纯的科学认知问题,已演化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会上,学者们就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问题进行了探讨,并集中探讨了气候变化中伦理问题、经济社会管理对策的有效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或政策工具）选择与法律调控的相关内容等。他们认为,今后我们既需要从不同层面对气候伦理问题进行研究,也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体制、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具体政策选择、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法律制度的完善等方面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     

全球伦理与国际伦理

全球伦理是最低限度的伦理,具有最大范围的普遍适用性。国际伦理是指国家之间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交往性事务和活动时所应遵守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各个国家所认同的普遍性价值观和伦理观在国际事务中的具体运用。相对于道德呼吁和道德愿景式的全球伦理,国际伦理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国际伦理与全球伦理在伦理行为的主体、伦理发展的基础以及伦理调节的手段等方面有着严格的区别。     

实现全球绿色气候的路线图——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问题是国际气候制度领域一个崭新的重要议题,它直接决定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切实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能力和程度。用法律手段保障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我国不断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综合能力的必然选择。我国应当以全球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法律保障的国际法依据为基础,结合我国相关能力建设的基本国情及其法律保障的现状,尽快构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     

中国公共权力的伦理困境和责任伦理的自觉

新世纪的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要求行政伦理协同进化,而这种转型的脱节尚未克服,公共权力异化现象严重,行政伦理失范的治理成为当今行政的重要内容。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法治建设刍议

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第四部分提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治建设,要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作为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纳入立法工作议程.     

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的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外交应对

当前,国际社会在缺乏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把一些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灾难的诱因简单地归结为气候变化,尤其是把一些军事性冲突武断地归因于气候变化,夸大气候变化的安全含义。一些西方大国是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试图给新兴发展中大国贴上全球气候安全破坏者的标签,借机为推动安理会对新兴发展中大国采取干预和遏制措施寻求法理依据。中国必须重视气候变化问题过度安全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敏锐把握西方大国政治观点的理论漏洞并坚决予以驳斥。在气候变化与武装冲突的关联性方面,当前国际安全学界的科学研究总体上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中国的气候外交中,要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加强观念沟通,阐释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的理念;进一步加强安全共同体意识,加强南南合作的力度。     

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以来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研究综述

法律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德班世界气候大会提出了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法学研究者在温室气体减排、限排和封存方面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国内外能源法的比较研究、依法监管碳排放权与温室气体排放、探索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的相关法律以及发展低碳经济等领域。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我国学者认为应加强法律建设,提高应对能力。此外,我国学者还就气候变化对海洋、航空等方面法律提出的新问题进行了探索。     

浅析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作为世界第四大温室气体排放实体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始终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一种超脱于主流的立场,对发达国家要求其接受约束性排放限制嗤之以鼻。许多发达国家纷纷指责和抨击印度,称其拒绝承担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国的应尽责任,在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最终减排协议上设置障碍,以及反对以市场机制实现技术和资金支持的国际努力等。本文通过分析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从气候变化对印度的影响、印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原则、国家政策的实施等方面入手,探究印度坚持强硬态度的根源,寻找中印在该领域展开深入合作的可能。     

“他者”与气候变化问题伦理学的基础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各种政治较量和利益权衡中正逐步遮蔽其深层次伦理关切,导致了各种决策、理论的功利性和盲目性。作为＂他者＂的伦理关系始终没有出现。梳理西方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传统和现代＂他者＂思想,将为理解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思想渊源,探讨当今气候变化问题涉及的伦理学问题提供基本线索。     

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传播体系

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传播体系基于以受众为中心的环形互动的科学传播模式,由科学传播者系统、传播渠道系统、传播内容系统、传播受众系统和传播效果检验系统等五个子系统组成。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传播体系,应提高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和社会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扎实推进传播基础能力建设,加强宣传普及工作,发动全社会广泛参与。     

代际气候正义的陷阱

从气候伦理上看,代内正义是解决代际正义的前提。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谈判中,不断强调代际气候正义,实际上是要求所有当代人抛开历史责任共同减少排放。这隐藏着发达国家的一个“阴谋”：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无论是代际还是代内,分配正义的核心价值都要求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关照。气候变化产生的利益与损失存在着不平等分配。气候变化的受益者是否有义务向受害者提供补偿或援助,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伦理道德问题。     

共治民主：应对气候变化的民主模式初探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特殊的公共领域。为应对气候变化,民族国家和国际政治都已经悄然发生并将继续发生调适性变化,这就是共治民主的形成。在这一人类活动领域,无论聚合民主还是协商民主,抑或一种局限于二者之中的参与民主概念,都不敷使用。共治民主是利益相关各方共同合作或自主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它是共治定向的而非共识定向的;它是合作的,而非博弈的;它是社会的,而非政治的。     

气候变化与中国水安全

气候变化带来了与水有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温度、降水量、暴雨频次、海平面高度、台风频次、河川径流、干旱灾害的频次、冰川雪盖和湖泊面积、湿地面积等方面的变化上。气候变化影响防洪、供水、水利工程以及水生态的安全。因此,必须要发展水利,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强水土保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支持低碳经济。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几个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气候变化已经从自然科学所面对的问题转而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国际斗争问题,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对待IPCC报告及其他不同意见。坚持＂节能减排＂的国策,大力降低能耗,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在国际上,我国必须力争应有的排放权和发展权。必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哲学反思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时代关注的热点问题,考察这一问题不能离开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联系,所以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必须同时站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辩证统一的立场进行讨论与研究,由此才可全面理解气候变化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和不科学的价值观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     

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研究

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的交互作用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意义重大。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国际贸易对减缓气候变化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气候变化可能会改变国际贸易的格局和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影响国际贸易的运输链。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我国应充分认识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复杂关系,采取相关措施,关注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关系研究的新热点。